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默特之声欢迎您
（一）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进了千里土默川。草枯了，花凋了，青山坚石迸发出刺穿长夜的火，黑河急流翻卷起淘尽沉沙的浪。压迫与反压迫，侵略与反侵略的抗日烽火，在这里点燃了。当时我正在土默特小学读书，因不甘心在敌占区接受奴化教育，在父亲乌兰夫（在新编第三师任政治部主任，主要做地下工作）根据党组织决定从毕克齐转移到伊克昭盟的时候，毅然退学，回到了萌发过无数童年梦幻的塔布子村。
我少年时代，思想活跃，性格开朗，求知欲强。一时辍学在家，无所事事，心情感到抑郁、彷徨。我唯一的想法愿望是上学，学而有术，将来能像父亲那样，为国家、为民族，出生入死，乐在其中。
我们家是八路军的联络点，我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和熏陶。每当奎璧、李森、贾力更等我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人，有的挑着货郎担，有的扮成皮货商来家开会，父亲、母亲就让我到房顶上去放哨。那时我们家的房子的东墙外有棵大榆树，干粗根深，枝繁叶茂，放哨时正好遮风挡雨，藏身瞭望，一次我看见远处荡起一股弥漫的黄尘，再细看，不好，几个骑马的人风驰电掣般跑来了。我急着回屋里报信，不小心从屋顶滑倒摔了下来。腿碰破了，头撞伤了，但是父亲他们却安全脱险了。从此我也真感到自己长大了。
一九三九年早春，草没绿，寒未退，冰没解，雁未归，天气还很冷很冷。
一天奎璧同志来我们家了。他把祖父、母亲叫到一旁，说他是大青山游击队领导派来的，云泽（我父亲原名）也捎来了话，让送一批蒙古青年去延安学习。奎璧还特别强调一句：云泽说，我们一定要带头，只要我们带头，别人就好动员了。奎璧看见我爷爷仍在迟疑，又说，我，你们还不放心吗，我不会叫孩子们去学坏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动员准备，同年七月，我和弟弟布赫、姑姑云清、奎璧的侄子奇俊山以及云照光等二十一人，在党组织的指派张禄同志带领下，高高兴兴地上路了。
这天下午出发，走出三十多里路太阳就压山了。正好前面有个村庄，我们便投宿歇了脚。
第二天，鸡叫三遍，东方天际露出鱼肚白，我们起床做饭，准备早登程，多赶路。大家正在忙碌，没想到爷爷推门进来了。
老人家说死说活要把我们带回去。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为了什么？我们毕竟都是孩子，执拗不过，只好又回到塔步子村。
回到家里，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在我们离村的当天，就有人七嘴八舌地说开了：“看吧，云家把大姑娘给八路军送了……”恶毒的造谣，无知的欺骗，使爷爷困惑不安了……
我们回来的消息，奎璧同志很快就知道了。一天黄昏时分，他又来到我们家，召开了有我爷爷，母亲、叔父参加的家庭会议。
爷爷说：“即便别人的说长道短我们不去管，可是他们都是孩子，这年头兵荒马乱，真要出点什么闪失，我就没法活了，也没法向曙碧她爸爸交代。”
母亲是通情达理的精明人。老人对儿孙们的心情她怎么会不理解呢。此时此刻她自己内心也是充满矛盾的。但是母亲多年受父亲革命思想、行为的影响，早已懂得了国家与家庭、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没有国家便没有家庭，没有革命便没有独立的国家。贤惠的母亲，尽量说服爷爷。“你不是常发‘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感叹吗？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就得支援革命，为革命作出必要的牺牲。”母亲接着又说：“云泽不是也捎来话吗，万一孩子们出了事，我向云泽负责。”
叔父已是地下党员，自然是支持我们的。
爷爷沉默着，思索着，最后终于被说服了。
我们又出发了。朝露笼罩着村庄田野，几十名送行的家长及兄弟姐妹站在村头，有的抹泪，有的招手。我们的母亲，眼里含着泪花嘴角挂着微笑。是啊，从此儿女们踏上了报效祖国的征程，雄关漫道，不知何时能见面了，她是苦与乐，自豪与担心搅拌在一起往肚子里咽的。
这次我们有了些经验，队伍整齐多了。因为要过敌占区，张禄把我们三个人划为一组，大家拉开距离，鱼贯前进。遇到三岔路口，就折柳枝为标记。人们互相很少说话，即便平时非常调皮的孩子，这时也变成了小大人。
