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清朝后期乌兰察布地区的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
一、农业区的形成
19世纪后期光绪年间，随着土地开发面积的不断扩大，今乌兰察布阴山的前山地区，从过去人烟稀少，杂草丛生的旷野，逐渐发展为阡陌相连、庄稼盈野的农田。昔日牛羊遍布的牧地，变为星罗棋布、鸡犬相闻的村庄。这是由于在天灾人祸的威胁下，山西、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地区的饥民四起，民不聊生，举家逃难，涌入今乌兰察布地区就食者与日俱增，出口垦荒，移民潮涌的产物。而清政府面对内地饥荒的危机，阶级矛盾日趋激化，于是，被迫取消了对蒙古的许多禁令，鼓励蒙古王公贵族容留招垦，在蒙古地区拨地安置内地流入的破产农民，从而使今乌兰察布地区原有的草原变为农田。
在1893年（光绪十九年）三月，俄国蒙古族学者阿马·波兹德涅耶夫由张家口至归化途经乌兰察布地区的旅行日记中写道：“岱海滩谷地被蒙古人叫做岱根塔拉，不久以前还是察哈尔人的游牧区。大约在十年前，汉人见这些土地适于种粮食，就请求政府取消这里察哈尔人的牧场，并允许它们开垦出来。这一请求得到北京的批准之后，许多从山西忻州迁来的汉人就在这里住了下来。最先迁来的人正是我们过夜的那个村子里落户的，这不过是七、八年前的事。他们以每亩地仅九百文的价格向丰镇的衙门买下了这些地。”“大村的居民原来也是从忻州迁来的。他们告诉我们说，忻州是一片平原，大部分土地都很肥沃，但他们穷得根本买不起一点土地，只得远走他乡”。从阿马·波兹德涅耶夫的记述可看到岱海滩东北同治年间后才开垦为农田，而大村的居民由于在山西忻州地区生活不下去，只得自发地出口外谋生。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岑春煊上奏朝廷说：“欲练蒙兵非筹练费不可，欲筹经费，非开蒙地不可。今蒙古接晋边者，东则为察哈尔右翼四旗，西则为伊克昭、乌兰察布二盟十三旗，田地饶沃，水草丰衍，”只有“开蒙部之地为民耕之地，而竭蒙地之租，练蒙部之兵”。张之洞、刘坤一亦奏请道：“蒙民生计以游牧为主，但最近数十年来，蒙古益形贫弱，对于强邻东侵实力无防御之力，不可不乘机请求变化之策”。因此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初，清政府派兵部侍郎贻谷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赴绥远督办察哈尔等地西部蒙旗之地。其后，全面放垦开始，并允许和鼓励蒙古王公自由招垦，收容留置内地涌来的流民。而清廷出面主持开垦事务，增设厅，建立垦务局等机构，劝诱蒙古王公报垦土地。从开垦情况看，今乌兰察布地区的原察哈尔右翼共开垦24500余顷，四子部落旗开垦了3900顷，总计28700余顷。其中四子部落旗所放垦地中含有赔教地830顷。到20世纪初，今乌兰察布地区大青山的后山地区也已形成“沿途多汉民耕种，渐成村落”“路旁多垦地，蒙汉杂处”的局面。农耕已成为该地区的主要经济。
但由于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比较低下，只是“广种薄收”式的粗放经营，如遇天灾人祸，仍旧使前来口外谋生的汉民陷入贫困的境地，有的甚至弃地潜逃，如陶林厅一带，因在光绪末期封建剥削加重之时“近来弃田地避赋税而去者，所在多有”。丰镇厅北的一些地方亦出现了一些已开垦，而又复变为荒地的现象，农业严重衰退，是当时察哈尔地区农村经济病态发展的真实写照。
二、畜牧业经济的变化
清朝后期今乌兰察布地区的畜牧业经济开始瓦解，由于牧地渐少，耕地日增，使昔日一望无际的草地只剩下不连片的孤岛。使一部分蒙古族牧民濒临破产，迫使他们不得不将游牧生产与小规模粗放农耕生产结合起来，开始开垦草地，粗放经营，种植糜、黍等早熟农作物，以解决部分人食和畜料的困难。因蒙古人耕种田地不需交纳地租和押荒银，虽耕作粗放，但实际收益仍高于汉族人民。畜牧业为农业所取代，蒙古族人民绝大多数亦依靠经营农耕生产来获取生活资料，畜牧业变成了从附属地位的副业生产。因此他们与封建牧主的人身隶属关系，也逐渐变为松散的租佃关系。
