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 | 第四届土耳其研究共同体年会暨青年论坛综述

开幕式由北京语言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寿慧生主持。他表示，今年年会是共同体首次全程线下举行，对共同体意义重大。他对全体参会者表示感谢，希望参会者能够坚持研究土耳其，深度挖掘自己的研究领域，为未来的土耳其研究贡献智慧和力量。

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兴在致辞中表示，这一年来，国际局势发生了不少出乎意料的事件，世界仍处于大变局当中。土耳其国内也出现了执政党在地方选举中失利的结果，政府的经济政策没能取得预期效果，通货膨胀率仍居高不下，埃尔多安政府面临执政危机。但同时，为应对国内国际局势的变化，土耳其政府仍然积极应对，地区影响力提高。

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杨晨代表中心主任郭长刚教授进行了致辞，他在总结国内各位土耳其研究专家的观点基础上，围绕“如何看待土耳其”、“如何看待中土关系”、“如何做好土耳其研究”等三个问题谈了自己对土耳其、对土耳其研究的若干认识，并同与会的青年才俊共勉，为提升国内土耳其研究的水平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浙外中心副研究员张荻老师围绕《土耳其非制度性政治参与问题研究》进行了发言，她首先阐释了政治参与与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内涵，然后对土耳其建国百年来的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历史进行了梳理和阶段划分，最后总结了历史发展中的变化与规律。

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杨晨老师以《土耳其政党政治格局的新变化——以2023年大选与2024年地方选举为例》进行分享。他表示，2023年总统选举与2024年地方选举结果预示着土耳其政党政治格局的新变化。2023年选举显示出土耳其社会极化现象愈发严重；土耳其民族主义情绪持续高涨；埃尔多安的执政基础仍较为稳固。而2024年地方选举中，反对党取得大胜，对执政党来说不亚于一场政治地震。当下，埃尔多安面临着重振土耳其经济、应对反对党挑战、解决正发党内部问题等重重挑战。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忻怿老师以《试析土耳其对外军售的内容、特点与影响》为题，分析了作为新兴中等强国, 土耳其基于相对坚实的制造业基础与奋发有为的对外战略, 在后冷战时代逐渐成为西亚地区重要的对外军售国。土耳其对外军售服务于其周边战略和 “泛突厥主义” 外交, 成为埃尔多安政府扩展地区影响、 实现地缘抱负的有力砝码。基于韩国、 乌克兰等国技术援助, 土耳其相关武器装备发挥出特定的非对称作战效能, 在纳卡冲突、 俄乌冲突等地区危机中扮演了 “游戏规则改变者” 的角色。土耳其军售范围突破西亚, 走向北非、 东非乃至东南亚、 东南欧。受土尖端制造业能力局限、美土关系等牵制性因素影响, 土耳其对外军售的潜力与未来效果存疑, 但依旧不可低估, 特别是其弹道导弹研发和外售计划以及无人机外售行为服务于土耳其中等强国外交实践, 将深刻冲击地区格局。

浙外中心助理研究员姚凌葳就《土耳其的经济走廊与地缘政治》做分享汇报，介绍了经济走廊的发展得益于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但同时，经济走廊往往由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项目组成，有时会打破原有地缘利益结构的平衡，从而引发地缘政治风险。近来，地缘政治“回归”成为热门话题，乌克兰危机、新一轮巴以冲突等意外事件频发导致地缘政治挑战突显，对欧亚大陆的经济走廊造成负面影响。经济走廊的多样化对于降低供应链中断的风险至关重要。本文介绍了土耳其“中间走廊”、土耳其和伊拉克“发展之路“项目的提出、内容、机遇以及风险。从土耳其的经济走廊出发，可以看到地缘政治回归背景下，发展依旧是土耳其乃至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诉求，打造更快、更便宜、更绿色和更安全的贸易走廊成为主要目标，同时土耳其乃至中东地区的外交战略自主伴随经济联系多元化正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毛星星以《正义发展党的民粹主义政治动员机制分析》为题，阐述了正义发展党自上台以来执政二十载以来遇到的危机和困境，他认为，正发党屡次化险为夷，稳固其执政党的地位，并逐渐集中权力，渐有威权化倾向。这些和其政治动员机制是分不开的。而正发党的政治动员机制最大的特点便是民粹主义动员。民粹主义需牵涉大量民众，而正发党每每转危为安，巩固地位几乎都得到了大部分民众支持。这其中的奥秘引人探索。故本文从弗洛姆大众心理学角度分析正发党树立权威主义、利用民众机械趋同和消极自由态度。正发党运用意识形态和实用主义动员策略巧妙地把握了大众心理，将政治动员机制发挥出不小的功效，帮助正发党巩固地位、度过危机。