三天没到，我们到了黄河北岸的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四先生窑子村。村长是李井泉发展的地下工作者，很有对敌斗争经验。他把我们分散住在老乡家里，以防出现不测。
黄昏时分，大家早已饥肠辘辘。饭做好了，刚端起碗来，突然两名荷枪实弹的伪军破门而入。一进屋，没容分说，把几个男同学就绑起了。我一看情况不好，转身到院子里，翻墙跳出，跑步去找村长。
村长问：“是穿什么衣服的？”
我说：“是黑衣服。”
村长说：“那是王爷奇子祥的人。”
听说是奇子祥的人，我提起来的心放下了。我们出来的时候，奎璧同志交代过，在黄河以北，万一路上遇到麻烦事，可以去找奇子祥、奇子义。他们是你父亲的学生。我对村长说：“奇子祥是我们的同学，可以去找他。”
听我这么一说，村长心里也有了底。回到我们的住处，村长对伪军说：“他们是来找同学的，走错了路。你们的王爷就是他们的同学。”
在村长和伪军说话的时候，张禄同志顺手把大青山八路军专员公署写给延安组织部的介绍信给了我。因为他是大人，目标大。我接过来略一思索，就压在水缸底下了。张禄同志看看我，暗示：做得对。
伪军试探地说：“我们没有王爷。”
我抢过来说：“你们怎么没有王爷？奇子祥、奇子义都是我们的同学。”
伪军看看我，看看其他的人无可奈何地说：“好吧，你们选出代表去见王爷。”
我们选出李文精、李永年去见王爷。奇子祥给了我们一张明信片。实际就是“通行证”了。
这位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的好村长，两年后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了。这条通往延安的路也从此被人切断。至今我们怀念他！
拿上奇子祥给的通行证，我们急急登上了横渡黄河的木帆船。滔滔的河水，圆圆的落日，山峦叠翠，惊涛拍岸。啊，我们第一次感到祖国之大，江山之美，气势之壮观。
渡过黄河，帆船靠岸，又被守渡口的国民党兵拦住了。他们把我们领到县政府，尔后安排住在喇嘛庙的塔丙召。
一个国民党的团长知道我们去延安读书，晚上来动员我们去西安，不要去延安。说西安是帝王将相久居的古都，文化高，生活好；说延安是野菜充饥，生活艰苦，田地都是挂在墙上的（指坡田）。当时是国共合作，我们坚持要去延安，他也就不勉强了。
张禄同志是从蒙古刚回国的。延安府究竟在什么地方？路到底有多远？他也不很清楚。我们只能根据方向，边走边问。
翻山越岭，风餐露宿，三十多天过去了，鞋磨穿了，脚磨破了，我们终于用双足丈量完近千公里的路程，到达了日夜盼望着的目的地。这对我们二十一名青少年来说，也是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考验。
然而，我们即将开始的又将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二
这是归延安府管辖的兵站，距离延安党中央所在地还有八十里路程。头一天我们在这里住下，派人到中央组织部取得联系。中组部负责人说，延安是革命圣地，一次来这么多少数民族的热血青年，为革命队伍增加了生力军，毛主席高兴，延安欢迎。我们听了传达，心情十分激动。有的跳了起来，有的流下了热泪，旅途的疲劳，一下烟消云散！
晚上，月光如水，繁星闪烁，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明天，明天就要喝到清清延河水，看见巍巍宝塔山了！其实大家心情是一样的，金鸡鸣啼，天色微明，人们全都整装待发了。
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打打闹闹。有人采路边的野花，拿在手里，插到头上，有的人还唱起刚学会的陕北民歌小调，太阳偏西了，大概是下午两点多钟吧，我们走完了八十里路，到了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下午，我们吃过饭，就迫不及待地去看望延河水、宝塔山，站在宝塔旁，向前眺望，延安的窑洞、街道，尽收眼底；柳树垂条，田野葱茏，歌声不断，笑语不绝……啊，延安，这就是朝思暮想的延安！毛主席就住在这里，中国的希望就在这里……
到了延安，大家都称同志了，当然也有兄弟姐妹相称的。
招待所的房子全是窑洞。每个窑洞是对面大炕，住着八至九人，所谓炕呢，就是土台子，不能烧火。男同志住的土台子上面铺着谷草，谷草上是一条统一发的薄褥子，女同志呢，特殊照顾，谷草底下多加一层木板。对面炕中间通道很窄，两个人对面行走，擦肩才能过去。
这里的条件虽然差，但是人们的心情非常好，就像到了家，无忧无虑，无拘无束。当天晚上，招待所常主任为我们召开了小型欢迎会，介绍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而又喜欢听的情况，我想，这真是走进新天地，开始新生活了！
