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锋：〔康熙〕《苏州府志》整理札记

清朝纂修的《苏州府志》计有康熙、乾隆、道光、同治四部，〔康熙〕《苏州府志》是清代苏州第一部府志，也是历代苏州府志中记述地域范围最大的一部。

吴郡苏州自唐宋以来便是江南名邦，方志的纂修历史悠久。六朝至唐即有多种《吴地记》流传，但多已散佚， 今仅存的一部《吴地记》署唐陆广微撰，但此书今本仅一卷附后集一卷，内容简约，成书年代亦多有争议。

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李宗谔等撰《苏州图经》，又名《吴郡图经》，因该书已散佚，不得其详神宗元丰间(1078~1085)，苏州吴县人朱长文撰《吴郡图经续记》三卷。据朱氏元丰七年(1084)所作序中“由祥符至今逾七十年矣，其间近事，未有记述也”一句可知，其承续者即为大中祥符《苏州图经》。《吴郡图经续记》虽于元符二年(1099)由公库镌板，但流传不广。南宋绍兴四年(1134)，孙祐知平江，访得遗书，授学官孙卫补葺校勘并上梓。这个补校本，即今所见之通行本。《吴郡图经续记》虽然篇幅不大，叙事简约，但详列封域、户口、坊市、牧守、园第、冢墓等28门，奠定了此后府志的基本体例。

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范成大撰《吴郡志》五十卷，后经李寿朋、汪泰亨的补订，于绍定二年(1229)上梓刊行。《吴郡志》体例上虽与《吴郡图经续记》大同小异，但门类增至39门，是苏州首部体例完备、统合古今的府志。全书以自注的形式，引用各种史料约150种及170多人的各类诗文，因此内容和篇幅上都大大超越了《吴郡图经续记》。所引史料、诗文都注明了书名或篇名及作者，四库馆臣称其为“著书之创体”。王鏊《姑苏志序》亦称“范《志》竣而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誉其征引广博而叙述简赅，为地志之善本。《吴郡志》对后世苏州志书的影响很大，明代的〔洪武〕《苏州府志》、〔正德〕《姑苏志》(以下简称《姑苏志》)体例均脱胎于此。明清人修志，往往都追溯到“范《志》”，这在〔康熙〕《苏州府志》中也表现得很明显。

明代纂修的苏州府志曾有明初李栩撰《续吴郡志》卢熊撰〔洪武〕《苏州府志》成化年间(1465~1487)知府丘霁修《姑苏郡邑志》一百卷(未刊行)，弘治年间1488~1505)知府史简、曹凤亦主持修过府志，文士吴宽等人曾参与曹凤聘请的修志，但功亏一篑，均未能成书，但却为王鏊主纂的《姑苏志》8个月成书奠定了基础。崇祯年间(1628~1644)，昆山提学王志坚纂《苏州府志》清乾隆重修府志时，该志尚有部分存世，后散佚。上述明代府志中，〔洪武〕《苏州府志》和王鏊主纂的《姑苏志》完整保存至今。

卢熊，昆山人，元朝时曾为吴县教谕，撰〔洪武〕《苏州府志》五十卷。卷首宋濂《序》称:“入国朝，吴县教谕卢熊，闵前志之乖纷，以为苟不合一，恐不足示来者。乃揽众说，摭遗事，芟繁取要，族别类分。……于是数百里之内，二千载之间，其事可按书而得矣。”在门类的增损和排序上虽略有变化，但明显脱胎于“范《志》”。

王鳌，吴县人，历任侍讲学士、吏部右侍郎，入阁进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博学有识鉴，文章尔雅，议论明畅。《姑苏志》的纂修因王鏊的参与，名声最著。如前所述，成化、弘治间，知府史简、曹凤曾先后聘吴宽张习、都穆等文士纂志，虽最终未能成书，但遗稿“书积满箱”。知府林世远以吴宽等人的积稿交王裁定，王鏊接受林世远的委托后，在浦应祥、祝允明、朱存理等文士的协助下，八月而成，名《姑苏志》。《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所纂《姑苏志》“繁简得中，考核精当”。该志虽最终由王鏊总集其成，但应是成化、弘治以来30余年苏州几任知府与著名文士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明人地志中，《姑苏志》尤为近古，因此，对170余年后〔康熙〕《苏州府志》的纂修影响最为重大。

