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宋代的四川”有一种魅力
刘咸炘先生说：“一代有一代之时风，一方有一方之土俗，一纵一横，各具面目。”（《蜀诵·绪论》）这是对时空不断变换的地域文化的最好诠释。民间俗语：十里不同雨，百里不同风。各地有各地的风土民情，构成了中华文化斑斓缤纷的底层色彩。谣言则风俗民情之异端，学术则风俗民情与理性思维之结合。黄博君此书以“宋代四川”为讨论对象，试图将风俗、谣言和学术熔为一炉，以揭示包括今日重庆在内的“宋代的四川”以及其间的内在关联。读者自然有所期待。吴天墀先生曾言：“四川在宋代所表现的重要性，占着了文化史上光荣的一页。”（《四川藏书考》初刊，1939年）这种光荣，在于它对祖国历史文化的独特贡献。四川支撑着宋朝特别是南宋的将近半壁河山，重要性不言而喻。宋人谓“易学在蜀”“蜀多方士”“苏氏蜀学”等，皆显示了宋代蜀人在文化史上的独创性，散发着谜一般的魅力。是著以宋人诗句“不与天下州府同”作为主标题以揭示宋代四川的某种特征，该诗告诫将赴成都知府之任的同僚：“国初已来治蜀者，处置尽自乖崖公。当时奏使便宜敕，不与天下州府同。”宋世名臣乖崖公张詠（946—1015）于太宗淳化五年（994）九月初任知益州时，正值蜀中王小波李顺事变初定。张詠面奉圣旨，得“便宜从事”之权，取得了很大的治绩，后来的成都知府承袭了这种“先行后奏”的特权。宋初，蜀中除王、李而外，还发生过多起变乱，给时人留下了“好动易乱”的印象，甚至南宋朱熹也认定蜀人“强悍易反”。特殊政策是基于特殊的民情，民情的养成是基于包括人文在内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时空的转换。蜀地山川险峻阻隔，又远离政治中心，故而常常显得有些另类。范镇说：“初，蜀人虽知向学而不乐仕宦。”（《东斋记事》卷四）曾巩为苏序所撰墓志铭亦言：“蜀自五代之乱，学者衰少，又安其乡里，皆不愿出仕。”大概蜀人少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又安于唐代以来蜀地逸豫的生活，暂时还没有追求“三不朽”的热切愿望。宋代“朝中”人有语：“闽蜀同风，腹中有虫”，这是借字形对闽蜀之人的揶揄之语，也许闽蜀之人的言行举止和朝中人总有点格格不入，不过也可能是与主流步调不一罢了。《制造边缘》篇首次对这一流语做了全面而有深度的分析，值得珍惜。蜀地的“另类”，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显现出来：从三星堆—金沙的考古发现，到传说时代的蚕丛走过来的五代古蜀国，都保持了很大的神秘感。周天子分封八百诸侯，蜀国不与。战国后期秦国的统一战争，是从攻并古蜀国开明氏开始的，不仅因为“蜀地富饶”，还因为蜀乃“夷狄之长”。秦并巴蜀而郡县之，同时又因俗而治，对巴蜀采取了特殊统治政策，西汉亦如之，不过巴蜀“本南夷”（《汉书·地理志》）却长久存留于中原士人的记忆中。汉景帝时，法吏文翁为蜀郡守，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遂承担起了教化蜀民的职责。文翁化蜀千古流芳，但蜀地民情风俗以及显示出来的具有特色的地方色彩却保持了顽强的生命力。晋代巴蜀地区发生的“獠乱”，竟延续了几个世纪之久，至唐代才焕发出新的光彩，赢得了“扬一益二”的美誉。但在一些边缘地区，“獠风”很盛的记载仍常见诸史志之中。本书揭示渝州之改名，可以窥见宋代士大夫移风易俗的努力。四川大学治史者对地方历史文化的关注有深厚的传统。1926年，川大前身国立成都大学刘咸炘教授云：“今之四川，本非一俗，东则半楚，北则半秦，西南又杂蕃夷，常氏《国志》辨之最详。”（《蜀诵·土俗略考》）可谓深知四川者。他特别留意地方政事、风俗，认为这是上古之美政而为今言地志者所忽。1980年，川大历史系的教师们撰著了《四川地方史研究专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5辑），从不同角度对四川历史文化做了新的探讨。黄博君秉承先贤之绪风，从2005年就读宋史硕士研究生以来，就对四川地方文化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以北宋中期“岁在甲午，蜀且有变”的传闻为题作硕士论文，探讨了蜀地流言与朝野应对，表现出了不凡的史才。