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佳艺文志 | 竹刻艺术中 仕女题材浅述（一）

文摘选自《圣佳艺文志NO.26》

竹刻艺术中

仕女题材浅述（一）

文 \ 霍媛

“仕女“一词见于宋代画论《图画见闻志》《宣和画谱》，在更早的古文献《尚书·武成》篇中写为“士女”，是男女大众的通称，秦汉以后开始指代有教养的上层女子。从绘画方面来看，汉画像石上西王母主题神像为当时社会主流，目前存世的年代最早的三张古画《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和《列女仁智图》，也均是以女性作为中心人物。传世最早的唐代竹刻就表现了仕女，明中晚期竹刻中的仕女题材作为独立的主题，与流行文化、商业艺术不断加深融合，且与明代木刻版画中通俗化的美人图式有着直接的联系。

一、竹刻仕女题材源起

竹刻艺术自古以来便以其独特的材质和精湛的技艺受到文人雅士的喜爱。女性题材的竹刻与绘画一样，属于中国美术中相对次要的领域，其重要性远远比不上山水画，其复杂程度也无法与宗教和政治题材的绘画相提并论。但从宏观上看，女性题材在竹刻，甚至其他艺术门类如绘画、瓷器、漆器等，都占相当大的比重。

竹刻在成为独立的艺术之前，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发展时期。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商周以前，多以生产生活的器具为主。秦汉时期出土的大量竹制品，不仅有日常实用的席、簾等，还包括了文具、兵器、乐器、车舆构件等方面。晋人郭义恭《广志》有关竹器见闻记载：

“广人以竹丝为布，甚柔美；蜀人以竹织履；可制篾编笆为篱笆；断材为柱，为栋，为舟辑，为桶斛，为弓矢，为笥、盒、杯，为箔、席、枕、几，为笙、簧乐器；实可服食，汁可疗病，笋可为蔬。其中恒多，莫可枚举。”¹

魏晋南北朝时期交广地区竹用途之广，竹与生活联系之密切由此可见。南朝宋人戴凯之所编《竹谱》记载了四十多种竹名及其性状，这个数字到了元朝李衍《竹谱》中，更是扩充到三百三十四种。竹资源的丰富为社会生活提供了大量的实用器²。

惜竹材易朽，虽生长迅猛，应用广泛，但其上有纹饰具有艺术价值的屈指可数。现存最早传世实物正仓院藏唐代竹刻尺八即为一例，尺八采用了留青的技法，分段装饰花草、禽蝶、树木、仕女。仕女梳高髻，后有树木花草，在单元区域中有点景的效果，其形象与同时期仕女绘画高度相似。

宋元时期竹刻制作工艺发展迅速，相关古代文献如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元代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等记载，这段时间竹刻的雕刻手法精致细腻，已掌握了竹刻的毛雕、阴刻、浮雕、透雕、圆雕、留青等基本技法。

自明中后期以来，随着商品经济与文化的繁荣，政策上元代严苛的匠役制度逐步被征银代役取代，竹刻等艺术开启了新的发展局面。这一时期以嘉定、金陵为代表，竹刻艺术逐渐形成独立的、专门的艺术。

嘉定竹刻表现的题材广泛，自朱鹤启用高浮雕搭配浅浮雕“窪隆浅深可五六层”的多层雕镂技法，形成了独特地域风格。与金陵派濮仲谦略施刀凿，赋于作品无穷想象力的浅刻相比，嘉定竹刻虽然少几分率性洒脱，但其具象的表现形式保留了更多历史信息以及文化价值。尺素分寸间刻刓屋宇田野，山水人物，而在竹人刀笔下，仕女图像是主要的表现题材。

二、竹刻中的仕女题材

竹刻仕女形式多为高浮雕，借丰富的画面层次，圆浑立体景别物象，刻画出仕女故事的千秋万代，因此现存实物多集中于嘉定派竹刻。表现仕女图案的竹刻内容主要有神仙传说、绮罗人物、社会风俗、舞乐表演、生活场面等。

1．神仙传说

竹刻仕女题材表现了大量神女形象。上海宝山县顾村镇朱守城墓，发现了迄今为止第一件朱缨款³ 刘阮入天台竹刻香熏（图1），筒身描绘了六朝志怪小说《幽明录》所载东汉刘晨、阮肇入天台遇仙的故事。画面的布局层次清楚，其上有两位仕女，一人执扇，一人拈棋，眉眼细长弯曲，以黑色角质材料点睛，十分传神。鼻头微勾，两颊略鼓，双唇半启。高髻层次分明，发丝缕缕，线条清晰流畅，转折起伏自然生动。人物整体造型方圆有度，身与头的比例为1:5，敦厚庄严。

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小松（朱缨）款竹雕羲之书扇图笔筒相比，筒身采用浅浮雕技法雕王羲之为老妪书扇的故事（图2），其仕女形象与主体人物都更为扁平。人物五官仅刻出轮廓，面部几乎没有体积感，发髻层次尚明但缺乏对发丝的表现。相关研究认为应是后人仿刻，年代还是在晚明时期⁴。

上海博物馆藏顾珏刻竹雕迎驾图笔筒⁵（图3），采用高浮雕技法，刻山峦重叠，壑深林密，溪水蜿蜒，奔流潺急，岸边一文士携童向空中拱手为揖。而青嶂翠壁间、云烟腾涌处，华盖车辇隐现。辇中贵妇或为王母，旁列众女，或掌扇，或奏乐。空白处留有阴刻“已酉仲夏，顾宗玉制”双行隶书款识。