康熙十一年(1672)七月，为昭示清朝的正统，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上疏请修《大清一统志》(以下简称《一统志》)，建议各直省以贾汉复《河南通志》为样板，先行纂辑通志，待各省通志修齐，再纂修《一统志》。上疏经部议获准，但十二年(1673)十二月因“三藩之乱”骤起各地修志难以继续，《一统志》纂修被搁置。康熙二十二年(1683)四月十二日，大学士明珠等鉴于兵事既息，建议尽快纂修《一统志》。康熙帝依议，并令礼部确议具奏。但《一统志》的纂修并不容易，很难一蹴而就。历经60年，至乾隆八年(1743)，清代第一部《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始得完成。

正如〔康熙〕《苏州府志》王新命作序所言:“朝廷取直省通志纂修《大清一统志》《一统志》必采之通志，而通志必采之郡志。”康熙十一年诏修《一统志》后陆续成书的省志、府志及各县志，才是修纂《一统志》的基础就江南省而言，为提供纂修《一统志》的素材，必须先有《江南通志》，欲修《江南通志》其治下包括苏州在内的各府志是基础，而府志的纂修，又必须以府下各县志为基础。

《江南通志》作为官修志书，主持人为当时江南省的最高长官两江总督。康熙二十二年，礼部奉旨檄催天下各省纂修通志，并限3个月内成书。两江总督于成龙与江苏巡抚余国柱、安徽巡抚徐国相等奉部檄创立通志馆，聘张九徵、陈焯主其事，纂修《江南通志》，历时半年而成稿，计七十六卷，随即付刻。次年，于成龙病故，刻印由继任的两江总督王新命主持完成。

〔康熙〕《江南通志》纂修之前，虽然比较仓促，但苏州府志及府下各县志应该已经重修。〔康熙〕《苏州府志》王新命《序》称，康熙十二年其任巡察苏松时，顺访苏州志书，当时苏州府拿出来的只有旧志，未有新编。据〔康熙〕《苏州府志》卷首知府卢腾龙《序》称，慕天颜任江苏布政使时(康熙九年十月至十五年七月在任)府董其事，知府宁云鹏(康熙十一年四月至十二年九月在任)礼聘绅儒首开志局。可见，康熙十一年首次诏修《一统志》的诏命下达后，〔康熙〕《苏州府志》的纂修工作便已开始。康熙二十三年(1684)王新命调任江苏巡抚时，苏州知府赵禄星即以《苏州府志》序为请，可见，〔康熙〕《苏州府志》至迟于王新命调任江苏巡抚的康熙二十三年五月前即已修成。可见，该志为〔康熙〕《江南通志》的纂修提供素材的目的性非常明确。

为配合〔康熙〕《苏州府志》的纂修，苏州府下诸县州志在这一时期也均得以重修或补刻，今胪列于下:〔康熙〕《吴县志》六十卷首一卷，吴愚公修，孙珮纂。吴愚公，康熙十四年(1675)任吴县令，十七年(1678)以事去，其间聘孙珮为总纂，该志始修于这一时期。经后任知县刘滋、张隆等促成，于康熙三十年(1691)刊刻行世。

〔康熙〕《长洲县志》二十二卷，祝圣培修，蔡方炳归圣脉纂。祝圣培康熙二十一年(1682)任长洲县令，两年后的康熙二十三年书成付刻。

〔康熙〕《昆山县志》有两种。一种为康熙九年(1670)至十四年间知县董正位修，奕苞纂，二十卷; 另一种为康熙二十二年杭允景任知县时重录与增补二十卷。康熙二十二年《昆山县志》应是为应对诏修《江南通志》时的举措，目的在于为纂修〔康熙〕《苏州府志》提供素材。

