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于1914年设立“清史馆”，赵尔巽等百余学者受命编修《清史》，至1927—1928年间《清史稿》刊印完成。《清史稿·文苑传》为缪荃孙所撰（马其昶修正），其《序》述论有清一代文学，首举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1582—1664），云：

明末文衰甚矣！清运既兴，文气亦随之而一振。谦益归命，以诗文雄于时，足负起衰之责；而魏（禧）、侯（方域）、申（涵光）、吴（嘉纪），山林遗逸，隐与推移，亦开风气之先。

《清史稿·文苑传》中有《钱谦益传》，篇幅不长，却大有玄机在。传文录如后：

钱谦益，字受之，常熟人。明万历中进士，授编修。博学工词章，名隶东林党。天启中，御史陈以瑞劾罢之。崇祯元年（1628），起官，不数月至礼部侍郎。会推阁臣，谦益虑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并推，则名出己上，谋沮之。体仁追论谦益典试浙江取钱千秋关节事，予杖论赎。体仁复贿常熟人张汉儒讦谦益贪肆不法。谦益求救于司礼太监曹化淳，刑毙汉儒。体仁引疾去，谦益亦削籍归。

流贼陷京师，明臣议立君江宁。谦益阴推戴潞王，与马士英议不合。已而福王立，惧得罪，上书诵士英功，士英引为礼部尚书。复力荐阉党阮大铖等，大铖遂为兵部侍郎。顺治三（案：应作“二”）年（1645），豫亲王多铎定江南，谦益迎降，命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冯铨充明史馆正总裁，而谦益副之。俄乞归。五年（1648），凤阳巡抚陈之龙获黄毓祺，谦益坐与交通，诏总督马国柱逮讯。谦益诉辩，国柱遂以谦益、毓祺素非相识定案。得放还，以著述自娱，越十年卒。

谦益为文博赡，谙悉朝典，诗尤擅其胜。明季王、李号称复古，文体日下，谦益起而力振之。家富藏书，晚岁绛云楼火，惟一佛像不烬，遂归心释教，著《楞严经蒙钞》。其自为诗文，曰《牧斋集》，曰《初学集》《有学集》。乾隆三十四年（1769），诏毁板，然传本至今不绝。

对初接触牧斋其人的读者而言，读此传或可知其若干生平事迹，若问牧斋何以为其时文苑一大家，传内只以三句接引学人：“博学工词章，名隶东林党”“谦益为文博赡，谙悉朝典，诗尤擅其胜”“明季王、李号称复古，文体日下，谦益起而力振之”。

明清之际，牧斋为文坛一代宗师，“四海宗盟五十年”（黄宗羲语），著述繁富，波澜壮阔，执贽从游者多名士，卓然名世，此传之不足以表其诗文成就、贡献，思过半矣。或谓此传统史传体例所限，一般只能突出传主生平行实、事功，固难周全。唯唯，否否。试取《文苑传·序》中所谓与牧斋“隐与推移”的“山林遗逸”魏禧、侯方域、申涵光、吴嘉纪诸传读之，其所述诸人之诗文特色、文学主张、文坛轶事又何以较牧斋传为详？且牧斋传中所述之牧斋遗事，更难言“事功”。

虽然如此，此传文最后一段可说是近现代“官史”对牧斋评价（相对于清乾隆朝以降的“定论”）的一大突破。

上述数句肯定了牧斋为明季清初文坛作出过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乾隆三十四年，诏毁板，然传本至今不绝”云云，亦从侧面反映出朝廷禁毁牧斋著作是一回事，而民间爱读、私藏牧斋著作又是一回事，乾隆朝对牧斋所作“定论”之不足以服人也就不言而喻了。

传文所叙牧斋事迹有四大端：一、牧斋名隶东林党，屡历明季万历、天启、崇祯数朝党争。二、南明建立之际，牧斋先拟拥立潞王，已而福王登极之局成，复输诚于福王，并阴结权奸马士英、阮大铖等。三、清兵下江南，牧斋以礼部尚书迎降，复仕清。四、辞清官里居后，坐黄毓祺谋复故明事，颂系金陵。

此数事者，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关乎明季政治内幕并明朝衰亡之一因、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之人格操守、人之忠奸贤佞。

传统知识分子素负道德使命感，以褒忠贬奸之责在己，对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尤喜议论，加之牧斋曾参与的政治、历史事件不可谓不重大，足以引起许许多多论者的兴趣。