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硕士生郭鑫根以《土耳其应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动因及挑战》为题，探讨了伊斯兰恐惧症的历史渊源。他认为，在土耳其的视野下，伊斯兰恐惧症的影响涵盖历史与现实双重维度。为了应对与日俱增的伊斯兰恐惧症，土耳其采取了“两轨并行”、“多措并举”的应对策略，即在现实层面运用双边外交、多边外交和常态化外宣等手段，在意识层面强调国家形象与软实力。作为穆斯林大国，土耳其打击伊斯兰恐惧症是基于土耳其的国家利益、正发党的温和伊斯兰属性和伊斯兰的历史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考量。在此过程中，土耳其也面临着伊斯兰恐惧症本身的复杂性和外延性、刻板印象深入人心、其它伊斯兰国家阻碍以及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等方面的挑战。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硕士李卓兰以《中东社会运动中跨意识形态联盟的形成——土耳其格兹公园事件及其比较》为题，探索这种联盟的形成机制以克服传统文献的不足。并提供一个以“广场”概念为核心的分析框架，来解释跨意识形态联盟的形成机制，并阐释这种机制在社会运动中的关键作用，尤其是在今天以新媒体为主要沟通方式的社会环境中推动大规模无领袖动员的作用。她通过对2011年期间以及之后中东抗议活动中跨意识形态联盟的案例梳理，她重点分析跨意识形态联盟的形成过程中的共同媒介——“广场”。“广场”既包括以城市公共广场为核心的“实质广场”，也包括互联网构建的、以社交媒体为核心的“虚拟广场”。通过发起对话、提供平等对话的机会以及加强群体连结，两类广场都能帮助异质性群体弥合意识形态分歧，实现共同目标。

