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昔丨王三义：素履之往，心何所向——在西北大学中东所读博士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一. 经历的事

2002年秋天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报到，校园里首先看见的是“喜迎西北大学百年校庆”的牌子。学校正在筹备校庆活动，节日气氛已经能感受到。从西北大学老校区的北门进去，是必须仰视的高层建筑。位于九层的中东所，我只在博士面试时进去过一次。此后三年时间在这里听课、读书和翻阅资料，进进出出。

《文明交往论》出版

开学第一个月，听彭树智先生的课，拿到彭先生签名的《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看着红色的封面，五只彩蝶在世界上空（地球仪模样）飞舞的构图，翻到扉页，端详彭先生的字迹，让人喜不自胜。尽管我手头有彭先生主编的《阿拉伯国家史》《二十世纪中东史》，但第一次得到先生的签名赠书，还是有不一样的心情。

我们那一届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是幸运的，赶上了校庆时节展示中东研究所的成就，也赶上彭先生的著作出版，能够系统地了解“文明交往论”。此前彭先生的论文和著作序言中多次提到文明交往问题，估计给以往各届的研究生讲过，但没有《文明交往论》这样集中的论述。我记得彭先生在课堂上说，编审和责任编辑为出版质量把关，不辞辛劳。我这样的死脑筋，在阅读时忍不住抠字眼，留意文字校对还有没有错漏。这本书的总论有62页的篇幅，一部分“论人类的文明交往”，一部分论“文明的真谛”，我当时至少读了两三遍。至今还记得“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价值在文明”和“文明的真谛在于文明所包含的人文精神本质”，这两句写在总论开头的话。

《文明交往论》汇集了彭先生长期以来对文明问题的深入思考，有专题论文、序或跋、讲话稿、随笔等，重点阐述文明交往的各个要素、各个环节，并对文明交往的特征和价值做出整体判断。如果阅读彭先生为《中东国家通史》第一卷出版（2000年）所写的卷首叙意，再对照《阿拉伯国家史》再版时彭先生的论述，可以看到彭先生思考文明冲突与交往问题、构建文明交往论的学术判断和观点提炼过程。彭先生对文明的概括，如“文明发展的不平衡，在静态上表现为现实文明的差距，在动态上表现为发展速度的变动性、暂时性”，对我来说是醍醐灌顶的启发。不过，以我当时的认识水平，未必能理解彭先生“文明交往论”的深意。直到若干年后，我阅读彭先生主编的《中东史》时，似乎才明白了一些道理，于是结合自己对文明交往论史的理解，写了一篇题为《长随新叶长新知——〈中东史〉评述》的书评（见《西亚非洲》2011年1期）。“长随新叶长新知”是彭先生欣赏的清代学者钱大昕的诗句。我顺手借来，那一刻脑海里浮现彭先生给我们讲博士课的情景。

“观察”伊拉克战争

2003年春天“非典”来袭。在发现“非典”必须采取隔离措施之前，大家还若无其事。从3月到4月里，最大的国际新闻是“伊拉克战争”。我们那一届的博士生都住在西大桃园校区，宿舍里没有电视，但宿舍附近另一栋楼的大厅有一台彩电，有时还移到外面，供大家露天观看。那些日子，每天正点新闻里播放伊拉克战争进展，国际频道是专题片的直播，不是萨达姆检阅卫队，就是多国部队大规模空袭。还有专家评论、学术讲座，让人应接不暇。这让我想起十二年前我是大四的学生，每天也坐在电视前观看“海湾战争”，新闻和国际频道中，前一天是萨达姆的“飞毛腿”导弹功能多神奇，后一天是“爱国者”导弹成功拦截“飞毛腿”。