〔康熙〕《常熟县志》二十六卷末一卷，高士、杨振藻修，钱陆灿等纂。修成于康熙二十二年，二十六年(1687)付刻。

〔康熙〕《吴江县志》四十六卷首一卷，郭琇修，叶燮等纂，康熙二十三年刻本。郭修叶纂〔康熙〕《吴江县志》刊行后，屈运隆以其所辑之《吴江县志》十六卷首一卷上督抚，督抚称考据详明，事辞兼备，又私家捐资刻行，功不可没，于是将屈《志》付印，与郭修叶纂〔康熙〕《吴江县志》并行，时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

〔康熙〕《嘉定县志》二十四卷，赵昕修，苏渊纂。康熙十二年刊行。又有闻在上修，徐自俊等纂〔康熙〕《嘉定县志续志》五卷，康熙二十三年刊行。

〔崇祯〕《太仓州志》十五卷，明钱肃乐修，张采纂崇祯十五年(1642)成书并付刻。康熙十七年，朝廷诏修《江南通志》时，发现刻板已腐朽不全，文字多漫漶不可识，知州朱世华即将离任，不及纂修新志，命刻工补其脱落，重新印行，但内容上似未作补充，记事下限断于崇祯十五年九月。

〔康熙〕《崇明县志》十四卷，朱衣点修，黄国彝纂。

康熙二十年(1681)修，二十三年刻本。

上列县、州志的纂修、刊刻虽有先后，但其纂修或补刻时间均在康熙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之间，这与康熙十一年首诏纂修《一统志》到康熙二十二年礼部奉旨檄催天下各省纂修通志、二十三年《江南通志》刻成的时间一致，可见这一轮苏州府志及下属诸县、州志的纂修，都是为了配合《江南通志》及后续的《一统志》展开的。

如前所述，〔康熙〕《苏州府志》在康熙二十三年五月前即已修成，但刊刻付印却延宕了近10年。《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苏州旧志提要：江苏旧方志提要苏州部分补正》等著录及相关介绍，均称其刻于康熙三十年，此后未再刊刻。然而，从卷首的各《序》及部分卷帙的时间断限可知，其最终刻成时间定于康熙三十年这一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王新命作序于康熙二十三年，是其任江苏巡抚并于数月后接替于成龙为两江总督主持总修《江南通志》这一期间所作;宋荦作序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孟春， 时任江苏巡抚;慕天颜作序时间未明确标明，但应作于康熙二十三年调任湖北巡抚之前;张志栋作序于康熙三十一年季春，时任江苏布政使;高承爵作序于康熙三十一年仲秋，时任江苏提刑按察使；苏州知府卢腾龙作序于康熙三十年闰七月。从各“序”的作成时间可知〔康熙〕《苏州府志》的最终刻成时间应该在宋荦作序的康熙三十二年孟春以后。

当然，各“序”可以在府志主体刻成以后追加补刻，这从知府卢腾龙“序”中亦不难察觉。作于康熙三十年闰七月的卢“序”称:“慕大中丞檄府董其事。时则礼聘绅儒首开志局者，宁公云鹏也。继则鸠工缮刻营费赡给者，赵公禄星也。先之捐助，佐以赎锾，奈作辍相寻，剞厕者仅十之六七。”赵禄星任苏州知府时(康熙二十二年四月至二十四年二月)已经付刻，但未能完工。康熙二十九年(1690)十月十日卢腾龙到任后，经郡邑士绅再请，刻印工作重开。“不数月书成，诸儒复请为序”。这应该就是各种著录中称〔康熙〕《苏州府志》刻于康熙三十年的依据。

