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一个读书人最高的荣耀,不是考中状元,不是贵为帝师,而是去世以后能够入祀孔庙。
孔庙,是祭祀孔子和他的弟子的庙宇,象征着儒家文化的最高殿堂。自汉至清两千年的历史中,在孔庙享受祭祀的共有172位,其中包括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和孟子的弟子,剩下的仅仅九十余人,都是中国古代的世之楷模、思想大家、古圣先贤。这些人中,宋代仅有五人,明代仅有四人,清代仅有三人。
明代从祀孔庙的四人,分别是薛瑄、王阳明、陈献章、胡居仁。四人之中,第一个入祀的是薛瑄。薛瑄是谁?他又凭什么成为明代入祀孔庙第一人呢?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位被誉为“明代第一廉吏,一代理学大师”、继孔孟张载朱熹之后,儒家思想的明代代表人物。
薛瑄(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河津(今山西运城)人。世称“薛河东”。清人视薛学为朱学传宗,称之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明末东林党领袖高攀龙认为,有明一代,学脉有二:一是南方的阳明之学,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学。可见其影响之大。薛瑄出生在一个教育世家,他的祖父薛仲义精通经史,因逢元末大乱,不愿为官,大半生在家乡教书。他的父亲薛贞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中举,之后在河北、河南等数县担任儒学教谕达三十余年。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薛瑄从小就熟读经典,十一二岁就能够写诗作赋。永乐元年(1403年),薛瑄的父亲任荥阳县教谕,当时河南布政司参政陈宗问前来巡视,在船上偶有感触,随口吟出“绿水无忧风皱面”,但一时想不出对句,便求教在场官吏,结果没有一人对得上。父亲回家将此事告诉薛瑄,他稍加思索便道出“青山不老雪白头”。陈宗问得知后,颇感惊奇,便亲临学舍看望,还索阅了他平时的诗作,称他才学出众,长大一定能成大器。不过,广泛研究经史的薛瑄对科举之业却不感兴趣。(另一个大咖王阳明也是如此哦!)。可是,他为什么又考中进士了呢?永乐十七年(1419年),当时朝廷规定,一个地方如果多年没有人考中举人、进士,教谕就要发配边远地区充役。薛贞没有办法,只有命令自己的儿子去应试。
1420年,庚子年,薛瑄听从父命在河南参加乡试,考中解元(乡试第一名)。第二年,薛瑄赴京师参加全国会试,登甲榜赐进士及第(王阳明还曾经落第呢!)。一般人考中进士,无不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兴高采烈,踌躇满志。薛瑄却很淡定,觉得这没有什么!当时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明代不设宰相,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听说薛瑄的名字,想邀请他到自己家里给儿子们训导训导,这么好的机会,换一般人还不乐开了花!可是,薛瑄却坚持推迟了。(没想到吧!)但是,杨士奇却因此更加敬重他的人品。恰好这时薛瑄的祖父去世了,于是他就回家陪父亲“丁忧”了。这一年是1421年。之后几年,薛瑄都在老家陪伴父亲。四年后,1425年,薛瑄的父亲薛贞去世。《明史》记载说“居父丧,悉尊古礼”。直到1427年,薛瑄“丁忧”期满,朝廷下令让他回京,他才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1428年,四十岁的薛瑄赴京。三月,授官监察御史,正七品。当时,“三杨当国”(当时内阁大学士杨荣、杨溥、杨士奇),想要见下薛瑄,薛瑄拜谢后,竟然不去见。(实在是官场另类!)当时明宪宗拟重整风纪,在内阁首辅杨士奇等的举荐下,薛瑄被任命为广东道监察御史,并监湖广银场。薛瑄不久就从京城出发,巡差湖广银场。僚友有人诵唐诗“此乡多宝玉,慎莫厌清贫”,薛瑄非常感激他的规诫。湖广银场即沅州银场,辖湘西十余县二十多处银矿,有民夫五十余万人。这里多年管理混乱,贪污成风,亟待整治。薛瑄初上任时,深知肩负责任重大,便以僚友所诵唐诗自警。他轮流驻于沅州、辰溪和泸溪等处,往复巡视,明察暗访,承办要案,特别是对贪污受贿者都一一上报革除官职,依法严惩。