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家训”的传承发展

古人常言家、国、天下，国—家联称而合为“国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道德的乳母。具体到中国古代，家庭对传统文明和社会的维系，发挥了长期而特殊的作用。应该说，正是家国一体的模式，使得中国古代家庭对中国文化、政法、经济、教育等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家”在中国历史上承载有太多的意义，可以说是中国人现实化的终极关怀。对家庭、家族的重视，催生了家庭教育的发达，造成了中国家训的繁荣。今天，我们有必要实事求是、辩证地看待中国古代家训文化，扬弃糟粕，吸取精华，古为今用。

“家训”一词，首见于《后汉书·边让传》，本意指家庭教育。这个词出现虽然晚，但家庭教育的由来却非常久远，伴随着家庭的起源就发生了。按照《尚书》和《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早在黄帝、尧、舜、禹时期，就有家庭训导。今天我们说的家训，通常指长辈对同辈或晚辈的家庭教育，狭义用法指的是有文字记述的、用于家教的“教本”。家训的体裁极为多样，例如：专著、文章、诰、诏、敕令、书信、遗言、格言、警句、歌诀、铭文等。中国家训之发达，在世界文化中实属罕见，其源流起自西周，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周文王注意对太子姬发和子孙的训导，《尚书·酒诰》、《逸周书》的《文儆解》、《文传解》有多条记载。武王为警示成王姬诵，在其席、盆、几案、镜子、门柱、窗户等各种显眼的物品上刻写诸多铭文，内容包括：提醒成王记住殷鉴，谦虚谨慎，敬天保民等。西周家训以周公最为突出，体现在《尚书》的《康诰》《酒诰》《梓材》《多士》《无逸》等，以及《史记·鲁周公世家》、《礼记·文王世子》中。从中可以看出，周公反复劝诫成王等王公子弟增进私德和政治道德以及治国之道，以史为镜、节制淫乐、勤政无逸、知稼穑艰难、知人任贤、明德慎刑、宽惠百姓、咸和万民等，这些是最早的帝王家训。东周时期，孔子有劝其子孔鲤习《诗》、学礼的家训，对中国“诗礼传家”的家教传统产生了显著影响。《左传》《国语》和诸子书中亦不时有零星文字。

家训成型在汉代。刘邦临终留下《手敕太子书》，追悔自己长于乱世、不喜欢读书的遗憾，告诫刘盈：勤学书法，与诸弟敬重老臣。刘向撰《列女传》，书中记述了许多贤娘慈母相夫教子的美谈。东汉班昭为训示女儿恭守礼教，著《女诫》，被尊为“女圣人”。这是第一部针对女性的家训，虽然其中关于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思想并不合理，但是教育女性修持美德、勤俭持家、和睦家族等是无可厚非的。三国时刘备有《遗诏敕刘禅》，告诫太子只有贤德才能服人，命其多读《汉书》《礼记》《六韬》《商君书》等。名臣诸葛亮在《诫子书》《诫外甥书》中要求子侄外甥志存高远、淡泊明志、宁静致远、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流传甚广。

南朝梁徐勉在《诫子崧书》中说：“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劝导长子保守清白家风，见利思义，见贤思齐。南北朝时颜子推的《颜氏家训》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家训专著。该书7卷20篇，4万多字，依次为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书证、言辞、杂艺、终制，经纬万端，包罗甚广。自此以后家训代有人作。

唐、宋家训递有发展。唐代士大夫、文人学士常有诗文劝导子女。唐太宗的《帝范》集历代帝王家训之大成，为太子确立12条准则，包括维持君王大体、封建亲戚、求贤任能、知人善任、从谏如流、远邪去谗、节欲诫盈、啬智崇俭、明赏慎罚、务农为本、威而不武、兴礼崇文等。唐末名臣柳玭有《诫子读书》，对立身、事业和家族得失兴废均有较详细的分析和劝导。