自己是中东所的博士生，向我询问“看法”的熟人也不少。我急忙声明没有专门研究伊拉克，讲不出什么有新意的看法来。回到中东所，赶紧从资料室寻找伊拉克的书，萨达姆的传记，伊拉克政治经济，借来快速浏览。黄老师著的《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在那一年出版，成为抢手的书。北京那些搞国际政治的，好像迅速出版了应景的书。由“观察”伊拉克战争，我忽然意识到，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是这么近！我向来不关注热点问题，也没打算研究当代史，本科阶段观看海湾战争属于看热闹，其实是大四的那个寒假很悠闲，多看了一些国际频道而已。既然进入中东研究所读博士，了解和掌握当代中东问题责无旁贷。我也想到，研究中东史就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和沉浸于古史古文献有很大的不同。

经常在电视里露脸的专家们，言之凿凿地预测：美国不敢攻打伊拉克，多国部队不敢正面进攻，萨达姆的地下指挥所多么神秘，侵略者会陷入伊拉克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真实的伊拉克战争发生了，很短时间就结束了，伊拉克被多国部队占领了，萨达姆总统藏匿了。不久，“非典”越来越严重了，北京市采取隔离措施，全国进入防疫阶段。暂时顾不上关注萨达姆和伊拉克了。

博士论文答辩

2005年中东研究所毕业博士6人。应届毕业的博士生马明良、马福德、韩志斌和我，延期的往届博士生马进虎和马明贤一起参加答辩。我们那时做博士论文，好像没有经历开题报告、中期考核、预答辩等环节。自己完成论文直接交给导师，按照导师的意见修改，然后送外审（当时也不是盲审）。外审结束，安排答辩。

马明良的论文主题是“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比较”，正好是彭先生文明交往论的具体实践。彭先生对这篇论文评价很高。我记得彭先生当时有“智者”和“能者”的区分，马明良是我们当中唯一达到“智者”标准的。马福德的论文主题是“瓦哈卜及其思想研究”，韩志斌的论文主题是“伊拉克复兴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都属于中东史的个案研究，是国内研究薄弱的领域。马明贤在大学的法学院工作，他研究近现代伊斯兰法，他的论文专业性很强，当时没有细读，只记得论文中提到“整体观、联系观和综合观”。马进虎研究“文明多元聚落中”的河湟地区回民社会，运用了文明交往论。我的论文选题是“工业文明的挑战与中东近代经济的转型”。可能是考虑到经济史研究的耗时费力，彭先生肯定我“斗胆去扛大题目”的勇气。我心里明白，我的论文达不到彭先生所期望的层次。

不用说，论文答辩对博士生而言是最大的事情，应全力以赴，但我记得当时出了一点“状况”。我们的答辩时间安排较晚，至少晚于文科另一个博士培养单位——中国思想史研究所。就在世界史博士答辩的前一天，思想史的博士生已经有人准备离校。为欢送他们，那天晚上小聚，到半夜还喝咖啡。我回到宿舍，印象中还没睡着，天就亮了。上午到文博学院那边参加答辩时，才有点犯困。按照答辩顺序我不是第一个上场，但我担心自己状态会越来越差，主动要求把我放在最前面。

王三义教授著《帝国之治：

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制度》

虽然因失眠而不合时宜地感到困倦，但在答辩的严肃场合并没有糊涂。至今我还能记得一些细节。陕师大的郑庆云先生是答辩委员会主席，答辩委员有赵平安教授、彭先生、王铁铮教授和黄民兴教授。在我做了“答辩人陈述”后，各位先生都给予点评。有些点评和外审专家（肖宪教授、杨灏城研究员、安维华教授等）的看法一致，有的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出乎意料的是，彭先生对我的评价很少，只简单讲了几句。大约论文答辩过半，彭先生在点评另一篇博士论文时，忽然轻轻敲了一下桌子，说，“三义的论文修改，我有主意了”，开始讲我的论文修改问题。我这才明白， 彭先生还在琢磨如何把文明交往论融入我的论文中。彭先生也是校内评审专家之一，在我呈上博士论文打印稿时，我说不知道如何运用文明交往论才不至于出现“牵强附会”的痕迹，只能暂时按照我固有的方式完成论文。彭先生的认真让人敬佩！后来回想博士毕业答辩，各位老师对论文的点评和给予的厚望，是那么令人感动。