从而使府县及银场秩序井然,民众夸赞不已。他在任三年,未回过一次家。离任时两袖清风,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那样:“莫言白笔(代称自己)南征久,赢得归囊一物空”。1432年,薛瑄的继母许氏去世,他回到荥阳,居忧,第二年又回到故里。这个期间,后来担任吏部尚书的李贤特意去看了他。之后,薛瑄还做过云南道监察御史、山东提学佥事等官。在这些任上,他无不是恪尽职守,清廉正直。1441年,薛瑄进京担任大理寺右少卿。当时正是英宗朝,宦官王振当权。身为司礼太监、把持朝政的王振,为了达到结党营私、培植亲信的目的,很快便派人向薛瑄赠送礼物并约请相见,但都被薛瑄托辞谢绝。朝中重臣杨士奇等见薛瑄性情耿直,恐被王振怪罪,都屡次劝他前往王府道谢。而他却正色回答道:“哪里有受爵公朝,到人家私室谢恩的道理?我不干这种事情!”当时,群臣到东阁议事,见了王振都行跪拜礼,而唯有薛瑄行拱手礼,王振因此对他怀恨在心。薛瑄担任大理少卿后,尽心尽职,平反冤案。四个月办了锦衣卫发生的十多起冤案。事有凑巧,当时锦衣卫有个军官去世后,小老婆美貌风流,与王振之侄、锦衣卫行事校尉王山私通,两人想马上成亲,但军官大老婆贺氏从中阻拦。结果引起两人不满。王山便唆使那小老婆状告贺氏谋害丈夫,由都察院御史狱审讯判成死罪。薛瑄发现其中有冤,多次要对办案官员复查平反。最后,这件引起了锦衣卫指挥马顺和都察院都御史王文的强烈不满,二人立即向王振大进谗言,王振听后大怒,便令谏官弹劾薛瑄,以对当今朝廷不满为由,定为死罪,下于锦衣卫狱中。薛瑄蒙冤,震动朝野,就连王振的老仆人也为之痛哭不已。王振见众怒难犯,只好作出退让,免了薛瑄死罪,将他削官为民,放回故里。七年后,即正统十四年(1449年),这一冤案才得以平反。
1443年秋天,免于一死的薛瑄归于乡里,这一年,他五十五岁。他知道,这个邪恶的世道容纳不了他的正直,于是他居家,闭门读书,一连几年都是如此,连他家的邻居,都难得见他一面。直到1449年,这年八月十五日,大明王朝发生了一件大事——“土木堡之变”,御驾亲征的明英宗被瓦剌部抓走了,宦官王振也被击杀。太后让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监国,命于谦担任兵部尚书(就是那个写“石灰吟”的于谦。)九月初六,郕王即位,就是景泰帝。薛瑄也很快得到平反,十月初七,他被任命为大理寺右丞寺。当时,面对瓦剌部的进攻,于谦带领众臣保卫北京、拯救危难,急需军饷,第二年春,薛瑄被派往四川、云南督运粮饷,在于谦等人力战之下,瓦剌被迫求和,被俘虏的太上皇英宗也被送回。回京以后,薛瑄请求退休回家,没有得到批准,后被升任为南京大理寺卿。
1453年,朝廷又将他提拔为大理寺卿,他从南京又到了北京。这样,直到1457年,薛瑄多次请求退休回家,没有得到批准,这年发生了“夺门之变”,英宗复辟,于谦等人被下狱处死,从此,他对振兴朝政已毫无信心。想到还是“见几而作”,致仕还乡为好。薛瑄乞求归老,英宗答应了他的请求,至此,他终于结束了他的官宦生涯。踏上归程的那一刻,他高兴地说:“我所推崇的道学思想可以顺利地弘扬了!”。回到家乡后,薛瑄开始了他的讲学生涯。这一年,他已经69岁了。岁月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而对于一个儒者来说,弘扬大道正是时候。薛瑄从青年时候起就学习宋明理学,曾经拜元末著名学者徐怀玉、魏希文、王素亨等人为师,颇有造诣。他推崇程朱理学,但是又不是简单的延续,而是进一步完善了理学。他批判和改造了朱熹“理在气先”和“理、气决是二物”的唯心主义理气观,明确提出了“理在气中,以气为本”的新观点。他反复强调:“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他一贯倡导求实理、务实用的实学思想和学风,不但明确提出了“实学”的概念,而且赋予了丰富的内涵。他说:“人于‘实’之一字,当念念不忘,随时随处省察于言行居处应事接物之间,心使一念一事皆出于实,斯有进德之地。”由于薛瑄长期讲学,他按照自己的思想体系,培养造就了大量学者,创立了著称于史的“河东学派”。他的学说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都很大,清人视他的学说为朱学传宗,称之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和后来王阳明的“心学”一起成为明代的两大学脉。1464年(天顺八年)六月十五日,薛瑄忽觉身体不适,遂将所写文稿作了一番整理,之后伏案写诗道:“土炕羊褥纸屏风,睡觉东窗日影红。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唯觉性天通。”通字尚未写完,天空响起巨大的雷声,一团白气上升,一代大儒就兹归去,薛瑄与世长辞,时年七十六岁。薛瑄逝世后,朝廷遣使谕祭,并命有关官员为其办理丧事。次年春又颁下《奉天诰命》,根据薛瑄生前的功绩,赠他为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因此,世称他为“薛文清公”。薛瑄去世后的第七年——隆庆五年(1571年)九月,朝廷降旨准予薛瑄从祀孔庙,称其为“先儒薛子”,为明朝建立以来第一人。
