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人物，被后世誉为“春秋第一相”“法家先驱”。管仲虽出身官宦之家，但少年时家道中落生活贫困，为了谋生，做过当时被视为身份微贱的商人，对经商有一些理解，并掌握了一定的实践经验。而后在任齐国丞相期间，管仲深研经商治国之道，一展经国济世之才，使得国内百姓富足、国力渐盛，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霸主，被尊为一代名相。
以人为本，倡导“重民”“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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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常从民之安危的角度去探讨治国之道，认为治国经商之根本在“民”。在管仲辅佐桓公之前，前任国君齐襄公骄奢淫逸，穷兵黩武，四面树敌，从未把国家强盛、百姓安居放在首位，齐国一度陷入危局。管仲洞见症结，入主朝政后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的主张。《管子·霸言》中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而富民的重要途径就是发展商业。管仲所在的齐国邻近海岸，位置优越，“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盐铁资源丰富，商人跨国经商，“服牛轺马，以周四方”，齐国的商业发展在当时已初具规模。管仲看到了商业发展对国力强盛的推动作用，提出“有市，无市则民乏矣”，“国富而鄙贫，莫尽如市。市也者，劝也”，强调兴办市场、鼓励就业更有助于促进城乡繁荣，不至于使民“乏”。管仲积极引导民间商业的发展，鼓励百姓入海捕鱼，即使是在盐铁业中也未完全禁断民间商贾的介入。在管仲看来，无论是治国还是经商，其根本都在于民，“重民”“富民”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
以义为先，提倡取舍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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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提出：“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可见，管仲既不否认人的好利之心，也不否定高尚德行的存在，认为“义者，谓各处其宜也”，对于不同的人，在义利方面就要有不同的要求。对于君主来说，不能使国力兴盛、民众受益，就不能称得上具备君主之“义”。《管子·国蓄》中曰：“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对于商贾来说，商业利益是其生存发展之必需，“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商贾的活动能够为社会增添财富，这便是商人之“义”。管仲甚至还说服齐桓公把齐国分为士乡和工商乡，优待工商，不服兵役，保证其专精一域，把经商和制造手工业品变为专业。而对于百姓来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百姓在粮仓充足、丰衣足食的前提下，依乎伦理道德行事，这是百姓之“义”。可见，在管仲看来，不论是君主，还是商人和百姓，只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取舍有道，以义为先，就能在自身获利之时坚守仁义之心。
平衡贫富，主张“和合故能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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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食封贵族和富商手中，管仲敏锐地觉察到“贫富无度则失”，认为贫富无度必定影响国之安定，并将“有贫贱者”列为国家三大忧患之一。管子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忠，士不尽死矣。”管仲敏锐地意识到，如若财富都被大商人攫取占有，那么，官吏就不会为国家尽忠，将士就不会舍命报效国家，因此，他主张“和合故能谐”。管仲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现状，首次提出四民分业定居论，即“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要求“四民”各安其位，忠于职守，各尽所能，专精其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百姓四处流亡，有利于社会稳定。同时，管仲主张采用“轻重之术”平衡社会财富关系，《管子·揆度》中曰：“夫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管仲在齐国一方面推行“相地而衰征”，制定薄税敛等规章制度减轻民众租税负担，避免占地土质较差的农民承担更重的赋额，另一方面限制过分追逐商业利益，避免因忽视农业而动摇国之根本。可见，在当时封建社会的背景下，管仲非常超前地看到了“贫富无度”之积弊，认识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主张君子要“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富上足下，贫富有度，才能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诚信为纲，推崇诚信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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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将“诚”与“信”二字合用，提出“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并将诚信思想在齐国大力推行。“诚信”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理念，并蔚为大观，即是发端于此。《管子·乘马》中曰：“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管仲认为，不论是经商、做工，还是务农、为官，诚信都是不可或缺的。在选官任官方面，管仲任人唯贤，推行三选用人制，保证优秀人才可以得到重用，并提出“贤者诚信以仁之”，“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将做官为政是否取信于民作为选官任官的重要判断标准，强调“功成而不信者，殆”。另外，管仲深谙奖励之道，劝告齐桓公尊师重才，即使对于当时身份微贱的商贾，也要用物质奖励来回馈其诚实守信的行为。《管子·揆度》中曰“天下宾服，有海内，以富诚信仁义之士”，便是强调诚信仁义之士必须得到一定的奖励，“中情信诚，则名誉美矣”，以此逐步引导商贾自觉履行诚信之德。
管仲其人，始终抱有兴国安邦之志，他辅佐齐桓公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实现了国家兴盛，百姓安居。孔子曾感慨道：“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明代赵用贤称赞说：“王者之法，莫备于周公，而善变周公之法者，莫精于管子。”梁启超则称管仲为“最大政治家”。管仲的经商治国之道可谓影响深远，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来源| 《学习时报》
作者 | 邢畅
整理 | 周素丽
新媒体编辑 | 张宏莉
美编 | 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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