比我们先来的同志，多数比我大，也有比我小的，他们有的来自大后方，有的来自最前线，见到我们非常亲切，主动帮助做这做那，问长问短。和我住在同一铺的有位来自四川的大姐，她给我打洗脸水、洗脚水，让我换衬衣。当她知道我就有一件衬衣时，就把自己仅有的两件衬衣给了我一件。后来我才知道，打洗脸水也不像现在，拧开水龙头就是水，而是要到一里多远的山下去端或提的。
四川大姐挨着我睡，问我内蒙古草原是什么样子？家住在哪？
我说：“你读过乐府民歌《敕勒川》吗？”
她说：“没有。”
我说：“那我背给你听：‘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田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我又说：“这就是我们内蒙古草原，我们家就住在阴山脚下。”
她一下抱住我，笑着说：“哎哟，你们家可真美呀！”我长长叹了一口气说：“哎，可惜现在被日本鬼子占领了！”
她放开我，握起拳头，咬着牙说：“哼，等着吧，我们一定要把侵略者赶出去，消灭掉！”
这一夜，我像睡在摇篮里的婴儿，不知月出月落，风起风收，一觉醒来，火红的太阳早已爬上染绿的山头。
我们在组织部招待所住了将近一个月，每天有西北研究室的孔飞、王铎同志来讲课。内容有国共合作、苏联十月革命，妇女解放等。日本鬼子的飞机经常飞来飞去、盘旋轰炸，但是我们谁也不害怕，课照样上，歌照样唱，每轰炸一次，大家对敌人的恨就增加一分。
后来我们转到了陕北公学，校长是罗迈（李维汉），教育长是胡松，我们入学时，只二十几名学员，由于大后方不断来人，半年后增加到三千多人。每天学习很紧张，除白天正常学习，早晨、晚间都上自习，晚自习在窑洞里。一间土窑洞，两盏小油灯，学习的课程也多了：联共党史、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党章，党的建设等。
这所学校主要是为党培养政工干部，讲课的人马列主义水平很高。人们尊称的四老——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都讲过课。一次毛主席来了，讲统一战线。让少数民族的同志坐在前面，我专心听着，目不转睛地看着，心情十分激动。时至今日，毛主席讲课时的音容笑貌，举止动作，还清晰地留在记忆中！
短短几个月的学习，增长了不少革命知识，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思想、觉悟，用一句哲学语言说，就是起了质的飞跃。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由一个自在的革命追随者向自存的革命战士转化的开始。
我刚到校不久，学员填表，一名女学员填写是党员，校部同志问她介绍人是谁？她说，我男人是共产党员，我不也是共产党员吗？校部同志笑了，我没有笑，因为我也认为，从到延安起就是共产党员了，校部同志解释说，你们到了延安，参加了革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了，但还不一定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是革命中的先进分子……后来我们又学习了党章，就把这件事当了笑话，
学校里学员多，分成若干队。我编在五十五队，指导员是：王铎同志。一次我问王铎同志：“我可不可以入党？”王铎同志说：“当然可以。但要加倍努力，创造条件。”
从此，我更严格要求自己，我的身体好，精力也充沛，除学好功课外，尽可能去帮助同志。比如有的同志身体弱或者病了，到山下提水我就包了。水桶都是自制的，就是把用过的煤油桶穿上一道铁丝梁。别人一次提一桶，我提两桶，过节时，我自编舞蹈，组织大家演出。在毛主席提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中，我积极参加开荒种地，男同志干多少，我干多少。手上磨起泡，泡破磨成茧……四一年“三八”节，我被评成了劳动模范，同年又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天空响起了这一年的第一声春雷，下起了第一场春雨。闪电划破夜空，雨丝晶莹闪亮，人生是多么美好啊！同志们都早进入梦乡，我静静地躺着，想呀，想，革命有起点没终点，今后的路……
三
毛主席说，大青山根据地十分重要，绝对不能丢。这是战略的需要。
一天，我正在上课，有人给了我一张字条，是王铎同志写的，说我父亲来了。
下了课，我和弟弟布赫一起，急忙到了招待所。一进门，先看见了母亲。母亲也来了!我们跑了过去。亲人久别重逢，都有说不出的高兴。父亲、母亲各握住我们的手，从上到下看了又看。只说：“好，好，孩子们……”从父亲和蔼的目光中，从母亲温馨的泪花里，我看出了两位老人为儿女们离别后独立生活的担忧和成长成熟的喜悦!