伴随着农业的发展，为典押、买卖土地的关系打开了大门。察哈尔右翼四旗的王公贵族、上层喇嘛及部分贫民将其占有支配权的土地、牧场或户口地据为私有，并从事招租放垦而获取租银、租粮。从而使其由封建领主的地位转变为地主或小土地经营者，也使具有土地支配权的蒙古封建领土，伴随着畜牧业自然经济向农业经济的发展转化，其领地内的土地支配权日益缩减或趋于瓦解。而原来的牧民转变成农耕者后，还要遭受外国资本势力、上层喇嘛等的盘剥，并负担为驻防军队驮运给养粮食和军需物资，以及其他强制性的劳役。如在1853年（咸丰三年）五月，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命察哈尔都统华山泰率蒙古马队官兵4000人到北京听候调遣，调察哈尔马匹达一万匹。在一个月之内，对察哈尔征调如此频繁，使蒙古族人民负担加重，严重地阻碍了畜牧业经济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察哈尔牧厂在清初有马牛驼羊总数390万多头只，到清末锐减至39.5万头只。因此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丧失牲畜的牧民，变为牧区的乞丐、流浪汉、雇工、穷人，城镇贫民增多了。这些大量破产者，成为没有被利用的劳动力，经常转变为没有固定职业，没有生存资料的脱离劳动的（失业）阶层。蒙古大批社会失业军出现，也是畜牧业自然经济瓦解的具体表现。
三、商品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商业城镇的兴起
从鸦片战争以后，今乌兰察布地区随着城镇和定居村落的出现和发展，以商品性生产为主的手工业作坊有了一定的发展。手工业者绝大多数是来自山西的逃难流民，绝大多数以农为业，开荒耕种，经营农业。同时，也有一批又一批的铁匠、木匠、泥瓦匠、银匠、铜匠和皮毛工匠、画匠以及畜产品和粮食加工等手工业者流入城镇、农村、寺庙等，从事建筑或各种作坊的匠役劳动，逐步成为今乌兰察布地区的固定居民。
这些手工业者来到今乌兰察布地区后，根据当地的特点和蒙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当时大部分手工业者主要集中于丰镇城、隆盛庄、张皋、宁远城、天成、厂汉营、崞县窑、乌兰花、广益隆等地。尤为制毡、制革、鞣皮等手工业作坊，加工制作如皮袄、皮裤、毛毡、毡鞋帽、皮绳、辔笼、毛绳等极为畅销。随着这些日常用品的加工生产，商品生产并不断发展，促进了乌兰察布地区的经济的进步，特别是在城镇中，按行业组织社团，如烧砖、制瓦、泥瓦、铁、木、石、银、铜匠店铺直接承揽各种业务。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出现了缸、粉、油、米面、豆腐、酱醋加工业，时称陆成行，逐步形成较大的行业。并使土盐生产再度兴起，岱海滩盐为煎制，每年约10万担，1910年（宣统二年）设口北榷运局管理盐务。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对促进农业经济和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商业集镇的发展也很迅速。伴随着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商业贸易的发展，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出现了以粮食和牲畜皮毛为交易大宗的集贸点——新兴的商业城镇。主要有丰镇城、隆盛庄、张皋、二道河、乌兰花、宁远城、广义隆、天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