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他是中国近代的旷世奇才、艺坛先驱，更是一代律宗高僧。

他一生贡献了多个“第一”：第一个学习美术的留学生，东渡日本留学期间创立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演出话剧《茶花女》《黑奴吁天录》《新蝶梦》等；回国后编纂了中国第一本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第一个用五线谱作曲；最早在中国介绍西洋画知识，第一个聘用裸体模特教学……

1880年，李叔同出生。李家是天津第一大盐商，其父李世珍是同治年间的进士，曾官吏部主事，后辞官承父业，成为为津门巨富。

17岁那年，李叔同在“天仙园”遇见了坤伶杨翠喜，一眼万年。

杨翠喜出生在天津郊区杨柳青一户农家，乳名叫二丫头。她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一家五口租种别人家的几亩旱田为生。十岁那年由于先旱后涝，庄稼颗粒未收，父亲又得了痨病。无奈之下，父母将她卖给了邻村一个姓陈的恶棍，陈某又将她转卖给了天津城里白家胡同的乐户杨茂尊，从此更名为杨翠喜。

杨翠喜是个聪明努力的姑娘，很快就学会了《喜荣归》《拾玉镯》《珍珠衫》等京剧戏目，开始登台演出。杨翠喜生就一副好嗓子，十六岁时在天仙茶园一登台便艺惊四座，成为红遍京津的梆子名旦，迷倒了一大帮人。这其中就有风流才子李叔同。

李叔同每天晚上都去为杨翠喜捧场，散戏后便提着灯笼陪着她回家。李叔同工诗、善画、善歌唱、懂音律，每次都为她解说戏曲历史背景，指导她唱戏的身段和唱腔。中国自古就有“三教九流”之说，其中的“下九流”是：一高台（唱戏），二吹（吹鼓手），三马戏，四剃（剃头），五池子（开澡堂），六搓背，七修（修脚），八配（配种的）九娼妓。杨翠喜属于下九流。名门望族怎么会允许儿子结交戏子？见李叔同迷恋杨翠喜，李家赶紧为他物色了结婚对象——门当户对的津门茶商俞家五小姐俞蓉。俞氏比李叔同大两岁，眉目端正，知书达礼。为了不让母亲伤心，1897年，孝顺的他只得与俞氏结婚。

李叔同深受维新思想影响，积极赞同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认为“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私刻了“南海康君是吾师”的印章，还自学洋文。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根本未见过梁启超的李叔同被传为康梁同党。为躲避清廷的通缉，李叔同带着母亲和妻子来到上海。临行前，他给杨翠喜留下了两首《菩萨蛮》，表达浓情蜜意。

其一: 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怕小言愁，言愁不耐羞。

其二: 晚风无力垂杨嫩，目光忘却游丝绿;酒醒月痕底，江南杜宇啼。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荫，朝朝香梦沾。

到上海后，李叔同想法设法联系杨翠喜，但是寄出的书信始终如石投大海，一段美好的初恋无疾而终。1905年，李叔同的生母王氏病逝，乃携眷护柩回津。随后，李叔同把妻子和两个孩子留在天津，自己东渡日本留学。

在此期间，杨翠喜因为段芝贵的美人计，成为庆亲王奕劻长子载振的小妾，由此卷入了1907年的丁未政潮。

这事要从袁世凯的心腹段芝贵说起。

段芝贵出生于1869年，父亲是安徽合肥县衙差役，名为段有恒。段芝贵小时候就被 父亲送到邻居唐叙五的私塾里读书，开始也认真读了几年书，可是后来得知差役之子是不能考科举的，他便没心思读书了，跑到李鸿章家族开的义和当铺那里当学徒。

那时候段芝贵就是一个小混混，在店里经常和人赌钱，后来越输越多，发现自己根本还不起之后就跑了，这一跑可能还跑对了，因为他跑去当兵去了。在他当兵的部队里有他的族叔段日升，是袁世凯的老班底，重要的是段日升当时是盛军后营管带，算是小官。开始的时候，段日升也没怎么在意段芝贵，直到有一次他得了腰疽，肿起来贼大，段芝贵鞍前马后地照顾了几天，看着族叔依然痛苦难忍，居然主动用嘴把脓血给吸了出来，这一吸效果极好，没多久就痊愈了。

经过这么一个事之后，段日升简直把段芝贵当成了亲儿子，后来把他推荐到北洋武备学堂读书。段芝贵算是起飞了，读完武备学堂之后，直接去日本留学学习军事，1892年回国之后直接到了军械局任职。过几年，袁世凯奉命训练新兵，段芝贵前去投靠，担任讲武堂的讲习，留洋回来也没学到多少东西的他依然混的风生水起，因为他那套拍马屁的功夫已经炉火纯青了。

段芝贵是这样做的，只要袁世凯在大营，不管刮风还是下雨，他每天早上都去请安。这一下把袁世凯都整懵了，有一次忍不住问：“我闻人子事亲，每晨必赴寝门问安。汝非我子，何必如此？”别人可能或许会觉得尴尬，对段芝贵来说反而是个表现自我的机会。他说：“父母生我，只给我一副皮囊，而大人苦心栽培，胜似再生父母。如蒙不弃，愿做义子。”说完就跪下来了，连叫三声义父。袁世凯一开始也是很懵的，懵懵中也就收了这个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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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芝贵也不是只会讨好袁世凯。1907年，庆亲王之子载振和徐世昌经过天津，段芝贵专门安排了当时天津名伶杨翠喜来演出。载振第一次看到杨翠喜，就心花怒放，对其念念不忘。段芝贵心领神会，马上安排人为杨翠喜赎身，然后送给了载振。