读博期间所撰《神御在蜀》篇讨论宋代四川的御容奉祀与地方治理问题，又参加2014年在杭州召开的宋史年会，颇得士林好评，直到多年后掷出《如朕亲临》，回响如潮，不是偶然的。黄博君从黄庭坚“不闻蜀人有善书者”的困惑，检讨了巴蜀社会数百年来的变迁，从中国书法史的角度发现巴蜀书法“滞后”的一面，则为新近力作。善于捕捉历史的瞬间，纵横求索，以见其大，是黄博君治史的一个优点。览该书内容，多覃思之章，有的则留下了进一步思考，然皆有新意，是为可喜。本书属于地域文化研究，不过作者有意区别“地方”史与“区域”史，认为“地方”与中央或全国相对应，因此往往将地方史问题纳入更大的视野中来思考，这是值得肯定的。本书所述，不涉宏大叙事，然而如史家名言：史无碎片则无以立。如是，则本书对宋代蜀中诸多个案的观察与探讨，自是一种贡献。北宋后期流落巴蜀地区的诗文书法俱称一流的黄庭坚，偶然结识了一名叫秦世章（字子明）的四川籍军官，此人当时任“左藏库副使、东南第八将”，左藏库副使为从七品武阶官，而其东南第八将的官名则属于神宗以后实施将兵法的新型禁军编制，当时将各地军队统一编制为将、部、队三级，将是最高一级的军事单位，管辖路一级的“系将禁军”。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丰四年（1081）将东南地区十一路（淮东、淮西、浙西、浙东、江东、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的禁军编制为十三将，其中第八将驻守荆湖南路的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市）。据王曾瑜考证，东南第八将的兵力当在5000人左右。秦世章可以算是当时地方禁军系统的高级统兵官了。秦世章在长沙任职时曾摹刻了一套古代书法的“法帖”，后来带回家乡黔州（治今重庆彭水），展示在为战争期间阵亡将士追福的绍圣院中，成为当地一处书法名迹。为了表彰这套刻帖，宋代书法四大家之一的黄庭坚专门写了一篇题跋。在题跋的开篇，黄庭坚就对巴蜀地区的地方性进行了历史考察，他的结论是“巴蜀自古多奇士”，这是把巴蜀视为一个文化地理单元，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的观察，一个“奇”字，便把巴蜀的地方性突显了出来，而这篇题跋的文眼也在这个“奇”字。在黄庭坚看来，巴蜀地区实在处处透着“奇”。首先，秦世章本人就是一个奇人，“黔人秦子明，魁梧，喜攻伐，其自许不肯出赵国珍下，不可谓黔中无奇士也”。他身为武将，却购置书法法帖，在家乡弘扬文气，可谓“惊动里中子弟耳目”之举，黄庭坚解读秦世明此举是“欲变里中之俗，其意甚美，书字盖其小小者耳”。以武人而有文气，且此举大有移风易俗的先声夺人之势，因为黔州“斗绝入蛮夷中，颇有以武功显者，天下一统盖百余年，而文士终不竞”。引入书法的意义，在于培育黔州的文化氛围。在黄庭坚看来，这正是转变黔州文化落后的契机，因为“风俗以道术为根源，其波澜枝叶乃有所依而建立”，书法正是文化兴起的初步依托。对于书法与地方文化发达程度之间的关系，黄庭坚从巴蜀地区所表现出来的“奇”入手，进行了一番有趣的考察。他感到奇怪的是，巴蜀地区“学问文章，德慧权略，落落可称道者，两汉以来盖多，而独不闻解书”。书法的发达，是文化繁荣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然而从汉代以来就以文化发达著称、文学名士辈出的巴蜀地区却偏偏不符合这一惯例，因为这里历史上没有书法名家闻世。但他对此也尝试做了些符合普遍原理的解释，如三国时代蜀国没有著名的书法家，他认为“诸葛孔明，拔用全蜀之士，略无遗材，亦不闻以善书名世者”，原因是“此时方右武，人不得雍容笔研，亦无足怪”。虽然他没有明说，但稍稍熟悉一点书法的人应该知道，这样的解释是不通的，因为同样是军阀混战的乱世，三国中的另外两方，北方曹魏政权中有宗师级的大书法家钟繇，东吴政权也有对后世书法影响很大的《天发神谶碑》书写者——书法界的一流人物皇象，魏、吴政权内以书法闻名的二、三流人物就更多了。事实上，黄庭坚自己也不相信这种普遍性理路的解释方式，真正的问题可能在“地方性”上。