二.遇见的人

在中东研究所学习三年，除了和导师黄民兴教授的愉快相处，为我们上过课的彭先生、王铁铮老师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所里其他几位老师，如王新刚老师、邵丽英老师、杨辉老师、林松业老师、何志龙老师、李利安老师、马建军老师等，或多或少都有交流。博士同学马明良、马福德、韩志斌，因为相互学习和促进，留下美好的记忆。高一两届的博士生马明贤、马进虎、车效梅、陈天社、吴成，低一两届的博士生冯璐璐、王猛、敏敬，还有当时读硕士的姚惠娜、蒋真、刘辉、李艳枝、李福泉、张艳明等，虽然相处时间不长，相互了解不够多，但后来一直保持联系。因为是同门，自然而然成为学术圈子里最亲近的同行。读博士、取得博士学位当然重要，但在我眼里，去每一个地方学习或工作，碰到了什么样的人，我很在乎，也很重视。遇良师，结良友，人间乐事和幸事莫过于此。纸短话长，只能取舍，师辈中我说说我的导师，博士同学中我说说同一年毕业的五位。

我的导师黄民兴教授

我投到黄民兴老师门下时，黄老师已招了三届博士生（李阳、何志龙和雷钰、车效梅），我是第四届，也是第五位博士生。黄老师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毕业后考入本校的世界近现代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黄老师说过，在中学里没有接触过世界史，大学里第一次听世界史课，被丰富而新奇的内容所吸引，读硕士选择世界近现代史方向是很自然的。1986年，他所学的专业取得博士授权点，他在职考取博士，成为中东所第一批博士生。

黄老师早期的研究领域一是阿富汗史，一是沙特阿拉伯史。硕士毕业论文的题目为《试论1953—1963年阿富汗达乌德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为《沙特阿拉伯人力资源发展研究》。后来，黄老师的研究扩展到以色列政治研究、伊拉克研究等等，中东的政治、经济、外交、宗教、民族问题等均有涉及。我读博士的那几年，黄老师开始向世界古代史方向延伸，给我们的博士课程讲的是古代西亚北非的宗教与文化。

从1998年黄老师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到2008年完成两个国家级项目，这一阶段是黄老师学术视野开阔，学术活动频繁，研究成果集中的阶段。我读博士也正在黄老师的这个学术成果丰厚的时期。除了著作 《沙特阿拉伯——一个产油国人力资源的发展》已出版，《佩雷斯》被再版（2002年），《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出版（2003年）。那些年，伊拉克和阿富汗史领域的论文有十几篇，还发表了选题宏大、立意高远、 跨度极大的若干篇理论高度的论文，如2001年至2006年之间发表的《20世纪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特点》《试析中东现代化的特点》《试析中东文明的多源性与统一性》《论20世纪中东国家的民族构建问题》《关于现代化问题的再思考》《复杂性科学与中东研究》等。这些文章充分体现了黄老师多年的学术积累和深入思考。

我第一次见到黄老师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一谈到学术盛事很兴奋，脸上奕奕有神采。他过着和学生一样的简单、刻板、忙碌的生活，早晨在操场锻炼，白天有课就上课，没课就伏案写作，晚上在灯下读书、写作。以我的理解，彭树智先生是创业者，黄老师这一辈是守业者，其使命是继往开来。守业者的任务除了坚守，还需要开拓。从这个意义上说，黄老师的学术道路具有导向性。他的学术路径宽，弟子和再传弟子就有发展空间。黄老师的兴趣、能力、禀赋，加上他的勤奋、认真、严谨，多年的开拓，奉献出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也积累了珍贵的科研经验。

读博士半年之后，我和黄老师商定了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因为我在南开大学的硕士论文是《论罗马税制的积弊》，也发表了两三篇罗马经济史的论文，选择经济史领域相对合理。我记得自己跟黄老师说，我对中东热点问题的研究兴趣不浓，希望研究相对冷门的题材。黄老师说中东近代史研究相对薄弱，那就选择中东近代经济史吧。三言两语就确定了。2004年年底，我把博士论文初稿交给了黄老师。黄老师利用寒假通读了我的论文，提了修改意见。读博士期间完成了黄老师主持的教育部课题（“中东现代化研究”）的前三章；黄老师主持“世界古都丛书”，我编写了一本关于罗马城的书。