明乎此，就不难了解清史馆馆员于《文苑传》中修此《钱谦益传》时，何以详于牧斋的政治经历而略于其于“文苑”的成就。

究其实，《文苑传·钱谦益传》最大的失策在于其取材。此传文其来有自，除最后一段为新增外（约占全文篇幅四分之一），几全袭自十八世纪乾隆帝（1736—1796在位）敕修之《贰臣传·钱谦益传》，但撮略其词而成文耳。（如此一来，《文苑传》作者虽未直接评论牧斋的政治行为，但传文先天上就带有强烈的道德批判意味。）《贰臣传》牧斋传之撰，乾隆帝特下了御旨，文末附记此事始末：

（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二月，诏于国史内增立《贰臣传》，谕及钱谦益反侧贪鄙，尤宜据事直书，以示传信。四十三（1778）年二月，谕曰：“钱谦益素行不端。及明祚既移，率先归命。乃敢于诗文阴行诋谤，是为进退无据，非复人类。若与洪承畴等同列《贰臣传》，不示差等，又何以昭彰瘅！钱谦益应列入乙编，俾斧钺凛然，合于《春秋》之义焉。”

《贰臣传》中传文对牧斋所加的“笔削褒贬”之义不言而喻，在此也毋庸细表了。

乾隆对牧斋的“斧钺之诛”影响深远。终清之世，官家著述无敢有枝梧者，此不在话下，而即便私家撰作，论及牧斋，亦率多于牧斋的政治行为、人格操守再三致意，乐此不疲。钱谦益成为一个政治、历史、道德的问题，“贰臣”成了钱氏的标签。

直到今日，牧斋此一“定性”、形象依旧盘桓于学者脑海中，即使是文学研究者，亦每对牧斋的政治行为多所议论，至若执此泛历史、泛道德论以为诠释牧斋诗文之基础者，亦所在多有。

牧斋的政治、历史、道德问题固然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但它不应该成为探论牧斋的终极问题，或答案。设若我们的目的是研究牧斋的诗文，又以此种泛历史、泛道德判断为认识基础，则我们的赋义过程（signification process）就难免在上述的范畴中流转，不无画地为牢之虞，限制了多方讨论的空间与展开。谓余不信？请观一例。在下诏于国史内增立《贰臣传》之前六七年，乾隆帝读牧斋《初学集》，因题诗曰：

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

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

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

末路逃禅去，原为孟八郎。禅宗以不解真空妙有者为孟八郎。

乾隆此御制诗，作“口号诗”之一例观可也，无多圣哲，打油有余，讥讽之意，一泄无遗。牧斋确喜于诗文谈朝廷之安危、名士之节义，而在乾隆看来，此满口节义之人，却“两姓事君王”，言行不一，修辞不立其诚，更全无臣节。如此进退无据、大节有亏之人，根本已失，文章复何足观哉！复由牧斋之道德与夫文章而及其“咏香囊”，将其言情之作亦一并否定。最后抨击牧斋另一生命面向，判其晚年“逃禅”乃走投无路之举，实于佛教之真谛无识。

乾隆之咏牧斋，因人废言之极致，以道德批判为终始，把牧斋一棍子打死。后之研究者固然鲜少抱持如此极端的立场，但泰半会对牧斋的出处进退作出如乾隆诗首三句般的述评。如此一来，仍难免落入道德判断的窠臼。真正的困难或尴尬在于，道德批评的依据及逻辑难以延伸至其他与之性质不同的意义场域（fields of meaning），譬如，牧斋的诗文、宗教信仰等。

议论、评论也许是学者的原始冲动。研究牧斋，我们绕不过牧斋的政治言论、作为等话题。但也许走出道德批判的窠臼，采取别的思考、提问、分析范式（paradigm）以接近牧斋，会更妥帖而有效，所得更多？牧斋殁后，黄宗羲（1610—1695）就曾对牧斋的诗文做过一番相当尖锐的“实际批评”，其言曰：

钱谦益，字受之，常熟人。主文章之坛坫者五十年，几与弇洲（王世贞）相上下。其叙事必兼议论，而恶夫剿袭，诗章贵乎铺序而贱夫凋巧，可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矣。然有数病：阔大过于震川（归有光），而不能入情，一也；用六经之语，而不能穷经，二也；喜谈鬼神方外，而非事实，三也；所用词华每每重出，不能谢华启秀，四也；往往以朝廷之安危，名士之陨亡，判不相涉，以为由己之出处，五也；至使人以为口实，掇拾为《正钱录》，亦有以取之也。

我们不必同意黄宗羲的评论，但会认为，黄氏选择的议题、切入的角度、谈论的方式相当精到，循之可以开展深刻而丰富的讨论。最重要的是，黄氏是从牧斋诗文的具体表现出发，再加以论断，故启发亦多。吾人立言之始、立意之先，可不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