然而，从记事的最终下限来看，亦可知〔康熙〕《苏州府志》的修成虽然在康熙二十三年王新命作序之前，但补纂工作一直持续到付刻甚至最终刻成的前夕。首卷《巡幸》不仅记载了康熙二十三年的第一次南巡，还记载了康熙二十八年的第二次南巡;卷十八《职官三》载知府卢腾龙康熙二十九年十月任;水利同捕同知李若泌，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任。最晚的两例为长洲知县梁廷桂，康熙二十九年二月任，三十年闰七月以承讯命案疏忽劾去;昆山知县童式度，康熙二十七年九月任，三十年六月以漕项劾去。可见，直到卢腾龙康熙三十年闰七月为〔康熙〕《苏州府志》作序时，虽然仅见于职官的升黜，但资料的补充一直在进行。加之张志栋作序于康熙三十一年季春，高承爵作序于康熙三十一年仲秋，宋荦“序”更是晚至康熙三十二年孟春。因此，〔康熙〕《苏州府志》的刊刻始自康熙二十三四年，康熙三十年秋主体基本刻成，而最终刻成行世，当在康熙三十二年孟春以后。

〔康熙〕《苏州府志》较之〔洪武〕《苏州府志》五十卷《姑苏志》六十卷，卷帙更加庞大。除卷首的序、纂修姓名、目录、疆域图外，卷数多达八十二卷，加上首卷《巡幸》，共计八十三卷，这个规模甚至超过了几乎同时纂修的《江南通志》七十六卷。

〔康熙〕《苏州府志》编定于康熙两次巡幸以后，因此特创了新门类《巡幸》。正文八十二卷，分五十门。卷一古今沿革表、沿革详节;卷二分野星晷、祥异;卷三疆域、形胜;卷四城池;卷五官署、仓驿;卷六乡都、市镇;卷七坊巷;卷八桥梁、关津;卷九山阜;卷十水道;卷十一河形;卷十二至十五水利;卷十六至十九职官;卷二十户口;卷二十一风俗;卷二十二物产;卷二十三至二十六田赋;卷二十七徭役;卷二十八学校;卷二十九至三十四选举;卷三十五兵防;卷三十六、三十七祠祀;卷三十八至四十寺观:卷四十一第宅:卷四十二园亭;卷四十三冢墓;卷四十四古迹;卷四十五艺文;卷四十六至五十三宦迹;卷五十四吴世家(封爵氏族附);卷五十五至六十六列传;卷六十七孝友;卷六十八忠义;卷六十九至七十文学;卷七十一武略;卷七十二流寓;卷七十三独行;卷七十四隐逸;卷七十五后妃;卷七十六、七十七列女;卷七十八艺术;卷七十九释道;卷八十至八十二杂记。

明人所编地方志中，因《姑苏志》“尤为近古”，故〔康熙〕《苏州府志》的纂修受其影响最深，行文上甚至一些错、讹、漏字都一样。但〔康熙〕《苏州府志》在门类的编排及叙事体例上又与《姑苏志》呈现出了继承和变化的双重性。

首先，在门类的编排上，《姑苏志》将相关的资料统计表置于前，在首卷《郡县沿革表》之后紧接着是《古今守令表》三卷、《科第表》三卷，然后再分叙沿革、疆域山川等事项。这既不同于《吴郡志》也有别于〔洪武〕《苏州府志》。〔康熙〕《苏州府志》除首卷制《古今沿革表》并附文字说明《沿革详节》外，未制其他表格，而是继承了《吴郡志》〔洪武〕《苏州府志》的传统，先建置沿革，次山川形势、坊巷市镇，次职官、水利、田赋、徭役再次学校、选举、祠祀、寺观，再次人物列传，总之，先自然后人事，符合了解地方历史的基本顺序。排序虽然与《吴郡志》〔洪武〕《苏州府志》大致相类，但较之前者则更显合理。

