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钢（科学作家、“得到”App《精英日课》专栏作者
徐瑾货币三部曲《货币简史》序，读者群微信xujin2023
咱们“得到”读者熟悉的青年学者徐瑾老师即将出版一本新书，叫《货币简史：从贝壳金银到数字货币》，我有幸提前读到全文，以下是我写的推荐序。
这本书看似是普及金融常识，读来感觉却处处颠覆常识——我们对货币的常识性理解太落伍了。我们每天花的这个“钱”，究竟是什么东西，这里有几个观念跃迁，绝非老百姓思维。又或者说在老百姓看来，这些观念可谓“魔法师思维”。尤其是近年来出了个新学说叫“现代货币理论”，更是会让人有离经叛道之感。
但是再离经叛道，也是学术界和官方积极尝试的真东西。而老百姓思维还停留在传统观念和什么《货币战争》之类的阴谋论上面，这里有个巨大的认知鸿沟。徐瑾这本书会填补这个鸿沟，既能破除迷信，又能解放思想。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思想旅程，我来大概梳理一下其中的观念跃迁。
老百姓花钱，大概有三个境界：
第一境界是根据家里有多少钱，决定花多少钱。钱多的可以买些奢侈品，钱少的就买点生活必需品。这听着很合理，但这是古代农业文明的思维。
第二境界是根据自己一个月挣多少钱，决定花多少钱。一个大学生刚毕业，零存款，但是她拿到一份高薪工作，她有个现金流，那么她立即就可以买些比较贵的东西。现代人评价消费能力一般看增量，而不是存量。
第三境界，则是根据你未来的偿还能力，决定现在花多少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贷款买房。
你注意到没有，我们已经从把钱视为存在家里的一堆东西，转换成视为一种能力、一种对未来的期许——严格地说，是信用。
钱的本质不是实体，而是虚构的，是信用。
对政府来说尤其如此。我以前听到一个说法，如果宏观经济学只能留下一句话，那就是“政府不是家庭”。老百姓观念再前卫也要考虑“量入为出”，而现代货币理论认为，政府无须如此。
要理解这些，咱们先从书中一个小故事说起。
✵
当初南宋抵抗元朝入侵，双方打的是一场不对称战争。蒙古骑兵南下不需要“政府”提供补给——如果他们也算有政府的话。因为他们有的是来抢劫的，他们自带士气，就地补充动力。可是大宋将士不会从战争中直接获得好处，所以政府必须提供补给和赏金。当然你要是算总账，集中国家财富打赢这场战争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但问题是如何集中。
其实江南民间有巨量财富，问题是政府没钱。税收水平已经很高，普通老百姓不堪重负，可战争是个无底洞，钱怎么都不够花。
宰相贾似道不得已弄了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叫“公田法”，也就是政府强制收购富户土地，变成国家财富——而政府收购用的钱，却是印出来的。这是大宋的老办法，也是世界首创。
全世界最早的纸币就是北宋发明的“交子”。打仗要花钱，花钱就增发货币，增发就贬值，贬值就没人用，没人用就再发行一种新钱。交子早已被“钱引”取代，到了贾似道这一期，新钱叫“会子”“关子”。贾似道为了证明自己的公心，还自家捐了一万亩公田。
然而新钱还是摆脱不了贬值的命运，贾似道在沸腾的民怨之中坚持了十年，终于被判有罪，在戴罪途中被杀。然后就是蒙古军队灭亡南宋。
看来历史的教训是政府决不能滥发货币，对吧？19世纪20年代的德国不就是因为恶性通货膨胀才让希特勒上台的吗？1948年的蒋介石政权不就是因为金圆券恶性贬值失掉最后一点民心吗？这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还有人主张回归金本位，这也是中本聪创造比特币的初衷……
可如果政府就是突然很需要用钱，它该怎么办呢？我看过一部穿越小说，回到贾似道那个年代，也只能另起炉灶，新建一个政府，趁着自己的信用还在，发行新钱……
但这个问题其实是有解的。
✵
就在贾似道强推公田法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262年，威尼斯发动了对热那亚的战争，也是政府急需用钱。但威尼斯政府没有直接印钱，而是向老百姓借债。议会通过了《债权法》，以政府未来的税收作为抵押发行公债，每年给5%的利息。