随着历史的推进，即便乱世结束后，在“书法”问题上，巴蜀地区仍然显得很特别，因为“唐承晋、宋之俗，君臣相与论书，以为能事，比前世为甚盛，亦不闻蜀人有善书者”。换句话说，从汉到唐将近千年的时间里，正是中国书法从蔚然兴起到蔚为大观的重要时段，文化发达的巴蜀地区居然缺席，似乎和这种大势“不同步”，面对“不闻蜀人有善书者”的奇怪现象，黄庭坚也只能发出“何哉”的感叹。但更为“奇”的是，上述一千年间，巴蜀地区在书法上表现出来的那种“落后”的“不同步”，到了宋代却开始出现某种“超前”的“不同步”。因为奇人中的奇人苏轼出现了，“东坡居士出于眉山，震辉中州，蔚为翰墨之冠”，苏轼可以说是引领宋代书风转型的开山式人物。苏轼才华横溢地开启了宋代尚意书风的新时代，彻底扭转了宋初书法的颓势，并深刻地影响了黄庭坚本人和稍后集宋代书法之大成的米芾。黄庭坚评其为“翰墨之冠”确非虚誉。不过在黄庭坚看来，苏轼的横空出世只是个人造化所致，并不代表巴蜀地区书法水平的整体提升，在苏轼的影响下，也只能“ 于是两川稍稍能书，然其风流不被于巴东”。巴蜀地区东部属于巴的范围的地区仍然是不善书法的。在这里，黄庭坚清晰地感知到巴蜀、两川、巴东之间既为一体又内中有别的复杂关系。关于黄庭坚提出的巴蜀书法的特点，本身也是一个值得展开的、很有意思的话题。甚至时至今日，巴蜀书法风格仍然是以“怪”的面目名世，似乎也颇印证着黄庭坚当年所下的“奇”的断语。在这篇题跋文章中，黄氏笔下的两川所指即前揭所论东川、西川，也就是蜀的范围。从巴蜀、两川到巴东的认识路径，黄庭坚可以说在历史考察和现实分析中很好地运用了巴蜀地区的地方性的分析方法。本书所谓的“地方性”是区别于普遍性而言的，换句话就是，在传统中国“天下”的整体性中试图通过展示人们对地方性经验的表现和表达，通过所谓士大夫书写中为巴蜀地区描述出来的地方性色彩、地方性意识等内容的考察，揭示宋代的政治文化在巴蜀地区的一般样态。而地方性的意义，则成就了它的特殊性。可以说，对地方性的关注，就是要揭示历史文化中的地方性情景，这是本书尝试的用力点之一，即希望通过对巴蜀地方性的揭示，发掘一些宋代政治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事实上，多年以来，关于宋代四川地方性的讨论虽然算不上是一个热点问题，但学术界对于宋代四川的地方性的阐发却一直持续不断。而在笔者看来，关于宋代四川地方性的讨论，目前最突出地揭示这一主题的论述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关于宋代四川地方治理方面的所谓政策特殊性的揭示；第二个方面就是关于宋代四川学术特色的梳理与揭示，特别是对于宋代“蜀学”“史学”“易学”等颇具地方性特色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成就的研究。首先，关于宋代四川地方治理中所谓政策特殊性的揭示，林天蔚、林文勋、余蔚等学者先后有过少细致的讨论，粟品孝老师则进一步指出，两宋时期存在着朝廷对四川治理的特殊化政策，主要表现为四点：一是立足成都，以成都府控带整个川峡四路；二是对包括知成都府在内的地方要员的选任特别严格；三是包括知成都府在内的地方要员长期具有“便宜从事”的特权；四是南宋时期在四川长期推行一种独特的科考形式“ 类省试”。对这一系列的政策，他从地理形势、经济条件和战略地位三个层面分析了这一地方治理特殊化的原因：具体而言，地理形势上四川位于盆地之中，地势险要，又远离王朝政治中心，为此宋廷不得不采取一些特殊政策来应对四川的地理特点；而经济方面，由于成都平原的经济基础优越，整个四川地域的广阔性，造就了四川经济在全国的重要地位；最后是四川独特的战略地位，一方面拥有脱离王朝中央自主割据的优越条件，另一方面又具有牵制全局的战略意义，特别是南宋，川陕战场成为南宋军事防务的重中之重。总的来说，关于宋代四川的特殊化政策这一问题的讨论，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入手，揭示出宋代四川的地方性对于朝廷的特殊政治意义，与黄庭坚所理解的那种地方性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事实上，真正对宋代巴蜀地区地方性的揭示，则是关于宋代四川地区的学术特色的梳理和研究。