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钟鸣律师事务所接受B诉A侮辱罪一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A的委托并指派王乐平律师担任其二审辩护人。
辩护人经约谈A与阅卷了解案情，现发表总的辩护意见如下：
没有证据证明A实施（2021）苏0404刑初...号判决书认定的第二次脱、掀B上衣的行为；
A实施的第一次行为不构成侮辱罪。
一、没有证据证明A实施第二次脱、掀B上衣的行为（以下简称“A实施第二次行为”）。
依据（2021）苏0404刑初...号判决书，法院认定A实施第二次行为的证据仅有证人证言：即证人C、D的证言。两者证言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一）行政程序中收集的C、D的证言不得作为刑事案件的定案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该规定没有包含言辞证据，对该规定进行反面解释，应该认为，行政机关收集的言辞证据是需要在刑事立案后按照刑事诉讼的办案程序重新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五条与最高人民法院第972号指导案例的观点也支持该说法。
另辩护人强调，刑事诉讼包含自诉案件，自诉案件刑事立案后，人民法院完全有能力重新收集，比如强制证人出庭。
（二）C、D的证言指向A实施第二次行为存疑。
1、C的证言与E的证言矛盾。C的证言提到：A在脱掉B衣服后，先是自己拉A，后A的母亲（即证人E）将A拉开。而E的证言提到自己对发生在小广场的事不知情，即E并不可能在A的第二次行为后将A拉开。
2、证人F在一审判决书认定的“A实施第二次行为”前就在小广场上打太极。就时间点和距离而言，F是除当事人以外最接近本案事实的人，但F并没有看到A实施第二次行为。
3、D的证言与G的证言之间存在无法印证之处。D的证言提到，其下楼后看到了G,并让其管管这事，而G的证言并没有提到A实施第二次行为。
4、C、D的证言均提到“某小区6幢前面小广场旁边的小路上”，但并未进行辨认，2幢和3幢之间的路（即A实施第一次行为的地点）也可理解为小广场旁边的小路。
（三）C、D的证言仅提到掀衣服而未提到脱衣服，其中D明确表示“但衣服没有完全脱下来”。
二、A实施第一次行为不构成侮辱罪。
（一）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A有脱B衣服的直接故意，更无脱B外面的衣服后造成其赤裸上身的直接故意。
2020年5月28日上午，A与B因婚姻问题引发纠纷，纠纷带来的结果体现在对财物处理（扔东西、拿东西、抢东西）而非人身攻击上，换句话说，A并非为了脱B衣服而脱其衣服。另，B上诉状载明“被上诉人(A)在第一次使用暴力手段将上诉人的睡衣强行扒下后，明知上诉人(B)里面未着内衣”，作反面解释，A实施第一次行为前不明知B未着内衣，并无造成B赤裸上身的直接故意。
（二）虽A有体力优势，但并未实施足以压制B反抗的暴力行为。两人因财物问题互相争夺拉扯，A也在拉扯中被脱掉上衣。
（三）依据监控视频和一审判决书的认定，B裸露胸部时并没有居民在现场围观，客观上不符合侮辱罪规定的“情节严重”。
辩护人：王乐平
江苏钟鸣律师事务所律师
2021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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