宋代文艺复兴，家训兴盛。司马光撰有《家范》《居家杂议》《训俭示康》三篇家训。其中《家范》引经据典，取精用弘，以德、礼为中心，包罗广泛。范仲淹的《义庄规矩》和《续订规矩》很有特色，对封建家族的财产管理、分配和使用做了多条规定。南宋最著名的家训是袁采的《训俗》三卷（其好友刘镇将其改名为《袁氏世范》），号称“《颜氏家训》之亚”，包括睦亲、处己、治家三门。陆游的《放翁家训》重视处世之道、爱国保族，歌颂耕读传家。

明清家训臻于鼎盛，产生近百部。明朝大臣庞尚鹏的《庞氏家训》，范围包括务本业、考岁用、遵礼度、严约束、崇厚德、慎典守、端好尚等。明代思想家袁黄为训示儿子写了《训子言》（即著名的《了凡四训》），包括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部分。另一位明代思想家高攀龙的《家训》，提倡爱人敬人、宽待他人、改过迁善等。

康熙撰有《庭训格言》、《庭训》、《圣谕十六条》，强调家教从早抓起，认为娇生惯养的孩子长大后痴呆柔弱，提倡行善、志学、慎独、主敬、居安思危、以孝为先、学习科学知识等。明清官僚、士大夫也热衷于撰写家训，如薛瑄的《示儿》诗，吴麟征的《家诫要言》，方孝孺的《家人箴》《幼仪杂箴》《四箴》，吕坤的《孝睦房训辞》、《近溪隐君家训》，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傅山以传授治学方法为主的《家训》，万斯同的《谕侄》等。晚清时期，中国遭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出现大批有识之士，多留有宝贵的家训，例如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郑观应、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

据《中国丛书综录》，从南北朝到清代产生的家训有117种。这个统计并不全面。其中，最典型、影响显著的家训不外乎：作为家训滥觞的周公家训，作为家训标志的《颜氏家训》，作为官僚士大夫家教典范的《袁氏世范》《曾国藩家训》，作为帝王家训的《帝范》，作为女子家训的《内训》，作为民间最流行的有朱柏庐的《朱子治家格言》。家训取材极广，或剪辑经典，或采撷百家，或体会亲身经历，或总结学术成果，有继承，有发挥。中国文化中的很多精华，通过家训，熔铸成了至理名言。它们一般文朴义丰，情理交融，切实易行，为立身、处世、治家所必备。

家训中蕴含的中华人文精神

家训对人的独立意志或曰志气给予充分的重视，对人的重视，核心是重视人的尊严。要求子孙立志，因为这对培养独立的思想和生存能力是必要的。孔子说，匹夫不可夺志。三国时期文学家嵇康在《家诫》中说，“人无志，非人也”，要求儿子嵇绍拒斥内外诱惑，秉持独立志向。清代学者汪辉祖要求后代“于身名大节所关，须立定脚跟，独行我志，虽蒙讥被谤，均可不顾。必不可舍己殉人，迁就从事”。曾国藩认为立志就是“金丹”。

“家训”重视人的情感，不但强调物理、事理，也强调情理。这是早期儒学人文精神的固有特点。家训对不近人情的东西多有澄清。颜之推谈丧礼时说“然礼缘人情，恩由义断，亲以噎死，亦当不可绝食”。礼根据人情而设立，恩情也可以根据事理而断绝，即使父母因为吃饭噎死，也不该因此而绝食。这在今天看起来很平常，但在礼教严苛的时代并不容易。儒学有尊重生命的倾向，讲“生生之谓易”，致中和、化育万物。颜之推说：“夫养生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即养生要以保全生命为前提。他又说：“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珍惜生命并不是不讲原则，而是要注意到人的尊严是有贵于肉体生命的。

家训主张出于人本身而尊重人。虽然总体上属于家礼、家法范畴，但几乎全部家训都强调“敬”。“敬”是礼仪文明的灵魂，指的是：自卑而尊人、恭己而敬人。袁采教导他的儿子说：“礼不可因人分轻重”，“世有无知之人，不能一概礼待乡曲，而因人之富贵贫贱，设为高下等级，见有资财有官职者，则礼恭而心敬，资财愈多，官职愈高，则恭敬又加焉。至视贫者贱者，则礼傲而心迈，曾不少顾。殊不知彼之富贵非我之荣，彼之贫贱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别如此？”无知的人不能平等地以礼待人，对富者、贵者极其尊敬，对待贫者、贱者则傲慢无礼，却不知道他人的富贵贫贱，与个人的荣辱并无关系。这是对礼教微言大义的正本清源。旧时明智的帝王贵胄也能注意到这一点。如唐太宗，礼贤下士，他的《帝范》对“敬”特有讲究，认为以国骄人必然招致辱身败亡。曾国藩在家信中常常教育兄弟子侄“敬人”。