西安外国语大学土耳其语专业学生刘苁茵以《从梅乌拉那·鲁米到土耳其的梅乌列维苏非道团——苏非主义的土耳其化》为题，探索了苏非主义在土耳其人的伊斯兰信仰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她认为，梅乌列维道团（Mevlevi Tarikatı）是在土耳其影响力最大、传播最广的苏非道团之一。该道团的创立者是胡萨梅丁·切勒比（Hüsameddin Çelebi）和苏丹·韦莱德（Sultan Veled），但是其思想起源是著名的波斯诗人梅乌拉那·鲁米（Celaleddin Mevlana Rumi）。鲁米是用波斯语写作的诗人，其思想根植于中亚、波斯的文化传统，然而鲁米却逐渐成为土耳其人最喜爱与欢迎的思想家和诗人，其思想有一个显著的被后人“土耳其化”的过程，本文将探讨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研究鲁米的学者非常多，但鲁米最重要的思想遗产之一梅乌列维教团却相对受到忽视，在土耳其以外很少受到关注，在中国甚至没有统一的译名。不过，恰恰是因为梅乌列维道团，鲁米的思想才得以在土耳其广为传播，以至于在今天鲁米被当做土耳其“本土的”思想家。本文所关注的鲁米是后世建构、衍生出来的作为“土耳其本土思想家”的鲁米。有关鲁米本人生平事迹的讨论并非本文关注的重点，本文的核心问题是鲁米如何成为了一个“土耳其的思想家”，这也就自然引出了对梅乌列维道团这一鲁米最重要的思想遗产的研究，正是这一道团对鲁米思想的“土耳其式”阐发、论述与解读决定了今天土耳其人对鲁米本人的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郑思达以《土耳其代际关系演变与产业结构变迁》为题，讲述自20世纪50年代土耳其工业化进程加快以来，土耳其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表现为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与劳动力生产资料分配滞后之间的矛盾，引发了代际关系的深刻变革。他基于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代际关系理论，从土耳其产业结构变迁中的生产要素属性变化、劳动生产方式转变、人口地域流动等因素出发，围绕代际关系结构中的社会功能属性、家庭权力特征以及成员角色定位展开研究，认为传统经济关系中劳动力与土地的深刻绑定关系逐渐削弱，形成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代际之间以土地为媒介的联系就此消解，转变为以产业部门为媒介的经济联系，代际关系从传统大家庭模式向核心家庭模式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曾敬诚以《埃尔多安时期土耳其货币政策嬗变评析》为题，阐述了在2022年以来美国新一轮联邦基金利率上调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爆发后，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价格稳定和其他宏观经济表现受到不同程度影响。他认为，土耳其根据过去的做法制定了当前的货币政策框架，可以将其划分为2002-2005年的探索期、2005-2018年的转型期和2018-2022年的动荡期。自2022年以来，考虑到顽固的通货膨胀导致的经济波动和社会问题增加了其治理难度，土耳其的货币政策组合，包括利率执行、本币优先化和其他加强公众预期的措施，被评价为“有效但不可持续”。土耳其货币政策实践作为一个紧密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以对抗通货膨胀为目标的降息方面，如果没有里拉化战略或其他支持，就无法正常运作。土耳其部分货币政策实践举措符合公认的金融理论，通过一个简单的沟通框架来减少不确定性，从而度过了危机。然而，由于成本高昂的政策组合很难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常维持，当局在2023年大选获胜后很快将其趋势转变为加息以应对通货膨胀，这意味着经济问题的政治化和经济政策的工具化。土耳其的情况及其政策特点和效果，可能对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具有启发意义：政策工具箱不仅仅是利率；公众认知远比统计数字重要；应考虑到国际环境背景。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何朝晖以《未完成的发展：“土耳其模式”与韩国“汉江奇迹”对比研究》为题，分析了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土耳其与韩国相继在经济现代化的道路上取得的巨大成果，他以韩国创造的另世界为之震惊的“汉江奇迹”为例，与土耳其进行对比；他指出，土耳其自 20 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发展道路曲折、几经波动，至 2024 年仍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在比较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对比研究土耳其与韩国在政治与社会秩序、发展规划、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的差异可以更好地展现两国在经济现代化中路径与绩效上呈现的差异性，对当今世界面临或即将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硕士冶伟良以 《土耳其电商发展研究》为题，分析了近些年兴起的电商在土耳其的发展。他认为，土耳其电子商务已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各领域，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国民经济萧条局面不同，土耳其电商市场反而在阴霾笼罩下实现了逆势增长。目前，土耳其是全球电商市场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他试图通过梳理土耳其电商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现状以及当前土电商面临的挑战，以此来探析其电商发展迅速的深层逻辑。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生刘新越以《勒扎·努尔与土耳其的后凯末尔主义史学》为题，首先介绍了勒扎·努尔（Rıza Nur）的生平与创作，概述了勒扎·努尔参与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作为最年轻的议员列席奥斯曼议会、在独立战争爆发后又投身凯末尔阵营，并担任卫生部长、教育部长和外交部长这一连串耀眼的政治经历。发言另提及勒扎·努尔在洛桑会议谈判和废除苏丹制过程发挥的作用，以及随后勒扎·努尔与凯末尔决裂、被迫流亡国外的经历。发言人随后解释了土耳其后凯末尔主义史学的概念，即后凯末尔主义史学并非统一的史学流派或思想，而是反思和挑战凯末尔塑造的官方史学话语的一种多元性叙事。勒扎·努尔在写作《生活与记忆》这本回忆录时处处针对凯末尔主义史学的经典著作《大演讲》，借此提供了一套不同于凯末尔讲述版本的土耳其建国史“平行叙事”。在七十年代后，这部作品被凯迪尔·莫斯尔奥卢（Kadir Mısıroğlu）、塔内尔·阿克查姆（Taner Akçam）等试图突破凯末尔主义史学话语束缚的新一代历史学家广泛引用，进而为土耳其独立战争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材料。此外，勒扎·努尔的通俗著作《土耳其史》也借由他的弟子尼哈尔·阿特色孜（Nihal Atsız）的传播而在土耳其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发言人认为，尽管勒扎·努尔在政治上被凯末尔边缘化，未能发挥足够的影响力，他借由一场文字的战斗，为自己在土耳其的历史书写中争得了应有的声誉。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生沈莎莉以《语言与政治：共和国早期的土耳其语言协会》为题，从土耳其的语言文字改革出发，探析在土耳其国家现代化和民族身份建构过程中其扮演着的关键角色。她认为，在最高领袖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领导下，土耳其语言协会（Türk Dil Kurumu）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扮演了政策执行者的角色。通过对土耳其语言协会成立前后及早期活动的简短回顾，本次报告旨在从机构史、制度史的进路，探讨凯末尔时期国家和执政党在语言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相互影响。

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生朱亦凡以《破坏以维护——现代土耳其的两次“施密特时刻”》为题，从埃尔多安宣布重新制宪出发，讨论了阿塔图尔克进行法律改革和立宪的动力，通过反思先进的土耳其共和国与落后的奥斯曼帝国对立的叙事，指出阿塔图尔克的真正意义在于实现奥斯曼帝国无法实现的通过国家的决断实现生存。新的生存威胁催生了新的决断的需要，这也是今天土耳其政治变化的缘由。

