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亭（1900-1975），女，蒙古族，原名塔拉，1900年出生于归化城土默特旗台基村(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镇北台基村)。

　　北台基村距离乌兰夫的家乡塔布子村(今塔布赛村)东南约十几公里。当年，云亭的家族在台基村是个大户人家，她年轻的时候身高貌美，结实健壮，由于旧中国女人不读书，她也没什么文化，但她性情温顺，明白事理，是个干活麻利的农村姑娘。乌兰夫的家族当年在塔布子村也是殷实富足，家风很好。乌兰夫不但身材高大，一表人才，而且有文化、性格好，是塔布子村人人称赞的好青年。所以，乌兰夫的家庭和云亭的家庭是门当户对。

　　当年的土默川富裕人家都有为子孙早一点娶妻成家的风俗习惯，为的是早日传宗接代，延续香火，还讲究“女大三，抱金砖”，这样可以早一点为家里增添一个能干的劳动力，乌兰夫的爷爷和父亲也希望给孩子娶回这样一个媳妇。1921年，21岁的云亭嫁给了比自己小6岁的乌兰夫，自从过了门，她勤劳能干，为人友善，孝敬公婆，爱护弟妹，从来不和人吵架，而且同情穷人，善待弱者，只要听说左邻右舍有了困难，总是慷慨相助，主动送去一些粮食和生活用品，村里人们都夸赞：“老云家可娶了个好媳妇。”乌兰夫和云亭虽然是长辈作主的婚姻，婚前互相不认识，婚后又经常分别，但他们恩恩爱爱，相敬如宾，先后生育了四个子女：女儿云曙碧、长子布赫、次子乌斌(乌可力)和三子乌杰。

　　1919年，乌兰夫进入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土默特高等小学校读书，只有在寒暑假才能回家。1923年，乌兰夫考入北京蒙藏学校，夫妻俩从此聚少离多。1925年，乌兰夫接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一走就是4年。云亭在家里除了伺候老人，抚养孩子，操持家务，还要下地劳动，直到1929年底，乌兰夫才从苏联回到家乡。夫妻虽然团聚了，但是乌兰夫一心投身革命，很少有时间管家里的事情，为了尽快组建各村的农民协会，他装扮成农民，挎着粪筐子走村串户，还经常召集人在家里开会，有时候这些人就住在家里。善良厚道的云亭不但为大家烧茶做饭，缝补衣服，还和只有7岁的女儿云曙碧在大门外站岗放哨，同时照顾全家老老小小，操持家里家外包括庄稼地里的所有事情，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我们蒙古人的好大嫂”。

　　1930年，乌兰夫和其他中共地下党员在美岱召、毕克齐、沙尔沁、把什等十几个村子组建了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进行反“锅厘税”(按每户有几个锅灶征收的税)斗争，取得胜利。土默特旗国民党当局怀疑农村一定出现了共产党，于是出动警察来到塔布子村搜捕。这一天，乌兰夫正好没在家，警察扑了个空，就翻箱倒柜寻找可疑的证据，他们翻出一本厚厚的书，是乌兰夫从苏联带回来的俄文版《资本论》，警察不认识俄文，就质问云亭是什么书。云亭急中生智，顺口说了句：“这是孩子他爷爷的《圣经》。”警察不相信，询问乌兰夫的父亲云明亮老人。老人不慌不忙地回答：“不是《圣经》，你说是甚?要不你去问问神父?”当时土默川有很多天主教堂，有的警察见过《圣经》，觉得《资本论》的洋文和《圣经》差不多，就把《资本论》扔在了一边。一个警察不肯善罢甘休，拿出一块银元引逗只有5岁的布赫：“你爸爸回来了吗?在哪儿呢?说了给你银元。”布赫吓得哭起来。警察无可奈何，悻悻而去。云亭和云明亮老人的巧妙回答躲过了警察的盘查。

　　1931年秋天，中共西北特委书记王若飞接受党组织派遣从苏联回国，任务是开辟西北地区包括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革命工作，他考察了河套地区的党组织情况后回到包头，准备去宁夏的前一天晚上，敌人突然抓走了王若飞，押回归绥，关押在“绥远第一模范监狱”。乌兰夫想尽一切办法营救王若飞。王若飞被捕后，干脆堂堂正正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在监狱里和法庭上大义凛然地同敌人进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乌兰夫意识到营救王若飞的难度很大，只能想办法让王若飞在监狱里少吃苦头，听说王若飞住的牢房寒冷潮湿，就让云亭做了一件厚厚的棉背心，送进监狱给王若飞穿上抵御风寒。王若飞后来被押往太原的国民党陆军监狱，度过了5年7个月的铁窗生活，始终坚贞不屈，直到抗战胜利前夕才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回到延安，他一直怀念与乌兰夫在一起的革命友情，那件棉背心也一直穿在身上。