其次，在叙事的内容占比上，〔康熙〕《苏州府志》体现了清代前期苏州在全国尤其是在田赋、科举这两大领域的重要地位。这一特征，在《姑苏志》中已初见端倪，而〔康熙〕《苏州府志》则更体现了明代中后期以来苏州社会人文发展的时代特征。正如〔康熙〕《苏州府志》各“序’所言，“自明以来，江南赋入率当天下什五，而郡又独当江南什五，故其赋重”“大江以南，地广袤数千里，故分隶两抚。下江隶抚之郡七，吴为大。吴郡之治，六郡之标”“东南之财赋甲于天下，而姑苏之财赋又甲于东南”土风敦睦，财赋甲中邦，衣冠文物裒然擅东南之美”。体量整体偏小的《吴郡志》，将租税、土贡与沿革、分野一起列为第一卷，〔洪武〕《苏州府志》将赋税、漕运并为一卷《姑苏志》中田赋、税课内容也仅占一卷，而〔康熙〕《苏州府志》中，与户口、田赋、徭役相关的记事占有六卷，若加上与农业经济、田赋课税息息相关的《水利》四卷，则与社会经济相关的篇幅多达十卷，远远超出了宋、明诸志，正如该志慕天颜“序”所言“赋役、水利、兵防，《志》中尤斤斤致详”。对府下各县田、地、山、荡、涂、滩、溇等田地的种类、数量，及原额平米、解北南运白粮米、折征银，甚至抵坟粮米、公占房基田、芦课税粮等各项的征收科则都记载不遗，是慕“序”所谓“斤斤致详”者也。又如，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学校、科举两项，在该志中亦占有七卷。上述叙事的内容占比，正是明代中期以来苏州社会发展、赋税渊薮、人文荟萃的真实体现。

第三，与宋、明诸志相比，〔康熙〕《苏州府志》在纂修体例上有所创新。《姑苏志》作为府志，在叙事上并没有分县记事，〔康熙〕《苏州府志》没有循其旧例，而是继承了〔洪武〕《苏州府志》分县序代的体例，各项叙事均按吴、长洲、昆山、常熟、吴江、嘉定、太仓、崇明的次序展开。《姑苏志》30余年间由几代著名文士主持纂修所据材料经过了锤炼，体例有类文章，混通诸县，综而述之。而从前述〔康熙〕《江南通志》、〔康熙〕《苏州府志》及苏州府下各县志的纂修程序来看，〔康熙〕《苏州府志》更具各县资料汇编的性质，虽然保存了很多一手材料但急就成章的痕迹也很明显。还有，由于卷帙庞大，〔康熙〕《苏州府志》没有采用〔洪武〕《苏州府志》卷四十七至卷五十《集文》，或为〔康熙〕《苏州府志》提供素材的各县志中常见的《集诗》《艺文》那样抄录历代著名诗文的做法，而是采用《吴郡志》《姑苏志》的体例，将诗文按需分注于相关条目之下，这种体例，起到了补注、阐释或丰富正文的作用。为彰显苏州历史上的文风之盛，专设《艺文》一卷，著录苏州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图书目录，不再抄录全文。可见〔康熙〕《苏州府志》并未拘泥于前代的特定体例，而是在继承前代基本体例的基础上做了较大的优化，并影响到了此后几部府志的纂修。

〔康熙〕《苏州府志》自康熙三十二年最终刻成行世后，至今已逾330余年，其间再未刊刻，存世本已属稀见。据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当时藏有〔康熙〕《苏州府志》的单位有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天津市人民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图书馆，及江苏省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图书馆所藏不全本。2016年凤凰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江苏历代方志全书》收录了〔康熙〕《苏州府志》，据卷一、卷二首页所钤“上海图书馆藏”印可知，系借上图藏本影印而成。这是目前通行的本子，整理工作因无法获得原刻本为底本，只能选择《江苏历代方志全书》所收影印本作为底本。

点校工作展开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了日本内阁文库藏〔康熙〕《苏州府志》的彩色胶卷版，全书共三十六册首尾完整。因采用彩色胶片拍摄，保存了刻本的原色字迹清晰，几无缺字或漫滤，保存状况之好，实属罕见对这次的点校工作帮助极大。

日本内阁文库藏〔康熙〕《苏州府志》每册首页均钤有“秘阁图书之章”印。内阁文库为今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的下属，馆内所藏汉籍，其历史可追溯到丰臣秀吉时代及其后的德川幕府时代的“红叶山文库”。据内阁文库藏书目录，〔康熙〕《苏州府志》旧藏者即为红叶山文库。据内阁文库《唐蛮货物账》记载，清代进入长崎的中国商船常带有大量的书籍，清朝出版的书籍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都传到了日本，而且速度很快，一本新书问世，大约不出几个月即可流通到日本。在1804年编辑的《商舶载来书目》中，可以找到雍正四年(1726)有一部《苏州府志》流入日本的记录，从时间上来看，必是这部[康熙《苏州府志》无疑。估计此书由清朝商船带至长崎后为幕府所购，入藏红叶山文库，之后于1884年移交内阁文库，2001年国立公文书馆设立后又移交该馆，今该馆将之电子化后公开。

