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生活更昂贵
三十年前，听朋友讲起他的农民老父亲。这位老父亲一生赶牛车、赶马车，没有坐过汽车、火车。后来，在城市读完大学又找到工作的儿子决意请父亲坐一次火车，并告诉父亲要坐快车。父亲这才知道，原来火车还分快慢，就问儿子快车票便宜还是慢车票便宜。儿子答，当然是慢车票便宜。父亲惊奇地说，坐慢车的时间长，怎么反倒便宜？那时我们一边听朋友讲，一边笑，笑那老父亲的天真。
三年前在新加坡，读到一则关于跑步的故事。一个青年和一个老人清晨在公园跑步。青年矫健活泼，老人瘦弱迟缓。本来跑在老人后面的青年，很快就冲到了老人的前边。他优越感十足地回头叹道：“咳，你们这些老人啊，到底是跑不快了啊。”
老人并不生气，边跑边对超过他的青年说：“年轻人，你的前边是什么呀？”
青年说：“是路啊。”
老人又问：“路的前边呢？”
青年说：“还有一座桥。”
老人说：“桥的前边呢？”
青年说：“是一片树林。”
老人问：“树林的前边呢？”
青年说：“也许是山吧。”
老人问：“山的前边呢？”
青年说：“我看不见，恐怕就是生命的尽头了吧？”
老人说：“那你跑那么快做什么呢？”
我心里一惊，感受到一种苍凉的智慧。
三个多月前我走进江南山中的一片竹海，请山民教我认新竹老竹。要知道，世间植物唯有竹子长得最快。据说，一个小学生放学回家，将书包挂在一棵竹子上，坐在竹林里写作业，写完作业就够不着书包了。真是俏皮！我仿佛看见一棵挎着书包的新竹正蹿入云霄去天堂上学。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世故的快时代。我忽然想起朋友的农民老父亲。当年轻的我们笑他天真时，怎知他早就洞悉了慢的昂贵，就像公园里那位慢跑的老人。但当我想到那个跑步的故事，却也不打算责怪那位心怀优越感的青年。如果青春是用来挥霍的，他的确拥有快跑的资本。
连快跑都不敢的青年，岂不是枉费了青春？于是我的眼前不断闪现出那棵挎着书包的翠绿新竹。它的速度令我恐惧，可它挎着书包的样子又让我开怀大笑：挎着书包的竹子毕竟不那么老谋深算，它是去上学吧，是去做人生的学徒吧。
去做人生的学徒，这又让我想起很早以前看过的卓别林主演的一部电影——《舞台生涯》，卓别林扮演一位名叫卡维罗的喜剧演员。我记住了这部电影里的一句话，当卡维罗历尽艰辛终于以他精湛的技艺博得观众狂热地喝彩时，女友激动地对他说，他的表演使同台的那些演员都成了票友。对此，卡菲洛严肃地答道：“不，也许我们都还是票友，要在艺术上真正有点造诣，人生是太短暂了。”
卡维罗的谦逊和“上学”的竹子让我感到艺术的艰辛和生命的局促。我写作，与其说是为了要告诉读者什么，不如说是在向文学讨生命。
艺术和写作恰可以盈满我们的精神，放慢我们生命的脚步。
在浩瀚的宇宙之中，假如人生似一棵绿竹，以我这并不年轻的生命，仍愿做背着书包的那一棵，急切努力，去做人生的学徒。
俯视生活，落笔深刻些
什么叫理解生活呢？什么属于文学的理解，作家对生活的理解应该抱什么态度？一句话，应该不断地学会对你所拥有的生活的抽象。
一九七八年，我在农村插队时，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夜路》，得到著名作家茹志鹃的热情赞赏，而且写了比小说还长的评介文章，我是很受感动的。现在总结一下《夜路》，可以说它是我最初从事文学创作比较侧重感受生活的那一个阶段的产物。我知道我有对生活的感受能力，一件很不起眼的小事，别人感受不到的，我也能感受到。有了感受力的时候，是可以写出一些作品的。
但是，我现在回顾当初，《夜路》这篇小说的出现，还是停留在对人物、对生活理解的表面的感受上。当然，这种表面的感受也是写小说最初不可缺少的。
随着我对文学创作的进一步思索，我感觉到，仅仅满足于对一个人物活灵活现的描写，这还不够，我希望探究人的性格里和人的灵魂里更深层次的东西。我希望我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我自己……一个作家，除了感受生活，捕捉生活，积累属于文学的一切之外，还应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否则，你只能跟在别人后面，别人说什么，你无所适从。