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刘壮志以《卡特时期美国-土耳其关系调整外部动因分析》为题，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与土耳其关系从友好走向恶化再走向缓和。美土关系恶化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交错所造成的结果，重要的原因是塞浦路斯问题引发的分歧。尤其是1975年福特时期美国宣布对土耳其实行武器禁运政策，这一政策的施行对美土关系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美土关系的恶化为苏联尝试改善苏土关系提供契机。在70年代美苏“缓和”的背景下，苏土关系改善引发美国政府的警惕。1977年吉米·卡特就任总统后调整美国对外政策。卡特政府为对抗苏联逐步改善美土关系。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些事件的发生，使得卡特政府重新审视土耳其的战略地位。面对苏土关系的改善，卡特政府解除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政策。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下，美土关系缓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土双方签订共同防务协议，美土关系缓和取得重大进展。总体来看，美土关系的缓和存在偶然性，但是仍然有其必然性。卡特政府进行重新修复同土耳其的关系，其实质仍然是为美国的中东政策服务。

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硕士生肖永涛以《全球南方视野下土耳其的非洲政策》为题进行了发言。伴随着多元外交战略的实施，基于共同的“全球南方”身份，相似的历史遭遇、发展诉求和政治主张等，土耳其决定将“非洲南方”视为外交转向的理想试验场，而这一转向也为土耳其的外交带来了丰厚回报。从最初对非洲的贫穷和落后印象到如今的“兄弟情谊”，态度大幅转变的背后是土非合作关系的不断深化，即土耳其运用经济外联为主要，利用宗教身份打造外交社群，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力度，充当地区冲突的“调解者”等为次要的手段不断夯实对非合作基础，不断填充和巩固与非洲合作的底盘，打造南南合作的范例。不过，自身实力的掣肘、域外大国角逐、地区博弈和在非军事存在引发人道主义谴责等多重因素，这些都会对土耳其的非洲政策造成影响，但未来，土耳其仍会视非洲为追求强国梦和增强外交自主性的重要抓手，依然会以务实作风和国家最高利益为导向处理对非关系。

辽宁大学硕士生王笑以《角色理论视角下的近代土耳其外交动因研究》为题，通过角色理论研究了近代土耳其国家主体的外交行为动机。主要研究思路是自我认知与国境环境是影响土耳其角色身份构建的主要因素，而角色身份对其外交战略具有决定性作用。体现在，建国后的土耳其出于自身安全考虑，采取保守、以维护自身安全为第一要务、依附于西方的外交政策，随着冷战局势的变化与苏联的解体，土耳其愈加插手中亚与中东事务。在意识形态方面，建国后的土耳其以世俗文明角色与奥斯曼帝国的屈辱历史切割，回应国内与国际对其的角色期待。中东战争后，伊斯兰教意识形态回归并在激烈的教俗冲突中取得胜利，改变了土耳其重西轻东的外交战略，宗教角色推动土耳其发挥其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影响力。在外交视野方面，随着土耳其综合国力的提升，土耳其对自身的角色定位由“桥梁国家”扩大至“全球国家”，使土耳其积极参与国际援助、协调国际冲突。在同一时期，土耳其有着多重角色，体现了其角色转换兼具理想性、现实性与灵活性的特征。但在具体实践中，土耳其的角色构建也面临诸多挑战，当今土耳其如何继续跳出单一角色框架整合发展优势，处理角色冲突，推动多极化发展值得关注。

上海大学硕士生马瑨婷以《土耳其的城市外交研究——以伊斯坦布尔为例》为题，分析了作为资金、技术以及人员流动的关键平台，城市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行为体之一。城市外交就是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之下，不同城市之间以城市作为平台，开展文化、教育和经济交流，从而增进市民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以促进国家之间的关系。从历史和现实角度来说，伊斯坦布尔市作为土耳其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市具有独特性，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伊斯坦布尔在历史中扮演重要的经济、交通与文化枢纽，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从国家的角度来说，伊斯坦布尔开展城市外交对维护和发展土耳其总体战略大有助力。基于二十世纪至今的城市互动，伊斯坦布尔的城市外交基本分为三个阶段：1923年至1965年；1965年至21世纪初；21世纪初至今。伊斯坦布尔城市外交也从城市规划逐渐演变为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如姐妹城市交往、议程经验分享、主办经济峰会等。与此同时，土耳其的“民主衰退”浪潮和地缘政治困局对伊斯坦布尔城市外交的发展颇有阻碍，使得以伊斯坦布尔为首的土耳其城市缺乏完善的地区合作机制。总体来说，伊斯坦布尔城市外交发展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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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社会文化