南京博物院雕八仙过海图笔筒（图4），八仙以古松为槎，松枝为桨，何仙姑位于众仙之间，侧身而起，几近圆雕。其后刻款：壬寅七月制奉昧翁词丈六十寿。为贺寿之礼。

相同贺寿题材的还有故宫博物院藏麻姑献寿竹根雕（图5），竹根随形雕成一舟状，首尾上翘，一侧枝分成两杈，一杈伸向槎底，一杈伸向槎中，弯曲蟠结如棚顶。槎首置两个酒坛和一盆仙桃，舟中一女仙头挽双髻，面露笑容，身着叶裙，坐船舷右侧，双手扳桨；另一仙女怀抱酒坛，坐船尾树干之上。

2. 绮罗人物

绮罗人物包括了历史故事和明清小说话本的女性图像，这类竹刻不约而同地将织绣繁复的衣裙，披帛，以及璎珞为表现重点。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晚期《窥简图》是绮罗人物的精雕代表（图 6），落款朱三松⁶。笔筒外壁浮雕两位高髻仕女，俊目弯眉，窄鼻微勾，屏风前一人持简沉思，屏后一人探身窥看，情态皆呈现于竹上。披帛与衣衫前后遮挡，衣纹上缠枝花卉刻剔精细，人物高挑秀丽，比例优美典雅。

王世襄藏无款乐舞图笔筒也出现了屏风场景（图 7），屏风与窥简图中不同，为大型折屏。屏嵌起舞奏乐者六人，分司三弦、檀板、簧笙、堂鼓、汤锣、横笛诸器，屏后阑干一曲。

两件笔筒都刻几案，三松款窥简图中为瓶荷、狻猊、嚢琴，香炉、笔、砚、水滴等文具，无款乐舞图有瓶荷、犀杯、果盘、囊琴、兽炉、熏笼等。王老认为此无款乐舞图笔筒“刀法纯用朱氏高浮雕，精美虽不及三松，但可断言为明代嘉定竹人所制，视前例仕女笔筒，全无逊色。”⁷这类表现乐舞的竹雕中，以黄山市博物馆藏清代竹雕教坊伎乐图笔筒最为精美（图8），笔筒外壁高浮雕，三女各执笙、笛、拍板，演奏，空地上盛装女子旋身回首，飘带轻扬，另一面栏杆曲折，二女缓步而来，树下石畔有二兔相互嬉戏。石案上亦置博古清玩。

可见此类绮罗仕女与陈设鼎彝、文房雅玩的几案在晚明形成程式化，故宫藏竹雕桐荫仕女可添佐证（图9）。笔筒外壁饰减地浮雕庭院景色，回栏内繁茂树荫下，二女立于书案旁，案上亦陈列囊琴，笔砚、香炉、花觚等。

馆藏明末清初以二乔并读图为题的竹刻创作十分精绝，上海博物馆藏两件一为沈大生款（图 10），一为吴之璠款（图11）。沈大生款笔筒在松干上阴刻楷书“禹川沈大生制”⁸，笔筒纹饰借月洞门为圆形开光，门洞左侧阴刻楷书“儋石山房珍藏”。洞内桐阴下二女子一坐一立隔案相对。其右侧石桌上罗陈书籍、香炉、瓶花。⁹

吴之璠款刻阳文“雀台赋好重江东，车载才人拜下风。更有金闺双俊眼，齐称子建是英雄。吴之璠”，阳文印“鲁珍”，阴文起首印“宝”。笔筒采用了与以往完全不一样的构图形式，不再以通景或者开光组织画面，而是用一整面浮雕二乔并读，另一面题诗。坐榻、文具、瓶、炉、花、尊等为固定程式。¹⁰

故宫博物院藏竹雕仕女并读体现了这一题材在无名竹人刻刀之下（图12见后页），遵从范式规矩经营的构图以及雕刻方式。笔筒去地高浮雕刻画芭蕉叶下二女并读于绣榻之上，榻上摆设花觚、书函等物。对比名家之别出心裁、匠心独运，无名竹人用高浮雕人物形象立体，榻上器具前后有序，在规矩内悉心谋划。

3. 社会生活

明清时期市民经济的崛起带动了文人对生活起居的关注，竹刻便记载了包括赏花、揽镜、扑蝶、渔乐等动人的社会生活场景。

故宫博物院藏竹雕仕女笔筒（图13），筒身雕庭院，赏石，曲栏，一女倚坐树边，右手持花，左手扶膝，衣着华贵，云髻高耸，树枝间两只燕雀上下翻飞。

另一件梳妆仕女竹刻笔筒（图14），筒身一面刻椭圆形开光，开光内前景置一四平式绣榻。榻上坐一仕女揽镜自照，身后一女窥镜，眉眼亦微展而悦。榻旁置一树根花几，上陈花、瓶、香炉、书函诸事。榻后远景为一刀牙板平头案一角，上陈杯壶、书卷之物，床榻案几，诗书茗炉一应俱全。

扑蝶仕女筒身以透雕之法雕琢古松洞石（图 15），松下石侧，栏杆隐现，一挽髻仕女着交领长衫、一手持扇，一手拽衫，身微倾，专注前视。瞩目之处，一丛兰花繁茂，招来一只蜂蝶，环绕其旁，形成一幅生动的扑碟图。在仕女身后刻楷书款“沈禹川”。上海博物馆藏有刻款“禹川沈大生制”竹刻笔筒类似。

总的来看，馆藏竹刻仕女题材集中于明晚到清早，形成了以嘉定派高浮雕、圆雕等深刻风格为主的表现形式。通过对神仙故事、绮罗人物、社会生活中仕女图像的梳理，可以看到在竹刻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仕女题材一直是竹刻中的重点表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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