按古代标准，这个利率其实很低。但它胜在有政府保障，如果真能年年给也不失为一个稳妥的投资。威尼斯政府真的做到了年年给，此后百余年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未曾间断。
你看这多好？借可不是抢。既用上了民间闲散资金，又保护了经济秩序；既解决了当前的难题，又不至于让未来不堪重负。此后欧洲的战争，尤其英国，都有政府向民间借债这个办法。
那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政府如果要用钱，不应该发币，而应该借款？其实也不是。借款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发币，而且直接发币有时候更有效。
大宋刚刚推出交子的时候，政府也有一些超发，但民间不但不排斥，而且反应相当积极，以至于交子曾经一度升值。是后来政府遏制不住滥发的冲动，才让纸币失了人心。但如果政府管不住自己，难道借债就能保证按时还钱吗？
现实中，中国到明清两朝改为银本位，几乎彻底放弃了纸币。此举的确避免了恶性通货膨胀，但政府也失去了发币权，不能灵活影响经济。徐瑾书中指出，这是当时中国未能推动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政府有信用，货币可以无中生有；如果政府没信用，货币有也是无。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明白货币到底是什么。
✵
以前的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是交易媒介，所谓“一般等价物”，是为了解决以物易物的问题，现代经济学家已经抛弃了这个看法。你考察历史，没有任何证据说古代的人们经常以物易物。
古人的常态是把东西直接送给别人。当然为了人情往来，会留下记录作为凭证，这就是“债”。时间长了，记录债的这个东西有流通的功能，也就成了货币。
货币的本质是债，而债的本质是信用。
是贝壳、金银也好，成本极低的纸币也好，我们之所以接受，是因为我们相信大家都相信这个东西。用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的说法，货币是我们虚构出来的概念，而相信虚构的东西是我们智人的超能力。
就这么一块金属，或者仅仅是一张纸，它真正的价值是全社会的共识，是信用。
而有信用的机构是一定会超发的。很多人托你保管黄金，以至于你手里有了一千两。你知道这些人不太可能同时找你提取这些金子，于是你可以把一部分金子暂时借出去。你甚至可以印制一种叫作代金券的票据，让人们用着更方便。而只要任何人给你代金券，你保证给人家兑换成真金，你的代金券就有足够的信用。很快你就发现，你完全可以印制比手里的真金多得多的代金券。
再进一步，甚至连最初的黄金都不需要。只要人们能相信你那个代金券的价值，你无须拥有黄金，也无须给人兑换黄金。现代国家就是这样发币的。
可能有人会说，这是无中生有，不等于抢钱吗？但是咱们仔细考察一下其中的社会效益。
这里有一座矿山，里面是大自然免费送给人类的铁矿石。开发这个矿山需要耗费劳动，但你得到的远远超过付出的，于是你想干。可是你没有钱买机器设备。这时候如果有个机构拿出几张代金券来，说这是我零成本印制的，但别担心，人人都相信它的价值，你拿着就能买到机器。你果然用它买到了机器，开发了矿山，赚了钱，还上了最初的代金券。你说这有啥不好呢？
中国古代往往就是因为流通的货币不够，让很多本该开办的事业没有开办起来。超发货币只要用在真项目上，只要确保信用不失，就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且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
以前可不只是政府可以发行货币。银行、钱庄，包括个人都可以发币。在中国西汉时期，只要你掌握一个铜矿，就可以自己铸币，有人愿意用就行，而且一度私人的币比中央政府的币更受欢迎。
徐瑾这本书的一个观点是，其实现在，本质上，发币的大头主体也是商业银行，而不是中央银行。这是因为贷款。
前面那个矿山故事中，你可能会问，为什么非得发币呢？去申请贷款不行吗？是的，常规的操作是贷款，但贷款也是发币。
首先如果货币必须是金银之类的实体，那个贷款你是拿不到的，古人都喜欢把金银埋在后院永远不用，没有那么方便拿出来借给你。贷款，必须是靠着信用无中生有的钱，才好用。