上海图书馆藏本与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完全可以断定是同一版式，但又存在几处差异。

(一)卷首各“序”的顺序。〔康熙〕《苏州府志》卷首有5篇序文，上海图书馆藏本的排序是江苏巡抚宋荦“序”、两江总督王新命“序”、江苏巡抚慕天颜“序”、布政使张志栋“序”、按察使高承爵“序”、知府卢腾龙“序”;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的排序首篇是王新命“序”，其次是宋荦“序”，以下相同。因各“序”均单独编定页码，所以不能排除装订时偶尔出错。然而，按职官高低排序应是当时政治生态下的基本原则。王新命康熙十二年巡察苏松时即关心过府志，康熙二十三年五月任两江总督时主持完成《江南通志》，并于当年为《苏州府志》作序，是5篇序文中完成时间最早的一篇，加之其身份为两江总督按理其“序”应置为首篇。但是，王新命康熙二十七年(1688)已改任江南河道总督，并于康熙三十一年因勒取库银革职，因政治上的瑕疵，将王新命“序”移至时任江苏巡抚宋荦之后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日本内阁文库本王新命“序”在前，宋荦“序”在后，或许保持了原状。

(二)上海图书馆藏本卷首各“序”之下为《苏州府志绘图目录》，其后附有苏州府城图、苏州府全境图、属县全境图及太湖图、吴淞江图、刘家河图、白茆港图等计 14幅。按一般体例，将境域图置于《纂修姓氏》和《总目》之前，不符合常规，这或许是装订错误。日本内阁文库藏本《苏州府志绘图目录》及附图全无，《总目》之下直接是首卷《巡幸》。

(三)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卷三十九《寺观二》卷末第四十八页全页空白，而上海图书馆藏本卷三十九《寺观二》第四十八页刻有“天主堂”一条，并记载了顺治帝敕赐“钦崇天道”匾额、御制碑铭事及康熙十年冬康熙帝赐御书“敬天”匾额。不仅如此，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第四十八页鱼尾上下的“苏州府志、卷三十九寺观二四十八”及末行的“苏州府志卷三十九终”字体明显不同于其他页面，不似刻印字，似手写体，应是后来加上去的一页。日本德川幕府时代颁布了多项法令，且设立专门机构，专司镇压天主教的传播和相关活动，尤其是1639年幕府发布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锁国令后，禁止葡萄牙船赴日，并禁绝国外教会对日本教民的一切联系与影响，最终确立了锁国体制。推测雍正四年〔康熙〕《苏州府志》流入日本并入藏幕府红叶山文库前后，卷三十九卷末与天主堂有关的第四十八页被撤下，换上了空白页，补写了鱼尾上下及末行文字。

(四)存在几处明显的文字差异。如卷首的“苏州府志纂修姓氏”“提调”项下，日本内阁文库本作“江南苏州府知府:宁云鹏、赵星禄、胡世威、卢腾龙”，凡四人;而上海图书馆藏本则作“江南苏州府知府:宁云鹏、高、曹首望、张鹏翮、陈常夏、赵星禄、胡世威、卢腾龙”，凡八人!多高暐、曹首望、张鹏翮、陈常夏四人。又如卷七十三《独行传》第23筒页后半页载有郑远宁的小传，此页的第三行，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作“子元良，以孝行称”，而上海图书馆藏本则作“子元良，妇徐氏，俱以孝行称”。据此，大致可以推断，上海图书馆藏本上的内容显为后来增刻。结合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版面清晰，上海图书馆藏本多有漫漶之处，可大致推定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为初刻初印本，而上海图书馆藏本为增刻后印本，亦可证明〔康熙〕《苏州府志》的纂修和刊刻是一个不断修订的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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