母亲不久成了大生产运动中的纺线能手，她专纺缝纫用线。纺线时地面铺上黑布，这样才能看清棉絮拉出如丝的线条。母亲纺的线，质量好，速度快，为支援前线作出了贡献，因此一九四四年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
一九四一年八月，大青山八路军司令员姚喆到延安要干部。我知道以后，就去找组织部，找奎璧同志。
奎老说：“到前线就是要吃苦的，甚至有生命危险，你行吗?”
我说：“我不怕，我是共产党员。”
奎璧是非常了解我的，便领我去见我父亲。
父亲对奎璧同志说：“你知道的，鹰，不翱游苍穹，不搏击暴风雪，怎么叫鹰呢。你把她带走吧。”
在父亲到延安一个月，我离开了延安,临行前，父亲送给我两本书：《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我如获至宝，一直随身携带，稍有空闲便拿出来阅读、学习，可惜后来在一次紧急转移前烧掉了!
回大青山的任务十分紧急,每天行走八十至一百二十里路，脚上全都是泡。陕西水少，有时晚间住下来，弄到一点水，即便不喝，也要先洗脚。进入大青山，我们改换骑马。开始感到轻松些，后来，腰酸腿痛，从马背上下来都困难。为了躲避鬼子，白天住，夜里走，风雨无阻。
大青山游击队的据点在井儿沟。这里四面环山，攻、守、退兼宜。到了井儿沟，就算到了家。但是，荆棘的劈斩，风雪的搏击，还刚刚开始。
在井儿沟小住几天，我、云志忠、任仲善被分配到呼市地区作地下工作。主要任务是，首先设法领取良民证，尔后找工作长期隐蔽，搜集敌人情报，给大青山游击队联络、送信。
在敌战区，必须要有良民证，否则公开露面寸步难行。敌人已草木皆兵，防范很严，领良民证要通过许多关卡，稍有不慎，就可能暴露身份，出大事的。
费了好多周折，“良民证”总算领到了。我想暂住十里坡大姑家了解一下情况。因为大姑家也是八路军游击队的联络点。在这里我碰到了爷爷和叔父。爷爷说家已被鬼子烧了!叔父呢，敌人巳几次发出了通缉令缉拿。叔父说，现在我们内部出了叛徒，愤况危急，你赶快进山吧!
大姑用了三升小米，雇来一个领路的人。晚饭后，连夜送我上山。
黑云密布，关山重重，冷风卷秋草，寒泉穿石流。夜静极了!