作为一代理学大师,薛瑄留下了大量的著作,有《薛瑄文集》《读书录》《理学粹言》《从政名言》《策问》等,今人整理为《薛瑄全集》。其中,《读书录》是他平生所作读书笔录或读书心得之集中总汇,更是他理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早在永乐年间,青年时期的薛瑄注重记录读书笔记,从政以后,他更是勤学不辍,一有空闲,便亲自抄录《性理大全》一书,认真读诵,经常深夜才眠。《读书录》就是他在几十年之间不断积累而成的,可以说凝聚了他一生的心学和治学精华。《读书录》分为十一卷,此外还有《续录》十二卷。这部书刊刻以后,很快受到学林的重视,不久就成为国子监学生的诵读教材。之后,这部书在明清两代经过多次刊刻,成为人尽皆知的理学经典。明末清初的大儒黄宗羲如此评价薛瑄:“河东之学,悃愊无华,恪守宋人矩矱,故数传之后,其议论设施,不问而可知其出於河东也。若阳明门下亲炙弟子,已往往背其师说,亦以其言之过高也。”对其赞誉,超过阳明心学。明清史学大家孟森评价说:“文清(薛瑄)殁后百年,吾国共以能从祀为人品之至高,亦悬一人格以为士大夫之标的而已。”一代高僧弘一大师对薛瑄的《读书录》尤其喜欢,大师走入佛门以后,还辑录了《读书录》中的经典格言,编辑成《佩玉编》,劝导人将其作为修身的指南带在身边。在这部《读书录》中,随处可见嘉言警句,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更是体现了一个儒者对生命的体验与证悟。谈到克己时,他说:“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的尽。以是知克己最难。”告诉人克服自己的习气最不容易。谈到说话时,他说:“一语妄发即有悔,可不慎哉!”因此,说话更是要谨慎。谈到写诗作文,他说:“作诗作文写字,疲弊精神,荒耗志气,而无得于己。惟从事于心学,则气完体胖,有休休自得之趣。惟亲历者知其味,殆难以语人也。”今天写诗作文之人,可以思量了。谈到气和理时,他说:“物之栽者,根乎气;圣人之德,根乎天理。凶人戕贼仁义,自绝其固有之理于天,亦犹物之生气已绝,故天之所以覆亡者有必至。”他的气理之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谈到进学时,他说:“开卷即有与圣贤不相似处。可不勉乎?”他还认为天地都可以做人的老师,因此说:“善学者观于山水之间,亦可以进德矣。”《读书录》一共十一卷,都是语录体,每一则都是作者读书和思想和精华,无论修身、齐家、为政、治学,这部书都能给你提供宝贵的思想智慧,随时放在身边,偶读一则,都能受益匪浅。
《读书录》诞生以后,明、清、民国期间刊刻不断。近年来,“实学”热兴起,研究薛瑄的学者越来越多。但是,薛瑄的这部经典代表作《读书录》却一直没有一个适合今人阅读的注译本。
因此,谦德文化组织了多位青年学者,编辑整理了这部全本全注全译《读书录》,即使没有文言基础也能读懂,由团结出版社“谦德国学文库”推出。
《读书录》是薛瑄读书治学、为政从教思想的精华,能够宣扬该书,并将一代儒宗的思想推广于世,是我辈的荣幸,亦是我辈的责任!
我们以为,此版《读书录》注译本不仅适合专业学者开展研究,还适合普通读者学习阅读。无论在修身、齐家、为政、治学、教育等方面,薛瑄的《读书录》都给我们指明了切实的门径和功夫,能为我们建立和乐的身心秩序、和睦的家庭氛围、和洽的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环境提供有益的启发和思考。
我们希望对《读书录》的注译,能给读者朋友们提供一个了解、研究薛瑄思想以及历代贤哲、重要经典著作的桥梁和阶梯。如此,我们这一注译工作就十分有价值,我们也为能够传承文明、净化人心而做出的一点点贡献而感到欣慰备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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