近年来，文坛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各种流派，作家们都在探索，怎样能够再前进一步，写得深刻一些，更深刻一些。自一九八五年以来，我觉得咱们中国文坛确实活跃了，作家和理论家之间广泛对话，可以说是五彩缤纷的场面，各种思潮、流派、说法，而且有人已总结我们当代中国文学的主潮流，说主要的特点是：题材的心灵化、语言的情绪化、主题的繁复化、情节的淡化、描叙的意象化、结构的音乐化等等。热闹一下是好事，热闹比沉闷着好，也就是“碰一鼻子灰也比没有鼻子强！”在这种热闹的气氛中，我们还是应该有自己的主见，不然就会给自己的创作带来莫名其妙的苦恼。
文学不是贩卖时装，也不是典当古董。我认为，文学是对人生和世界不断深化的理解和广博的把握，我们应该有直面世界的勇气，并且有对这个世界的爱。我们现在有些作家，除了自身的思考之外还在思考：我们怎样跟世界文学对话，怎样合乎世界文学的潮流，拿诺贝尔奖。我们也不必为这些困扰得太厉害，还是应该踏踏实实地感受自己的生活，写出最真的东西。包括现在一些国外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也是这种说法。他们觉得我们太从表面上追求一些外国的表现手法，没有什么意思。他们还是希望看到中国作家有感而发的东西。所以我希望我们自己不要自卑。我不希望我们的作品成为洋人手里的玩艺儿。我们不能迎合他们。如果外国人到山里，看到那老人居住的中世纪的茅屋，对于他们来说，这简直是古董了。如果他们说这太漂亮了，在西方简直是没有的艺术品，我们也说，美，就这么呆着，别拆，农民就住这个最好！
我这样说，强调是写我们自己发自内心的，有感而发的东西才能有生命力，才能站得住脚，不必在新的形式面前感到惧怕、惶惑。所以，我们把握了自己，大概从事文学创作，包括练笔的时候，心情就比较清静一点。
小说写出来就是摊给读者看，读者自己去判断，而我不能去判断究竟是谁对。因为文学作品更深的层次不是去判断，而是对人生对社会的一种理解。所以，当你发现了一个真正属于文学的题材之后，就要紧紧地抓住，不要轻易地放弃，也不要轻易出手，在心里沉淀一段时间。
前不久，我们在正定看过一场演出，这种演出在外国低级酒吧里也是少见的。我给它下的结论就是“当众污辱观众”，也污辱他们自己。我看了以后，心里非常气愤，也非常沉重。可我转念一想，我是一个作家，我有工资和稿酬，而他们呢？他们是不是还饿着肚子呢？国家有没有给他们补贴呢？现在这些剧团要自己出来挣钱。京剧现在没人听了，他们就指望这样迎合观众心理，否则他们吃什么呢？这剧院的经理还要跟她们演出团分成，这剧院的职工经理都要吃饭。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决不是我们表面的那种愤愤然，表面的、浅层次的愤世嫉俗就能解决问题的。
但是，我们应该有这种体味，所以，这些东西，能够唤起我们什么呢？我觉得唤起一种作家的责任感，和对我们整个民族的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时时刻刻渗透在我们的灵魂里、血液里。有了这一点，我们在理解生活、观察生活、体味生活的时候，就比我们仅仅是怀着一种搜集点什么要深入一些、沉淀一些了。所以，我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意识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初学写作的同志，要特别具体地感觉生活的时候，你非得钻到生活的低层、最深的层次，挖掘得越深越好。但是最终，当你宏观地把握生活的时候，要有两点意识：一个是民族意识，一个是全球意识。所以当我看了这场演出以后，有人要说，既然你这么愤怒，不正是写小说需要激动吗？你干脆写一篇如何？然而，当我们有了民族意识和全球意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原来生活和文学并不是那么直接的，直奔主题的，像直观教学一样。所以我认为，对生活的理解，就是理解生活的层次。
因为生活的层次是非常多的，我们怎样使自己理解生活的层次一层比一层深、不断地深入下去呢?这个深浅的程度，决定着作品的深浅程度，怎样才能有这个深度呢?应该有一种本领，有一种俯视生活的本领，而不是仰视生活。一个作家有了俯视生活的本领，他就能够按照事物的全貌，写出来的东西也就立体了。我自己越来越不满足于对一些生活现象的生动的、活灵活现的描绘了，就好比是我们在一块庄稼地里，看见麦子就写麦子怎么样，看见玉米就写玉米怎么样，我想我们应该注意的不是玉米和麦子本身，而是生长着玉米和麦子的这块土地，以及土地下面那些更深层的东西，对生活有这样的思索以后，你才能落笔深刻。
来自：铁凝主席的《理解生活》（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