家训发扬人的道德理性能力。家训继承中华人文精神信赖人的道德理性能力的传统，注意给人以道德上的启蒙。王夫之在《示侄孙生蕃》中，继承孟子的人禽分别论，说“人字两撇捺，原于禽字异”，教育晚辈不要丢失人的道德理性。袁采说“人贵于反思”。“反思”实际上是孔子“为仁之方”、忠恕之道、孟子“反求诸己”、“反身而诚”的新说法。早期儒学认为，人人能发展成道德的人，直至成为圣贤。家训大多教育子女在平凡的生活中学做圣贤，为仁由己，自强不息。

家训的直接目的是育人治家，教导后人认识幸福与努力的关系。早期儒学开启了民本主义，关注民生，谋求人的幸福。家训要求凡人都要尽人伦义务，尽人的使命，特别重视家族、家庭与社会的人伦和谐幸福，每每引导子弟发挥主体能动性，建构社会和谐。明末清初思想家陈确说：“敬于父母则孝顺，敬于夫妇则肃和，敬于兄弟则友爱，敬于朋友则利益，敬于僮婢则从令，敬于一切世俗则无辱，敬于言则不妄，敬于事则有成，敬于讲诵则有得，敬于作书临文则法日进。”他所谓“敬”，不是某些宋明道学家一味静坐、主敬之敬，而是对于一切都要诚心竭力去做。

家训本于儒学精神，强调家庭中夫妇、父子、兄弟三亲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根本。《颜氏家训·兄弟篇》说，兄弟有不和，会导致群从疏薄，以至于童仆变为仇敌。为何有人能折腰巴结权势，谄媚交通于富贵，而独不能亲其亲？为何有的子女论才能可胜任治理一方而独不能尽儿女的孝行责任？有的家训对人伦和谐提出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如袁采《训俗》已注意到天下家庭不和谐，并非都因为父子责善、兄弟争财，更深的原因是“性不可以强合”，勉强不能带来融洽、和睦的人际关系。所以他说家长不能独裁，“父兄不必责子弟同于己，子弟亦不望父兄惟己之听”。

有的家训远远超出了治家的目的。清初史学家万斯同的家书具有较高的治理思想价值。万斯同富有历史理性，注重经国济世。他从学术上勉戒后生，应当以天下民生为学术使命。他感到同时代学者沉溺于诗文，不知经济为何事；潜心于古文，未尝以天下生民为念；他们讲的圣贤之学，往往疏于经世，以此为粗俗之事而不屑做，“于是学术与经济，遂判然分为两途，而天下始无真儒矣，而天下始无善治矣”。万斯同重经世致用，强调学术与经世统一，极有意义。万斯同说：“苟徒竭一生之精力于古文，以蕲不朽于后世，纵使文实可传，亦无益于天地生民之数，又何论其未必可传者耶？”沉溺于诗文、学术以求不朽之名，即使作品能够传于后世，也无益于人民的命运，又何况那些未必能传于后世的呢？这是对古代经世实学、济苍生福祉的人文精神的发扬。

家训与中国文化的清流

古代家庭处在漫长的专制社会的笼罩下，不能不受家—国同构的宗法政治和一些陈旧的文化观念牵连局限，因此也含有一些糟粕，例如愚忠愚孝、蒙昧迷信、男尊女卑等。此外，受家庭情结的纠缠，家训可能会导致重家庭不关心社会、国家，存在造成社会发育和治理相对滞后的潜在危险性。但是家训的主流是积极的，对自身和整个中国文化都有洗礼的意义。

传世家训，主要是为了教导后代成就人格、传家立业、为人处世、自食其力、利国利民。凡是歪门邪道、邪说淫辞、索隐行怪、恶习陋俗等行而不远的东西，家训一般是不道不教的。家训吸取和坚持人文理性方向，对人文精神的扭曲多有辨正，对文化传统常常能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家训既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化代代相传、绵延长久的重要支柱。