主持人：寿慧生

评论人：马瑨婷 安思晨

北京语言大学硕士研究生陈实同学以《从圣埃弗伦教堂的建立看现代土耳其的亚述人群体》为题进行分享。2023年10月，土耳其圣埃弗伦叙利亚正教教堂正式对外开放，该教堂是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中建造的第一座教堂，建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耶西尔科伊区，服务于当地亚述人群体。亚述人群体是中东地区历史悠久的少数群体，传统上被视为古代亚述文明的遗民，现代亚述人以基督教信仰为最普遍的认同纽带。由于历史原因，土耳其亚述人群体的权利在历史上曾长期得不到保障，并大量迁离了土耳其，然而近年来，土耳其政府开始保护其合法权利，如归还亚述人的土地和宗教财产，修复亚述人历史文物，以及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立了圣埃弗伦教堂以服务于该群体的礼拜需要，这其中体现出的土耳其政府对于以亚述人为代表的少数群体的态度转变是值得研究的。本文认为，土耳其政府对于亚述人群体的保护目的在于维护其国内民族、宗教之间的团结，对外营造宗教宽容和保护少数群体权益的正面形象，并以此打击国内部分地区的分离主义倾向，以及回击外部势力对于土耳其的指责。，回顾了土耳其和伊朗过往几十年的难民政策，并从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模型入手，从能力特征，认知影响和脆弱性等方面综合比较分析土耳其和伊朗的难民政策，并从政治体制，宗教文化环境，外交环境三方面分析了其政策差异性。

北京语言大学硕士研究生吴欣淼以《中东还是欧洲？二元身份视角下土耳其福利制度研究》为题，探讨土耳其福利制度的独特性及其现代化转型过程。土耳其作为一个跨越中东和欧洲的国家，其福利制度融合了中东和南欧模式的元素，形成了一种适应特定社会和政治环境的混合体系。这种体系使土耳其能够在维持传统社会结构的同时逐渐引入现代化的社会保障措施，但中东地区以宗教和家庭社区为主导的传统福利模式与欧洲以国家为主导的模式之间的内在张力，造成了土耳其在现代化转型中的身份认同困惑。近百年的现代化运动之后，伊斯兰教及其传统价值观在埃尔多安执政的二十年间重新回到土耳其的政治地貌中，对原有的国家主导模式提出了挑战。本论文将研究土耳其政府和民众如何应对这种新变化，以及这对土耳其现代化转型的意义。通过综合运用考据法和文献分析法，论文将分析土耳其福利制度在历史演变、二元身份的表现特点和产生机制，以及国际比较视野下的独特性和二元性。

上海大学硕士生衣劭轩以《1910年伊斯坦布尔街头流浪狗政策与土耳其革命：一种“新动物史”的解读》为题进行分享，近三十年来，史学界“动物转向”逐步兴起，“动物解放运动”和“批判性动物研究”运动蓬勃开展，动物被视为一个研究的新客体，从而诞生了大量全新议题，如劳力牲畜研究、屠宰肉类动物研究、宠物研究、野生动物研究和街头动物研究等。17世纪开始，奥斯曼帝国逐渐有意识地采取措施，管理伊斯坦布尔街头的流浪动物。政府主导的街头动物管理不仅是一个城市治理问题和生态安全问题，更反映了时代风潮的变迁。本文以伊斯坦布尔的街头流浪狗政策为切入点，尝试对以土耳其革命为代表的土耳其现代化转型过程进行另一个视角的解读。

北京语言大学硕士研究生刘松颜以《土耳其影视作品在中东市场：动力与影响》为题，重点探讨土耳其影视作品在中东市场的传播动力，特别是如何通过文化认同与共鸣吸引中东观众，涵盖故事情节、角色设定和文化元素的具体表现，并选取了在中东市场上广受欢迎的土耳其电视剧和电影进行详细分析，探讨其成功的原因和具体的传播策略。同时，深入分析其市场策略和传播模式，包括电视台播出、流媒体平台、社交媒体宣传等。以全面评估土耳其影视作品的影响，包括其带来的经济收益和社会影响。

在各单元讨论结束之后，与会人员意犹未尽，继续展开自由讨论，针对发言当中的各种感受，师生们交换看法，彼此学习。讨论和分享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参会者的掌声也表达了对2024年第四届年会中再次线下相聚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