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王朝都有其开拓、统治的极限，唐王朝在达到开拓极限的情况下其传统的军政制度却根本无力统治新开辟之地，所以，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发展，唐朝就必须在制度层面作出创新以巩固辽阔的疆域，再加上府兵崩溃和财政问题，大唐最终选择了在边境设立节度使。
节度使的本质就是藩镇，和西汉初年的诸侯王一样，是一种在特定形势下制定的新的统治制度。
为了更好地说明大唐设立节度使的背景我们还是以秦汉的历史案例进行说明。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兼并了六国一统了天下，虽然秦国在疆域层面得到了极大的扩张，但其统治能力却不能做到对所有疆域的覆盖，尤其是燕国、楚国和齐国这样的边地。
限制秦国统治能力的因素分别有：交通条件的限制、文化无法兼容、官吏的缺乏、军队数量有限等等。
总之，大秦虽然在十年的时间内迅速实现了一统的目标，但却根本无法消化楚齐燕这样的边地。
这个时候，秦国的重心就是如何消化新开辟之地，丞相王绾之所以建议始皇在燕楚齐分封藩王以统治其地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统治难题，这是在当时条件下最科学的方案。
但结果大家都知道，始皇拒绝了分封的提议，实行全面郡县制，结果就导致了齐楚这样的地方严重不稳，最终，颠覆大秦的烈火首先在楚国和齐国点燃，一下子就吞噬了大秦。
基于这样的情况，刘邦在建立大汉帝国之后就选择了郡国制，在关东之地分封藩王以藩镇来消化六国故地。
大汉的分封本质上只是一种行政制度，不仅是为了拱卫皇权，更是为了有效统治关东。
当大汉逐渐消化了关东具备直接统治其地的能力之后，朝廷就有条不紊地进行削藩，最终基本实现了对帝国所有地方的权力覆盖。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王朝在不同时期都有其开拓、统治的极限，这个时候掌舵者就必须在军政制度层面作出变通以适应当时的发展。
当唐王朝建立之后，由于其是脱胎于西魏北周和隋朝，且统治主体没有变化，所以，大唐天然具备游牧基因，因而极具扩张性，不断将疆域向游牧区域纵深。为什么唐太宗被称为天可汗，原因就在这里。
公元669年，大唐达到了其疆域的极限，南至罗伏州（今越南河静省），北扩玄阙州（今俄罗斯安加拉河流域），西及安息州（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东临哥勿州（今吉林通化），总面积达一千二百三十七万平方千米。
由于大唐的疆域已经纵深至游牧区域，所以其面对的敌人也是最多的，分别有契丹、奚、突厥、回纥、黠戛斯（吉尔吉斯）、吐蕃，外加一个大食帝国（阿拉伯）。
以吐蕃为例，吐蕃在最强盛时不仅拥有着西藏，还向西进入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山带地区，东面延伸至四川西部、青海、甘肃一带，北面也占领了新疆的部分地区，是大唐的劲敌。
还有突厥，其是比当年的匈奴更加强大的游牧势力，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大唐最大的威胁。
图源/剧照
和之前的王朝相比，大唐的边境压力是最大的。
只是，大唐虽然辟地极广，但和当年的大秦一样，也面临统治难度，其统治能力根本无法覆盖新开辟之地。
大唐消化新地不仅有交通带来的后勤、行军压力，更是面临着文化层面的鸿沟。一般来说，长城其实就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分界线，虽然长城之外不是中原王朝武力开拓的极限，但却是其统治力的极限，因为，中原的管理制度管理游牧区域根本就是无效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文化层面无法兼容。
说白了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为什么东汉时期南匈奴在已经内附的情况下却还反复背叛，原因就是这种排异反应。
也就是说，长城一线就是中原王朝统治的极限，再往外开拓给其带来的只能是统治压力，所以中原王朝应对游牧民族传统的办法都是，以武力削弱其对中原的威胁然后在边境做好防御。中原王朝在边境的防御措施除了修筑长城外还有移民、屯边等措施。
如今，唐朝极大地深入了游牧腹地，虽然带来了领土层面的极大增长，但却不得不面对军事层面敌人多元化的压力。以武则天时代为例，突厥复国漠北、吐蕃在几次大混战中屡次大败唐军并一度占领安西四镇、契丹也屡屡在营州（今辽宁朝阳）一带作乱...