同学“四马一韩”

我的博士同学中有四位是回族，都姓马（前文提到的马明良、马福德、马进虎和马明贤），还有一位汉族的韩志斌。

马明良读博士前已经是教授了。我记得第一学期上博士课，马明良可以直接和彭先生讨论伊斯兰文明的特性，而我和韩志斌就接不上话茬。平时的谈论中，我们经常询问他早年的学术活动和出国交流的情况。马明良是少数民族（撒拉族），热爱本民族的文化，掌握阿拉伯语，信仰伊斯兰教，选择研究伊斯兰文化史是水到渠成的。他曾在青海民族学院工作，后来在西北民族大学工作，也被公派赴科威特大学留学深造。考取西北大学中东所的博士之前，他在民族学、宗教学、文化学、伊斯兰文化及东西方文明对话等领域都有成果发表。我们一起读博士期间，适逢他的著作《简明伊斯兰史》再版，赠给我一本。这本书是季羡林先生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丛书中一种，影响较大。我也借来他的代表性著作 《伊斯兰文化新论》，认真阅读了一遍。

马福德当时也有工作单位，在西北民族大学。他先后留学叙利亚、利比亚和沙特阿拉伯，获得阿拉伯语、伊斯兰研究双学士和阿拉伯语教学研究硕士。进入西北大学中东所读博士之前，他是西北民族大学阿拉伯语教师，讲授多门课程。我和马福德一见如故。他性格开朗，精神饱满，心胸坦荡，为人谦和。我那时想学阿拉伯语，他给予我鼓励和帮助。可惜博士三年的论文发表和博士论文写作任务重，重新学一门语言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买来的阿拉伯语教程第一本都没有学完，只听磁带学了一点口语。每次见到马福德，我要汇报一下，并请他纠正语音。

马明贤在兰州大学法学院工作，讲授伊斯兰法等课程。马进虎在青海社科院工作，他花很大的功夫学习阿拉伯语。由于他们两人是在职的，考入西北大学读博士的时间早于我们，所以见面时间不算多。在最后一年他们常住博士生宿舍修改论文，我们就熟悉起来了。马明贤研究的问题，都是我从来不了解的题材，比如他读博士期间发表的《“伊智提哈德”——伊斯兰法的创制》《伊斯兰法渊源的整合机制》等论文。我对他所讨论的伊斯兰法创制大门的关闭与敞开，当时只是觉得新奇，并没有多深的理解。马进虎的研究主要结合青海地方史，河湟地区回、汉、藏的交往，河湟地区经济结构中的民族交往，都很有特色。马进虎是内敛的人，才不外露。他是中央民族大学本科毕业，学习能力强，有恒心和毅力。

韩志斌是我们那一级唯一应届生考取博士的。由于我们其他几位都是在职人员，韩志斌是仅有的三年坚守在中东所的博士同学。我们关注伊拉克战争，没有写出一篇文章，韩志斌则写出好几篇文章，发表于核心期刊，还被转载或被人大资料复印，很快成为所有文科博士生中的名人。韩志斌性格温和，聪明勤奋，热心肠，也很低调。无论课堂上讨论，还是平时我们闲聊，韩志斌都会“示弱”，说这个他不懂那个他不懂，其实他只是谦虚，或者是不想进行滔滔不绝的表达，并非真的不知道。他年龄比我们小，后来发展潜力无限，远超我们几位。

虽然与四位马博士和一位韩博士相处时间短，但毕业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马明良得知我为脱离原单位发愁，他帮我联系应聘单位。得知我准备出版博士论文，他也积极帮我出主意、想办法。马福德毕业不久调到西安外国语大学，事业发展快，成为东方语学院院长后，有课题信息之类也会想着帮我。韩志斌功成名就，成为学界翘楚，依然随时帮助我这位落伍的同学。