家训大多把对久经历史考验的经典学习作为神圣的任务，由此提供了培植人文理性能力的活水源头，从而使普通市井之家亦多以诗书传家。《朱柏庐家训》说：“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颜之推说：“所为学者，欲其多智明达耳。”袁采认为“子弟不可废学”，“盖子弟知书有所谓无用之用者存焉”，强调读书是为了使人智慧、明达，摆脱了急功近利的狭隘的读书价值观。宋、元、明、清学者在家训中多仰慕圣贤君子、崇尚天理、维护道德，教导子弟多读书明理，克服野蛮、愚昧、迷信、猖狂妄行。通过学习经典培植理性的价值是读书做官、经商谋生等其他价值所无法比拟的。家训所谓经典，并不局限于儒学一家，兼有对道佛教乃至百家精华的取用。这些都是家教中人文精神得以保持健康存在的根本原因。

家训对封建礼教的僵化多有批评。“五礼”之中丧、祭二礼常流于伤残浪费，婚、宾二礼常流于奢靡夸诞，失去古礼以虔诚、敬重、俭朴为本的精神。陆游批评南宋愚昧的丧家花费大量钱财，侈于道场斋施。他说，若贵侈才能得福，那么贪吏巨富之家岂不是华福不尽？而穷人家岂不是都要“沦坠”、下地狱？“佛法天理，岂容如是？”旧时处丧期间要求喝稀粥，陆游遵循上古礼缘人情的制礼原则，以为有些人体气衰弱，不能去掉肉食，这虽于丧礼小有出入，但也是不得已，应当允许。旧时陋俗有童子订婚，袁采告诫他的儿子说不可前定终身。家训对礼教扭曲的自我反思与批判，基本上是对先秦礼学中人文理性的复归。古代礼学讲究时中、适度、称情制宜等原理，在陈确的家训中得以体现。陈氏《丛桂堂家约》中的人文理性已达到启蒙觉醒的水准。他反对生子时祭拜父母、神佛，主张改革聘、嫁、丧、葬时礼，求从简从俭从省。他劝诫不要竭尽亲友之情、逼尽僮仆余力，不可亵使婢女等，反映对人的平等敬重。

家训大多反对“巫觋祷请”、“符书斋醮”的迷信，反对道德上的绝对天命论等，强调人为的努力。袁黄在家训中以身为教。早年有人给他算命，把他的运程算定了，袁黄大半生就如此致误。后来云谷禅师告诉他，积善行可以改变命数。他从此积极努力，打破了老者算命的结果。他训示儿子说：“称祸福自己求之者乃圣贤之言，若谓祸福为天所命则世俗之论矣。”他进一步要求儿子在显荣时要想到落魄，在顺利时常想到厄运。这是发扬辩证理性的人文精神。

虽然家训中有不少讲“天命”的文字，但仔细分析可知：家训所讲的天命，主要是指“谋事在人，成败在天”的意思，不是教人等待命运安排、无所作为。这个“天命”起源上是消极的，用法上常常是积极的。比如，当儒者讲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时，是力避天命说的，这在家训中常见。曾国藩说：富贵功名，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做主，不与天命相干涉”。袁采明示其子：穷达沉浮与道德操行不要扯在一起，操行是“吾人当行之事”，不能要求操行高则荣贵，否则就必然弛废道德。

中华人文精神起源很早，内容丰富，家训与家教开辟了中华人文精神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家训发挥其作用自有原因，颜之推指出：家训教育建立在人伦亲情的基础上，对同样的教导，人们一般从信其亲人；禁止童子暴谑，师友不如傅婢的指挥；阻止凡人的争斗，尧舜之道还不如妻子的劝导。这是符合常情常理的。传统家训文化具有传承人生哲理、知识技能和社会文明等的重要作用，家教是人生天然而永恒的教育形式，是人生成长，也是社会化教育不可荒废的环节。中国古代家训蕴藏有珍宝，这些完全可以和封建糟粕剥离，时至今日，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古代家训文化的作用，应该发掘其时代价值，利用它们为教育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