段芝贵因此官运亨通，在1907年升任黑龙江巡抚。此事引起瞿鸿禨、岑春煊等一干清流派官僚的不满。除了岑春煊利用他所受的恩宠来影响慈禧以外，清流派还组织了另一条战线，即由瞿鸿禨指使御史赵炳麟、江春霖、赵启霖（人称“三霖公司”）为首，运动言官上疏言事，并发动报刊舆论助阵。他们抓住了庆、袁的另一把柄——“杨翠喜案”。1907年5月7日，赵启霖上折指控袁世凯亲信段芝贵以12000金于天津买歌妓杨翠喜献给奕劻之子载振，又从天津商会王竹林措十万金作为奕劻的寿礼，因此而由一介道员跃升巡抚。慈禧得悉后勃然大怒，当即下令撤去段芝贵的署黑龙江巡抚之职，并命醇亲王载沣与大学士孙家鼐确查此案。

“杨翠喜案”被清流派御史揭露以后，载振急忙密潜天津，与袁世凯筹商对策，袁世凯当即派部下将杨翠喜接到天津，又让他人冒领杨翠喜，并操纵《大公报》和《顺天时报》煞有介事地登出更正“杨翠喜案”的文章。等到载沣、孙家鼐派员到天津查访时，一切都已安排停当。杨翠喜变成天津盐商王益孙买的使女，而且立有“字据”为证，商会总理王竹林也宣称，自己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借给段芝贵去送礼。一桩言之凿凿的公案居然查无实据。

负责查证此案的载沣少不更事，查究之责主要取决于孙家鼐。孙家鼐为老臣势力的重要人物，虽不满于北洋，但对清流派也不感兴趣，他主要从自身利益出发来考虑这件事。刘体仁的《异辞录》对他当时的心态有切近地描写：孙家鼐深知“博舆论之欢欣鼓舞固自易易”，但顾虑到：一奕劻是亲王，即使开缺，如仍留京，遇年节吉日，仍蒙召见，很有可能“卷土重来”。二即便能打倒奕劻，袁世凯也未必能一块打倒，如打不倒，被反噬一口，更不合算。三“吾一言一动影响皇上甚巨大”，孙家鼐原为帝党重臣，戊戌时曾受牵连，庚子后方得化解，一虑及此，“战战兢兢之不暇，岂敢稍涉疏忽”。1907年5月16日，载沣、孙家鼐以赵启霖所奏之事“毫无根据”覆奏，慈禧随即以“任意诬蔑”罪将赵启霖革职。 如此一来，清流派以“杨翠喜案”为突破口扳倒庆、袁的计划流产。但奕劻父子究竟作贼心虚，只得弃卒保车，5月17日，载振奏请开去农工商部尚书及一切差使，马上得到批准。

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成为大总统，段芝贵一帮人因为拥戴之功，个个封爵受勋。杨翠喜看到机会，便丢下王益孙来到京城。除了登台唱戏，她还替段芝贵写信、办事，陪段芝贵聊天、玩牌，成了段芝贵身边的女人。杨翠喜的社交能力的确不一般，在上流社会混得风生水起。不久，她就成了袁世凯宠妾的好朋友，可以自由出入袁世凯的寝宫——新华宫。在袁世凯复辟过程中，她多次举行义演，为袁世凯歌功颂德。

不久，袁世凯复辟失败，段芝贵背叛了袁世凯，也抛弃了杨翠喜。于是有人把“丁未大惨案”和袁世凯复辟帝制归罪于杨翠喜，她一下子成了不祥的女人，谁都不愿再与之交往，也无人知道她的下落。

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段芝贵马上投靠老乡段祺瑞的怀抱，皖系主政的几年里，段芝贵过的极风光，不是当司令就是做总长，只是打仗太水了，多次沦为别人的笑柄。1920年直皖战争期间，段芝贵只顾打麻将，前方战败消息传来，牌还没打完就大喊让火车开走逃跑，这件事在北京被传为笑谈。小段也退出了政治舞台，在天津闲居。1925年3月22日，段芝贵结束了他的一生，享年56岁。

1918年，李叔同39岁，这年春节期间他在虎跑寺度过，并拜了悟和尚为其在家弟子，法号弘一，正式出家，成为一代高僧。李叔同是性情中人，也是这种敏感的心灵让他看透人世，决定遁入空门。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在传唱他那首脍炙人口的《送别》诗歌。这首歌就是为他的好友许幻园而写的。

有年冬天，大雪纷飞，好友许幻园站在门外喊出李叔同，说：“叔同兄，我家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挥泪而别，连好友的家门也没进去。李叔同看着昔日好友远去的背影，在雪里站了整整一个小时。随后，李叔同返身回到屋内，把门一关，含泪写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的传世佳作。

（转自公众号：明德史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