三.讨论过的话题

读博士期间，我们讨论过学术研究和生活方面的很多话题，有些已淡忘，有些印象很深。二十年后还能清晰地想起来的，一是涉及专业选择的话题，二是涉及中东史研究的优势和弱势的话题。

专业选择与安身立命

我们生活在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由于教育资源有限，还没有奢侈到按兴趣选择专业的地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管什么专业，能够考上大学就已很幸运了。即使那些功成名就的专家学者，当初也未必是按兴趣选择了专业方向。所以，大学毕业后继续读研究生并成为科研人员，往往是不断调整专业方向的结果。我和西大同一级的博士生们（除了四马一韩，还有中国思想史的博士生、理科的博士生）经常会谈到专业方向，以及与此相关的安身立命的问题。

我们谈论这类问题，一般从身边谈起。比如彭先生和中东所的老师，比如张岂之先生和中国思想史研究所的老师。彭先生给我们讲过，他本科阶段在西北大学博览群书，史学（中国史为主）和文学是兴趣所在。北大的亚洲史研究班开启了他的世界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方向。工作之后主要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再往后是南亚史，在此基础上才确立中东史的研究阵地。他的弟子中，只有黄民兴老师是科班出身，专业方向始终未变。王铁铮老师和王新刚老师的起点是英语而不是历史，其他老师大多数也有研究方向的调整。而且，从中东所毕业的硕士博士，并非全都从事中东史研究。中国思想史研究所的老师，有不少也调整原来的方向进入张岂之先生学术团队的，而毕业的硕士博士中，继续研究中国思想史且有成就的占比例也不大。因我的舍友是化工学院的博士生，我也认识了多位理工科的博士。谈起专业选择的话题，他们提供的关于专业选择的信息，竟然也和文科的情况差不多，都有一个调整专业方向的过程。

即便一个人早就确定了研究方向，到了工作单位也可能改变，因为工作需要高于一切。做学术研究看起来不费体力，也不冒风险，但要坚守这项寂寞事业并不容易。应付考核、潜心学问毕竟不是正比例关系。我和有工作经历的博士生们谈论这些话题，对应届生韩志斌和思想史博士潘俊杰等年轻人是“负能量”。不过，我们当年灌输的那些“忧虑” 其实也没影响。韩志斌留校后顺风顺水。马福德有阿拉伯语优势，读中东史博士扩展了他的领域。马明良在学界已有名气，单位有过转换，但专业方向更加清晰。马明贤、马进虎不离开单位，也不需要改变方向。我虽然像流寇一样，两次换单位，也算坚持做中东近代史，努力地寻找罗马史和奥斯曼帝国史的联系，寻找古代税制史和近代经济史的结合点，弥补“半路出家”的缺憾。

中东史题材与世界史范围

在我读博士的时候，西北大学的中东史研究在国内已经名气很大了。不过，中东毕竟只是一个区域。即便这个地区多么复杂和特殊，研究这个地区的历史，只是世界史研究的一部分。我记得在一次博士课上，黄老师就说到研究中东史的局限。从研究的难度看，比如，美国史和英国史的研究使用英文材料，不需要第二外语；研究中东国家的历史，就遇到掌握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波斯语等问题。从读者的关注程度来说，毕竟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重要，因为要去留学和投资。那时没有像“一带一路”“区域国别研究”等国家层面的倡议或支持，中东受重视的程度还没有那么高。中东虽不断有“热点”，但这些热点只吸引一部分对此感兴趣的人。况且，不需要人人都去研究热点。更需要的是，揭示中东问题的根源，深入研究历史上的经济问题、制度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冷门的课题。