此前对于历朝的外部战争如今于大唐而言却是内部战争，而且必定是一场持久战。
除了军事压力，大唐还要面对在文化层面无法兼容新地的统治压力。
和当年的大秦一样，大唐也面临着消化新地的政治难题，而现实又是，传统的统治方式根本无法有效消化其地，这个时候，设计一套新制度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发展就变得非常必要。
当然，如何建立新的军政制度也需要探索。最早，大唐应对边疆战事一般都是派一个挂着“使职”的将军去一线指挥战争，高宗时，李治为了更高效地应对边事于是就给各地的都督们加上了“使职”的头衔，于是，这些同时具有练兵权和指挥权的军人就被大家习惯性称为“节度使”。到了睿宗时代，以睿宗在景云二年（711）任命凉州都督贺拔延嗣为河西节度使为转折点，节度使就正式成为大唐统治系统中的重要一环。
可见，节度使的设立是经过了一个探索、验证到正式实施的过程。
没办法，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唐军用兵是有极限的，隋唐两代迟迟无法解决高句丽问题就说明了大唐系统在应对边疆战事时的无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军权下放，让边将成为应对游牧武力的主力。
另外，要应对多元化的游牧势力，唐军就必须组建精锐骑兵，而兵源最好的来源地就是边地的胡人。一般来说，唐朝重用安禄山这样的胡人是李林甫出于边将威胁相权阻止边将入朝的考虑，其实也是为了吸收胡人武力让其成为边军的主体以更好地应对边疆战事。
以夷制夷是大唐在军事层面解决边疆问题的主要手段。
同时，随着府兵制的崩溃，大唐要想应对边疆的战事也必须将军权下放，让边将自行募兵。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府兵制崩溃，朝廷也可以募兵解决边疆战事，但后勤、兵源的问题依然无法解决，只能依靠边将募兵。
再说，朝廷此时的财政也出了问题，根本无法支付边军所需的费用。我们可以看一组数据：玄宗初年，朝廷的养兵费用是二百万贯钱，到了中期，飙涨到一千万贯，后来更是一度疯涨到一千二百六十万贯，就这还不包括战争的开销和对将士的赏赐。
面对财政困局，玄宗虽然频繁换相，但依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财政压力反而越来越大。于是，朝廷就只能将财权下放给边将，边将在拥有军权的同时又拥有了财权。
为了更好地兼容、消化游牧区域，边将还同时拥有了边地的政权。后来，在各地行使监察权的观察使也一并由节度使兼任。
此时，大唐的节度使已经是同时拥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监察权的藩镇，其中：政权解决的是文化差异造成的统治难题；财权和军权解决的是军事压力。大唐的节度使俨然已经是标准的诸侯。
玄宗时期，大唐为了解决东北、漠北、西北、西南等区域的边境压力一共设立了十个节度使区，分别为：安西节度使、北庭节度使、河西节度使、朔方节度使、河东节度使、范阳节度使、平卢节度使、陇右节度使、剑南节度使、岭南五府经略使。
当时，十节度使一共拥兵四十九万，而当时的中央禁军才不过十二万人，严重的外重内轻。
为什么玄宗大量设置节度使又是因为，此时大唐的边疆压力更大，据《通典》记载：“我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磧西怛逻之战，云南渡泸之役，没于异域数十万人。”
损兵折将的现实不断验证着传统的军事制度无法应对边疆战事的现实，只能广设已经被现实验证具备解决问题能力的节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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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呢，大唐虽然通过设立节度使解决了边境的军政问题，但却不得不面对藩镇所带来的军事压力，和当年的西汉一样，大唐必须得面对藩王随时的挑战。
如果大唐能够通过制衡、调岗的方式维持这一格局也是能逐渐实现消化新地的目的然后再着手削藩，完全复制西汉当年的做法。可玄宗却最终将脆弱的平衡给玩崩了，为了制衡西北藩镇和太子李亨，玄宗是亲手培养起了安禄山这个强藩，安禄山不仅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更是拥有二十万雄兵，完全是一家独大。
既然平衡已经被打破，朝廷就随时面临藩镇的军事威胁，在得罪太子李亨而又被宰相杨国忠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安禄山最终选择了造反。而玄宗在应对战争时却胡乱出牌，不仅杀了高仙芝还强逼哥舒翰出潼关作战，结果直接造成了长安的陷落，大唐的国运被腰斩。
大唐之所以没有复制西汉的国运就是因为，其在安史之乱中败得是一塌糊涂。假设大唐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平定叛乱，不仅可以解决藩镇问题，同时也能继续以节度使来消化新地，最终完成过渡期。
变数其实就在潼关之战。
由于大唐是以西北藩镇和新设立的节度使平定了叛乱，所以就导致了在叛乱被平定后藩镇林立的格局。
此后，大唐的皇权就陷入被藩镇架空的境地，虽然宣宗、武宗和宪宗都一力主持削藩，但根本就无法解决这一毒瘤，最终，大唐亡于藩镇。
说实话，要不是藩镇之间需要互相角逐、兼并，朝廷又有江南的财税持续供血，大唐是根本无法延续其周期的。
总结起来就是，大唐是在府兵制和财政崩溃而在制度和文化上又无法兼容游牧区域的情况下设立了节度使以完成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融合，是在统治难度极高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
本质上和玄宗的能力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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