一家商业银行手里有100万的存款，根据“部分准备金制度”的规定，它只需要留下比如说10万不动，把其余90万贷出去。别人拿到这90万贷款也不会放家里，而是存入其他银行，这就多了90万存款。那些银行收到存款，照例只留10%不动，其余81万再贷出去，又变成81万存款……以此类推，如果准备金的规定是10%，最初的100万可以变成1000万的存款总额。这还只是传统教科书的说法。现在更新的看法是银行根本不必等待存款来发放贷款：只要达成贷款协议，存款立即在某个账号增加，不需要一个储户“拿着钱”出去找银行。
所以徐瑾说，不是存款制造贷款，而是贷款制造存款。社会广义货币，也就是M2，其实是由各个商业银行的贷款决定的——中央银行的作用很小。
货币不但可以无中生有，而且应该无中生有。
这就引出了那个特别前卫的思想：现代货币理论。
✵
现代货币理论认为政府发多少币、花多少钱，跟它的财政收入不一定非得有必然的关系。政府不需要量入为出。
政府发币是把政府的信用变成老百姓的资产。只要你发的钱没有导致通货膨胀，就说明它是被用在了像开矿那样的新事业上，那你就可以继续多发。你不但没有扰乱经济秩序，而且促进了经济的循环。所以赤字不是问题。
现实是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每年2%的通货膨胀率不但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比较理想的，甚至是必要的。有点通货膨胀老百姓才愿意花钱。相比于通货膨胀，我们更怕的是通货紧缩：如果钱越来越值钱，人们就会把钱埋在后院而不出来兴办事业，经济就完了。
传统观点认为政府的税收是用来花费的，所以要平衡预算。激进一点的观点认为税收是用来偿还债务利息的，只要能借到钱就好。更激进的观点甚至认为税收只是一个回收货币的动作，是向社会再次确认我印的钱仍然有效：只要人们还认可你的信用，你的印钱和借钱游戏就可以继续玩下去。
现代货币理论听起来匪夷所思，所以争议很大，但似乎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如果货币的本质是信用，信用来自信心，而信心是动态的，本质上只是一个心态，那我们为什么非得把货币跟什么东西绑在一起呢？
现代金融体系就好像变戏法一样，但是这一切必须有个约束，不是政府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的。
✵
为什么古代中国政府没有这么灵活的手段，在欧洲金融大发展的时代却走向了自缚手脚的银本位呢？徐瑾说，这是因为中国没有银行。
或者说，是因为古代中国政府过于强势。这里面有个反常识的道理。张维迎先生在《博弈与社会》一书里专门讲过这个道理。
比如说英国政府，之所以能借款，是因为英国有银行，而那个银行在相当程度上是独立于政府的。英国政府不是直接拿自己的信用换钱——那样可能很快就会把信用花光——而是通过银行借钱。银行对政府有个审计和监督的作用，你必须拿税收作抵押，意思是到时候要真还不上，你的税收就得给我。这对政府是个强烈的约束。
博弈论告诉我们，承诺要想可信，就必须主动允许别人约束你。
事实上，当英国立宪以后，政府受到的约束更多，它的贷款能力反而更强了，它更能集中资源去打仗。
古代中国政府，却是不接受任何约束的。中国有票号，有钱庄，但它们都不能独立于政府运行，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人际关系网运行，既不可能去监督政府，也没有跟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没有独立的信用，跟银行不可同日而语。既然无人能对政府追责，也就没人愿意借钱给它。
这跟美联储是个私人银行是一个道理。保证银行的独立性，不能为所欲为的政府才是有信用的政府。
徐瑾老师的《货币简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你也可以关注“重要的是经济”（econhomo）公众号获得更多信息。
关于徐瑾：
青年学者，FT中文经济主编，读者微信xujin2023
写过十来本书，最新出版货币三部曲
徐瑾私塾是我的小圈子，第5年啦
👇阅读原文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