当时我们讨论中东史与世界史的关系，其实主要考虑中东史题材的扩展和深化。从中东所毕业的硕士和博士论文的选题，就可以看得出。中东社会结构、地缘政治对民族国家的影响、阿拉伯国家比较研究、世俗化和教育发展等，都是开拓领域、提升研究水平的努力。理论上说，世界史研究要研究对人类有重大影响的理论问题，中东是世界文明发源地、农业文明诞生地、三大一神教创教之地，不探究中东历史无以揭示世界历史。实践中，科研任务落实到具体研究者身上，受限于个人的知识结构、外语水平、研究能力，以及耐得住寂寞的毅力与恒心，碎片化的研究成果容易获得，系统化、理论化的成果不容易形成。

彭先生在《东方民族主义思潮》导言中提出的“学术鉴赏力”，体现在学术领域和课题的创新，选定重点题材的眼光等方面。研究领域的开拓和研究价值的把握，既要确立一种自信，也要保持足够的清醒。世界史的范围足够大，中东史的内容足够复杂，中东通史不是中东各个国家历史的简单相加，世界通史也不是由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历史的组合。探究中东这个特殊区域的历史演变，概括地说，就是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观察中东，以中东的视角反思人类历史。研究中东要从现实出发，追溯历史；也要从历史高度审视现实，即彭先生总结的“关照现实”“反思历史”。毕竟，时间的流变、空间的转换、民族的兴亡、国运的沉浮，都在一个大系统中。人类面临的生存、死亡，孤独、自由，富裕、贫穷，强大、弱小，这些问题是相通的。中东史的题材都在世界史的范围，可供我们研究的内容太多，处处是可挖掘的富矿。当然，每个研究者只能坚守一小块阵地，精耕细作。

四.个人的思考

从读博士起就明确了我的专业定位，得益于西北大学中东所这个学术机构，得益于黄老师的指点，也在广义上受彭先生和王铁铮老师的专业精神的感召。能看到他们两代学者的风格和特征：为人正派、待人诚恳、生活朴素；热爱教育工作，勤勉奋进，言传身教，诲人不倦；胸襟开阔，淡泊名利，宠辱不惊；治学严谨，锲而不舍，笔耕不辍，老当益壮。在中东所学习和深造，足以塑造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如古人说的“素履之往”。这个词源于《易经》，我借用为标题，只因喜欢木心的《素履之往》一书，不经意间记住了。可惜，我自己的兴趣漫无边际，时间和精力总花在科研之外，心不定，术不专，有负于导师和中东所各位老师的教诲。

2021年王三义教授参加“文明交往与世界历史研究

——彭树智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

我常怀疑，兴趣太杂有碍于做学术研究。每次强迫自己关掉其他心思，才可以埋头做一项研究课题。无论完成博士论文还是后来的项目，都属于“规定的任务”，有规定的时限，有“外界因素”的逼迫。一旦外力消失，我就开始“放纵”自己，读各种各样的杂书，听各类和自己专业不相干的讲座。当年在西北大学中东所读博士期间，去听国家教学名师史启祯先生讲的“石油的分子构成”，还算和中东石油沾点边（我记得史启祯先生说他熟识彭先生）。听舒德干教授讲的“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和自己的专业八竿子打不着。近些年，忙中偷闲去听天文学、种群生态学的讲座，也是积习难改。

我是在高等学校工作和生活的人，但自己一度在心理上抗拒课题申报，这有点不识时务。按我以前的理解，文史哲的学问是独特的，有感悟则写，无感悟就不写，用不着集体创作。课题的申请必须瞄着课题指南。想做的课题不在《指南》上，申请到的可能是自己不擅长的或者不感兴趣的。现实教育了我，认识到申报课题和主持项目的意义，我才放下“抗拒”，加入课题申报者行列。从2009年申请到第一个项目至今，三个国家项目就足以耗去我十几年时间。不知不觉，距离退休不远了。中东研究所成立六十年，比我的年龄还长几岁。如果把它比作一棵大树，此时它已经枝繁叶茂、花香四溢。当年选择去中东所读博士也许是偶然，而走出中东所之后的经历，以及做出的每一项研究成果，都受益于二十二年前的那次选择和三年博士生身份的修行。

注：

[1]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土耳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