目前的研究可以说相当丰富，不少学者从儒学、史学、易学、文学等多个角度都有丰富的阐发。其中《宋代蜀学研究》一书颇具开创之功，该书首次系统地梳理了作为一种学派性质的“蜀学”在宋代的产生、兴盛和流变的全过程，并且奠定了学界对宋代的“四川学术”研究的基础。直到目前为止，学界关于这一问题虽然有了许多详细的梳理和深入的讨论，但仍未脱离该书建立的基础框架和基本判断。宋代正是蜀学的最高峰，其繁荣度和学术成就远超先前的汉唐和后来的明清。因此宋代对于我们理解巴蜀地区的地方性的样态有着重要意义。书中对此也有总结性的讨论，特别是从中唐以来四川地区较为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形势的角度观察了四川的地方性对蜀学发展的影响，并且具体归结为四点：政治的长期相对稳定、经济的持续繁荣、外来移民的大规模涌入，以及教育的相对发达和普及。作者对四川的地方性有较深的体会，虽然承认较之其他地区的学术流派而言，蜀学似未自成系统，但也强调蜀学不无地方特色。作者认为，蜀学的特色表现在易学发达，学术家族众多，苏、程二派是主流以及史学发达四个方面。此外作者对四川的地方性也有较为长时段的思考，如指出四川学术缺乏正统气象，从而带有较多的“异端”色彩，以及巴蜀地区在历史长河中文人辈出、文学尤为发达的奇特现象等。显然，宋代巴蜀学术为世人呈现的种种特点，是理解和揭示巴蜀地方性的关键渠道之一。不过就研究者来说，除了上述这些主流路径外，对于地方性的理解还可有更多丰富的层次可以开拓。《汉书·地理志》已经较早地揭示出所谓地方性的本质，“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所谓风俗，正是地方性特点与时代政治文化相浸染而成的。通过对风俗的观察，班固已经将巴蜀的地方性整合为具有某些区域一致性特点的特殊风俗，如从地理环境论层面阐释了巴蜀地区“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的优势，使其具有地区性经济生活上的“民食稻鱼，亡凶年忧”的优点，但也形成了一些诸如“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阸”的不良风俗。这可以说是历史叙述中对巴蜀地区政治文化做出的最早阐释，其影响自然深远，其中一些文辞到了宋代仍然相当流行。《宋史·地理志》对宋代巴蜀地区所产生的一个全新地域概念——“川峡四路”的描述，则与《汉书》大体相当：土植宜柘，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性轻扬，喜虚称。除地理上的特点造就了外界对巴蜀地区经济条件较好的体会外，虽然经过了千年的历史演变，但巴蜀地区的所谓俗不愁苦、轻易淫泆之风，仍然以少愁苦、尚奢靡的形式存续着，《宋史》对这一地理单元的认识大体与《汉书》一致。“风俗”作为地方性的一种表现，具有极强的稳定性，是理解和揭示地方性的一个重要渠道。近期曹鹏程兄注意到宋代蜀地形象的问题，并对宋代流行的“蜀人好乱”之说进行梳理，指出宋代前期四川给外界的“易动难安”的印象，直至南宋才得到改观。事实上所谓宋人对蜀地形象的塑造，本质上就是对蜀地风俗的理解和阐释。宋初梁周翰的观感颇具代表性，“夫九州之险，聚于庸蜀，为天下甲也。五方之俗，擅于繁侈，西南为域中之冠也。多犷骜而奸豪生，因庞杂而礼义蠹”。在他看来，蜀地的种种不良问题表现为礼义败坏，其根源在于蜀地多繁侈的风俗，而这种风俗特点又反过来影响到朝廷对四川社会的基本判断。北宋中期，蜀人文同在写给时任成都知府吴中复（1011—1078）的一首诗中称：“国初已来治蜀者，处置尽自乖崖公。当时奏使便宜敕，不与天下州府同。”此说深刻道出了宋代四川地方性与宋初四川治策特殊性之间相互成就的关系。因此，今天我们要回到宋人的情境中去理解宋代巴蜀的地方性，风俗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本书的三个关键词谣言、风俗与学术，核心所在便是最能体现地方性的“风俗”，而另外两个关键词“谣言”与“学术”则某种程度上是“风俗”在某些时期的实际政治运作和文化生活中的两种表现形式。