我们到了水磨沟沟口，领路人说：“口子两边住有特务，养着恶狗，千万小心，不能弄出一点响声。”他脱下鞋，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他说：“不要紧了，已过了封锁线了。”当我坐下来穿鞋的时候，才感到脚象针刺般的疼痛,
五月，北国的又一个五月。
奎璧同志让我下山找工作，搜集情报，他说：“十里坡你不能去了，可以到武川去。那里的伪县政府民政科长云生贵是你的表叔，受过你父亲影响。你就说是从你父亲处来的，他可能会帮助找工作。至少不会害你。”奎璧同志还交给我一封信，让我们到呼市交给巴文奎(原在土默特小学教书)，托他买枪买药。
晚风乍起，鸟入山林，天边的乌云，溶尽血红的残阳。我把信缝进衬衣领子里，单人独马下山了，一夜之间，人没离鞍，马没停蹄。第二天早晨五点钟到了十里坡，人一身汗，马一身汗。为了防止万一，在大姑家没有停留，换上一件蒙古袍，又徒步十里到了毕克齐，接着登车进城。
巴文奎看过奎壁同志的信说：“事情我可以办，不写旧条了，你也不能久呆。”
在武川我找到了云生贵,见了面他精神很紧张：“这里住着很多日本兵，你不要胡闹了，弄不好要杀头的!”他不给找工作，反劝我去自首。
杀头我不怕，闹革命早就把生死置于度外了,但是不能轻易地死。死是为了不死，死才有价值。我一看，武川是绝对不能呆的。主意已定，不辞而别。
我又回到十里坡。这时大姑刚接到奎璧同志的信，说叛徒已向敌人告密，提供了我的全部情况，让不惜代价找到我，并立即送上山去。
大姑说：“正着急怎么去找你呢，你回来了，快商量进山吧。”
事也真巧，话音刚落，几个游击队员进来了，一看，负责人是我延安时的同学，我们一块来大青山的，我高兴地说：“这真叫祸从身边起，福从天上来呀，我们该生，敌人该死。”大家都笑了。
回到井儿沟，奎璧同志说：“云志忠是软骨头，叛变了!”
冰封了河床，雪盖了青山。早来的寒风，凋光了干枯的树叶。敌人残酷的冬季大扫荡快开始了。
在井儿沟，我得了伤寒病，头痛，发烧，全身乏力。加上每顿饭都是白水煮小麦或莜麦，身体异常虚弱,一次敌人要来扫荡，同志们搀扶我转移。走出去二十多里路,游击队和伪军遭遇了,我们在高处，敌人在低处，枪声如炒豆，子弹象飞蝗，从中午打到日西，敌人留下两具尸体逃跑了。我们没有伤亡。
打完了仗，我实在走不动了，头象炸开似地痛。我想可能是走到人生的尽头了!但是我又一想，不能就这样倒下去，延安，人民、党在呼唤着我，父亲、母亲在期待着我，不行，还得走!可是身不由主，力不从心，站起来，摔倒了，再站起来，又摔倒了。反复几次，我出汗了，大汁淋淋!
同志们把我抬到一户农民家里，这是附近山里唯一的一户人家,家里男人不在，只有一位妇女。她的娘家是十里坡的,我认识。这是一位善良的妇女，本来只有三十几岁，可是，不公正命运的折磨，极端痛苦岁月的煎熬，使她一脸过早地布满了绉纹，看上去足有五十开外!组织上给我留下一名小警卫员，让我暂住下来养病。
老乡管伤寒病叫汗病，出了一场大汗之后，我真感到身上轻松多了!由于敌人三天两头来搜山，这里实在不安全，我决定离开这里。农妇大嫂不想叫我走，但她也知道无法保证我的安全，我走时，她把用碎布角对起来缝制的新腰子送给了我，并亲手为我穿上。我感到暖极了!解放后，我曾去找过这位慈善的人，但是大嫂不见房子早已倒塌，只有破房框里长出来的野草，在风中摇曳着……
到了大台，遇见游击队团政委李作玉。他带着一名警卫员，也得了伤寒病暂住。李作玉的爱人和我一块从延安出来的，彼此很熟悉。两个人变成了一个人，胆子都壮了些。
敌人还在轮番扫荡。为了安全，我们转移到一个比较隐蔽的山洞。洞里很宽敞，是游击队常住的地方。洞有一线天，阳光穿入可以把洞里照亮。洞顶的另一处，犹如珍珠般的水滴，长年累月地滴下。叮一叮一，如日中嫦娥垂泪，似人间伤女抚琴!然而，对我们来说，这是天降甘霖，是生命之源!每日一餐的整小麦，就是用这滴水来煮的!晚间睡下，铺的是草，盖的也是草，真是长夜难明啊!
两个月过去了。奎璧同志到处找我们。当他知道我们还住在山洞子里的时候，立即派李振华同志把我们接到了八路军专员公署临时所在地。
快过春节了，我的病又复发了!
