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4年，23岁的宋徽宗办了一件大事。
他发布了一份黑名单，把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全部列入其中，禁止这些人及其子弟入朝为官。黑名单上的名字多达309人，一些不听话的新党重臣和中间派，也名列其中。
宋徽宗用他的瘦金体亲自书写，宰相蔡京誊抄，再由工匠把这些名字刻于石碑、立于朝堂，警戒一切不听话的臣子。
自此，北宋自王安石变法以来长达三十多年的党争，彻底终结。
徽宗还专门下诏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自己刚即位的时候，不了解情况，结果邪说横行，旧党猖狂，现在把这些人永远打倒在地，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其他人也不许再攻击他们了。
他的潜台词是：我刚上台的时候心怀善意，试图走中庸之道调和两派矛盾，（徽宗登基后将年号改为“建中靖国”，“中”，就是表明自己不偏不倚，不左不右）。结果呢，你们新旧两党依然争吵不休，给脸不要脸。人的忍耐是有限的，天天听你们吵架，我早已忍无可忍。现在把旧党连根拔起，新党也给我闭嘴吧，谁再热衷于互撕，别怪我不客气。
宋徽宗的心情，当然很好理解。
如果你是皇帝，坐在龙椅上整天看两派吵架，也会不胜其烦。更何况这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还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吵架这件事，毫无美感。对艺术家的心神，是极大的损耗。一个艺术家如果天天听别人吵架，必然会损害他的创造力。
除了政治上的大清洗，还有学术上的封杀。徽宗下令焚毁了苏轼、程颐等一切反对派的作品，同时禁止学校老师传授这些异端邪说。（不过，因为宋代印刷术普及，达不到毁灭的效果。）那些敢为旧党说话的官员，无论政治立场，一律贬出朝廷。
终于耳根清净了，再没有人在耳边整日聒噪。
用雷霆手段终结了一地鸡毛的党争，就该开始干正事了：兴办学校、养老院、公立医院、救济贫困、发行新币、建造宫殿、铸造九鼎、收复（部分）失地！
宋徽宗，开创了一个新的“盛世”。甚至在全国范围内提供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让大宋王朝散发着现代文明的光辉。
仿佛是为了庆祝这盛世，天降祥瑞，仙鹤飞鸣，徽宗用“丰豫亨大”来形容自己缔造的盛世，这个词来自他最重要是助手蔡京，意思是富足兴盛的太平盛世。
这就是徽宗意气风发时的自我定位。
有一种流行论调认为，北宋亡于党争。
年复一年的党争造成了统治集团的内部撕裂，严重削弱了朝廷治理能力，北宋也错过了自我壮大的机会，结果面对外敌入侵不堪一击。
这种观点并不符合事实。
因为徽宗明明结束了党争，却还是陷入了靖康之变。一百年后，欧亚大陆上那么多帝国，南宋、西夏、金朝、西辽、花剌子模……都被蒙古军团消灭了。
你有没有党争，根本就不重要。其实蒙古军团的内部斗争比其他帝国更剧烈，仗打到一半都可以带军回去争夺汗位，但也不影响他们横扫世界。
传统文化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喜欢自我反思，一切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一个王朝灭亡，总是把原因强行归纳为贪污腐败或者内部不团结，或者，“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但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别人的军事实力比你强大。
总是习惯于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结果就是盲人摸象，找不到真正的原因。因为真正的原因，常常在外部，在别人身上。
儒家文化强调“君子求诸己”，强调自我反省，这种思维方式当然有积极的一面，因为外部因素是很难改变的。但这种思维方式，有时也会遮蔽我们的视野。
回到徽宗时代。
史书记录的徽宗时代，统治者骄逸奢靡，奸臣当道，百姓纷纷造反。沉迷艺术的徽宗只顾着享受生活，光是为了给自己的园林里运一块奇石，就要消耗无数的人力物力。
也就是说，结束了党争的宋朝，并没有变得更好，反而滑向深渊。
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党争的新视角。
传统观点认为，党争是破坏性的，让无数帝国精英们陷入残酷的零和博弈，互相伤害乐此不疲。而这些时间和精力，本来可以精诚合作创造价值。
但徽宗时代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党争的结束并没有带来精诚合作。政治斗争中的互相伤害也不可能停止。
阅读古代历史我们甚至会惊讶的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没有党争的时代，会比党争的时代更和平、更繁荣、更有活力；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党争会导致政治斗争更加残酷。
王安石变法期间，新旧两党激烈的斗争，也不过是把苏轼等政治精英贬谪到偏远之地。而很多没有党争的朝代，政治斗争却更加凶残，甚至人头滚滚大肆株连。
历史上的其他党争也并不让人觉得残酷，比如唐代著名的牛李党争，我们想起来，也只是叹息李商隐等人因此命运多舛。相比君王的大清洗、文字狱，军阀之间的战争、刺杀，党争这种斗争形式一般没有什么流血冲突，只是围绕人事安排进行博弈，针对的也是对方的地位、名声、思想，而不是进行肉体消灭。
古代历史上所有的党争死亡人数加起来，可能也比不上君王搞一次屠杀或者文字狱。（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的斗争有时会导致很多死亡，但这其实不属于传统的党争。）
王安石变法催生的党争时代，恰恰是朝堂比较有活力的时期。各种观点争锋相对，官员之间互相监督，甚至在大辩论中出现了学术繁荣，政治领域也人才辈出，两派的官员们，在地方治理、思想学术等领域，也都有丰富的建树。
因此，我们甚至可以提出一个新观点，那就是，党争固然有消极的一面，但也有积极的一面。这恰恰是以往研究者所没有注意到的。
以往的研究者，对于北宋党争几乎是一种全面否定的态度。这恰恰忽视了一个政治学常识，那就是，政治本来就是群体性博弈，本来就是在做事中斗争，在斗争中做事。哪怕是皇权社会，徽宗和蔡京终结了党争，难道他们自己就不用培植亲信、拉帮结派了吗？
宋徽宗消灭党争之后的朝廷，人人噤若寒蝉，沦为一潭死水。士大夫们不再以天下为己任，而是匍匐在皇权脚下。大家偶尔精诚团结，也不是为苍生谋福利，而是给徽宗兴建宫殿、园林，搜罗各地的奇珍异宝，制造各种祥瑞。
解决了一个“问题”，又有了新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方式，又制造了新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人，又成为了新的问题。
历史的吊诡在于，我们总结的那些教训，往往并不是问题真正的原因；我们幻想的那些美好的可能性，常常也只是一厢情愿。
就算司马光和王安石始终亲密无间，变法派和保守派永远团结一致（那可能并不是什么好事），也不能避免后来出现一个徽宗这样的艺术家皇帝（没有出一个“何不食肉糜”的弱智皇帝，已经是大宋王朝的幸运了。）……大概率上，宋朝的最终结局，还是在蒙古军团的铁蹄下灭亡。
历史如此，生活也是这样。就算你当初没有和对方分手，你们也不可能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就算你穿越回到那个据说做生意很容易的八十年代，你也不可能成为成功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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