　　1934年，乌兰夫回到自己的母校土默特高等小学校，担任庶务主任兼教员，以此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工作。为了照顾乌兰夫，云亭带着女儿云曙碧、儿子布赫和比女儿大两岁的乌兰夫妹妹云清，也来到归绥，住在旧城小御史巷4号院一个小平房里。1936年，乌兰夫策划领导“百灵庙暴动”以后，辞去学校的职务，进入百灵庙暴动队伍组成的蒙旗保安总队，后来改编为蒙旗独立旅，他担任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因为不方便携带家属，就让云亭带着孩子们回到塔布子村。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蒙旗独立旅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三师(简称新三师)，乌兰夫化名云时雨，在新三师担任政治部代理主任和中共地下党委书记。新三师在伊盟地区坚持抗战，守护着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北大门，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高度称赞。云亭也在家乡积极投入抗日斗争，她的家成为八路军、游击队、新三师官兵和延安人员来往休息的落脚点和秘密联络站。

　　1939年，乌兰夫委托奎璧给家里捎信，动员全家人离开塔布子村去延安。在党组织安排下，贾力更、奎璧、张禄一路护送云曙碧、布赫、云亭弟弟云生格和塔布子村、土默特高等小学校的总共21名蒙古族青年踏上去往延安的路程。后来，云亭也带着乌可力、乌杰去了新三师，夫妻俩再次团聚。在乌兰夫和中共地下党委的努力下，新三师虽然是国民党部队番号，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一支蒙古族抗日军队，被人们誉为不在八路军序列的“八路军”。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第34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向新三师师长白海风发来密电，命令他就地处决乌兰夫。白海风是个很讲义气的爱国军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时和乌兰夫相识，两人交情很好，他让乌兰夫看了胡宗南发来的密电。乌兰夫立刻请示延安。中共中央从维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出发，决定让乌兰夫和已经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迅速回到延安。乌兰夫不方便告诉白海风自己准备去延安，借口护送妻子和孩子回家乡为名，向白海风请假。白海风欣赏乌兰夫的才智品德，很不情愿乌兰夫离他而去，一直不肯痛痛快快准假，最后还是云亭出面，请白海风的夫人多淑秀向白海风求情，白海风这才准假。

　　乌兰夫来到延安后，参加组建延安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他担任教育处处长兼教员。云亭在延安中央保育院做了保育员，负责40多个孩子的日常生活，她和孩子们住在一个大窑洞里，日夜陪护，什么都管，把这些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细心照料，孩子们和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都亲切地称呼她“云妈妈”，只有很少几位阿姨能够得到孩子们这样的称谓。

　　1942年，中共中央为了粉碎国民党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陕甘宁边区造成的经济困难，号召全体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男人开荒种地，女人纺线织布。这时，由于种种原因，云亭和乌兰夫已经离异，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白天照顾保育院的孩子，晚上等孩子们睡下后，开始纺线。云亭在家乡从来没有种过棉花，也没有纺过线，可是她不懂就问，起早贪黑，勤学苦练，终于学会了手工纺线，纺出的棉线均匀细长，数量很多，成为延安地区的纺线能手和生产标兵，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还出席了劳模大会。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非常敬佩云亭的成就，特意提笔为她题写了“纺织起家”的光荣奖状。毛泽东主席亲自为云亭颁发了《劳动模范证书》。毛泽东主席请所有劳动模范吃饭，云亭是其中唯一的一位蒙古族妇女。后来，云亭调到延安蒙古文化促进会工作，由于踏实能干，表现突出，她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乌兰夫当选候补中央委员。抗战胜利前夕，中央任命乌兰夫担任绥蒙政府主席，领导内蒙古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为了筹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乌兰夫先来到张家口。不久，云亭抱着只有两岁的云清女儿阿木兰，跟着云曙碧和女婿石光华也来到张家口，看到大家都在忙碌，她不甘心坐在家里，组织上没有给她分配工作，她就自己找事做，听说兵工厂缺少人手，就天天去兵工厂给手榴弹装炸药，到了月底，兵工厂给云亭发工资，她坚决不要：“我是来支援前线的，不是来挣钱的。”解放战争开始后，云亭带着乌可力、乌杰跟随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转移到锡盟贝子庙(今锡林浩特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亭为了让儿女们有更多时间为党和国家做工作，自己担负起抚育孙子、孙女成长的担子，她一直得到家人和亲友们的尊敬和爱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乌兰夫遭到诬陷迫害。云亭因为是乌兰夫的结发妻子也受到牵连，“造反派”把她从旧城的住处赶出来，搬到新城利民街专门关押 “牛鬼蛇神”的院里，抢走了毛泽东主席给她颁发的《劳动模范证书》，还三番五次地逼着她检举揭发乌兰夫的所谓“反党罪行”。但是，云亭立场坚定，深明大义，始终维护乌兰夫的名誉，表现出一个蒙古族妇女的宽广胸怀和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格。1975年5月11日，“文化大革命”结束前一年，云亭积劳成疾，在通辽女儿云曙碧家里病逝，享年75岁。

　　云亭的一生曲曲折折、坎坎坷坷，别人没有经历过的苦难，她都经历过了，别人享受过的好日子，她一天也没有享受上。无论是为人妻、为人媳、为人母，还是对亲戚、朋友、同志，她都无私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她的一生是劳动者的一生，对生活的要求很低，起早贪黑，粗茶淡饭;她的一生又是革命者的一生，对理想的追求很高，信仰坚定，矢志不移。在几十年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云亭经历了各种磨难，尝尽了人间冷暖，她将儿孙两代抚育成人，堪称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伟大的女性、伟大的革命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