敌人扫荡更加频繁，斗争更加残酷激烈。大青山游击队员牺牲了三分之一，人们的心情是沉重的!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大青山游击队要缩编，决定年纪大的，身体不好的，女同志去延安。
奎壁同志接到指示，也要回延安。一天他给我写了一封短信，让我立即做好准备，跟他一块回延安，回到我父亲住的地方去。
四
第二次回到延安是一九四三年三月。
离开延安一年来，好像离开好久好久,回到延安几天来，如同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感到无比的亲切。我迫不及待去看望了父亲、母亲，看望了宝塔山，延河水……
宝塔山还是那样巍峨壮观，延河水依旧清清照人。然而，人们的脸上似乎是阴多晴少，政治气氛显得有些严肃、冷峻。!
延安整风运动刚刚结束，在此基础上的审干运动又开始了。
审干运动是适时的，必要的。因为抗战以来党的队伍发展很快，每天都有大批工农群众、青年学生、爱国志士从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投奔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其中绝大多数是为了追求真理、抗日救国而来，但也有个别的日特、汉奸、国特混杂当中。在老干部里，因为多年未进行审干了，有些人的历史需进一步审查明确结论；也有个别异己分子、投降变节分子或特务分子需要通过审干运动加以清理。
审干运动是好事，可以纯洁组织，巩固队伍，加强抗日力量。但是，由于阶级异己分子康生把持一定的领导权，他为了把水搅混，蒙混过关，施展阴谋，破坏运动，造成了审干扩大化，使许多好同志蒙冤受害!
在审干中，康生搞了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车轮战，逼供信，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打成了“抢救对象”，使一向生机勃勃、充满互助友爱气氛的延安城，突然被混乱和不安笼罩了!
我们班共有十三人，其中十二人被打成特务或汉奸。只有我们班的班长、一位长征过来的老同志、幸免。我因为第一次是从国统区远来，第二次是从日本占领区远来，所以被打成了“特务”加“汉奸”的所谓双料人物。
同志们都压力很大的，整天愁眉苦脸，长吁短叹!本来么，大家是一心搞革命的，怎么一下就成了反革命呢?真正的革命者被打成反革命，有的只是内心流血般地痛苦!我对意想不到的飞来横祸，开始也想不通，两天两夜没吃好，没睡好。但是很快情绪就恢复正常了。我想，管他什么汉奸特务呢，我自己是什么人，我自己清楚。何况我才二十岁，以后日子长着呢，路子长着呢。
一天我见到了奎璧同志，他也被打成“抢救对象”。奎璧那时正在壮年，但已是很成熟的革命者了。他对我说：“不要怕，肯定是扩大化了。”
听了奎璧同志的话，我心里就更有底了。整天该说，说；该笑，笑。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若无其事。上课时认真听讲，劳动时积极参加。我们按规定每天劳动六个小时，主要是纺线。十几架、几十架纺车，摆在露天平地上，发出嗡嗡的声音，如同特种乐器的大合奏。每天学员的任务以换米来计算，标准是一年六石米。头等线一斤换一石。我每天纺六两头等线，还担任技术指导员。
四四年初，根据毛主席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开始进行甄别。结果证明，百分之九十以上搞错了。好在我们党，原则是有错必纠。我和被诬陷的同志一样，获得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三八”节开表彰大会，我还被评成了劳动突击手。
延安整风审干，自己虽然受了点委屈，但是坏事变好事，经过这考验，稚气少了，阅历深了。
不久我进入中央党校学习，编在第六部十八班。学习的内容很多，其中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党史。通过学习，我知道了，除了和国民党、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外，党内还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且从一九四四年和延安整风审干，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我们党正是从这对内对外的激烈斗争中成长壮大的。
毛主席说，延安党校是个干部储存库。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下，终于无条件投降了!山舞水笑，举国上下一片欢腾!
抗日斗争结束了，一直坐山观虎斗的蒋介石，要从蛾眉山上下来摘桃子，打内战。这是毛主席早就预料到并告诫全国人民的。毛主席还说：“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因此，中央党校的学员，开始成批成批地分别奔赴解放斗争的前线和土地改革的后方。
我在四六年三月，被派往晋、察、冀边区，参加土地改革。不久又分配到赤峰，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的筹备工作…… 这次在延安呆的时间比较长，受到的教育也比较多。如果说第一次离开延安时，是由自为的革命追随者开始向自在的革命战士转化的话，那么第二次离开延安时，基本上完成了这一转化的过程。
(李少白整理)转自《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三十七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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