本书并不打算做关于“风俗”现象的一般梳理，而是尝试将地方性在上述三个关键词中的深层结构揭示出来，三者之间的背后，或者正好可以借助“政治文化”这一历史观察工具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从而将这三个看似关联不大的问题放到一本书中来集中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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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时空坐标，细看宋代+四川的复杂与特殊
为什么是宋朝？为什么是四川？地理、御容、政情、军事、民风、谣言、学术、士人……跳出传统地方史书写的宏大叙事框架，从边缘与微观入手，沉浸式发掘宋代四川的与众不同。
权力关系的再书写，以政治和文化的视角看四川，反观王朝大局，重看边缘与中心
宋代的四川非封闭系统，作者论证特殊性的同时，又超越静态的描摹，照观整体，钩沉特殊性背后政治与文化的变动过程，也重新理解两宋王朝中央与地方的统治方式。宋代巴蜀与唐代、南北朝、魏晋乃至更早时期的巴蜀有哪些变与不变？“蜀”和“闽”都有“虫”，所以两地在风俗与文化上有谜之关联？“甲午必乱”的传言为什么长期弥漫？宋朝的皇帝对此做了什么防范？士人度正怀揣着什么使命要跨越数千里去见朱熹？他的仕宦生涯又受制于怎样的权力层？而科举失利的小人物李处和，在战争年代又通过什么生意“获利百倍”？
新锐历史学者黄博，重返宋朝，又一次诚挚的区域史探索！
本书为新锐历史学者黄博力作，视角独特，史料权威，论证严谨，重新理解权力，重新理解大宋王朝。
北宋年间，传言蜀地逢甲午年必有动乱，王朝中枢与地方官府由此展开怎样的合谋与博弈？建立南平军，重新布局西南边陲军事重镇，特殊地缘条件下，宋朝开启了怎样的文化大整合？度正不远千里寻找朱熹，李处和在战争年代“获利百倍”，地方士人不同的生命图景，反映了当时怎样的多重生存之道？本书为新锐历史学者黄博力作，在独特的时空坐标上寻找巴蜀的复杂性，权力关系的再书写，透视两宋王朝的边缘与中心。黄博，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宋史与藏学的研究。曾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教育部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等。已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3项，在CSSCI来源期刊发表论文近30篇，著有《10—13世纪古格王国政治史研究》《扎布让的黄昏：1630年古格王朝的危机及其灭亡》《如朕亲临：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宋风成韵：宋代社会的文艺生活》等。“宋代的四川”有一种魅力（刘复生）
谣言•风俗•学术：政治与文化中的地方
第一章 不闻蜀人有善书者：书法史视野下汉唐间巴蜀文化的嬗变
第二章 甲午再乱：北宋中期的蜀地流言与朝野应对
第三章 蜀人多变：北宋中期四川的朝野关系与社会观察
第四章 神御在蜀：宋代四川的御容奉祀与地方治理
中篇 风俗民情与地方社会
第五章 制造边缘：闽蜀同风的话语形塑及其权力结构
第六章 乱邦与危邦：宋人的渝州意象与渝州地名的消失
第七章 一皆中国：南平军的建立与渝州地区的文化整合
第八章 阜民之政的理想：泸州地方治理策略的实践及其争论
下篇 学术文化与地方士人
第九章 史学家的报国梦：以史论政与宋代四川史家的前朝史研究
第十章 历史的人心：《唐史发潜》与张唐英的历史心理学
第十一章 守师道如守孤城：度正的政治生涯与学术交游
第十二章 一个隐士的政治生涯：张俞及其在野参政研究
第十三章 权道与初心：富民李处和的宋代文化史意义
第十四章 发现钓鱼城：南宋末年钓鱼城保卫战的抗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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