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即将举办的台州飞龙湖迷笛音乐节、温州星巢秘境音乐节、无锡九龙湾音乐节、广州文化音乐节、佛山海潮宇宙音乐节……皆因“不可抗力”宣布延期或取消。
原本热闹非凡的城市音乐节为何延期或取消?
频繁出现的“不可抗力”又究竟是一种什么力?
这几天,迷笛的粉丝们很郁闷:迷笛官微发布通告,原定于4月12日至14日在浙江省台州举办的飞龙湖迷笛音乐节由于“不可抗力”将延期举办。
迷笛官微发布的延期通告
此前,著名音乐节品牌晓峰音乐公社也以“不可抗力”为由,宣布原定于4月13日至14日在温州楠溪江举办的星巢秘境音乐节延期。
尴尬的是,晓峰音乐公社原定于3月30日至31日在广州海心沙亚运公园举办的星巢秘境音乐节,也是因“不可抗力”延期了。
根据不完全数据统计,今年3月到5月期间,全国各地已官宣的音乐节多达50多场。可宣布延期或取消的已有近10场,占比将近五分之一。
音乐节接二连三地延期或取消,令许多人有些意外。
毕竟,去年音乐节市场实在是太火爆了。
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2023年中国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显示,2023年全国两千人以上大中型演唱会、音乐节演出场次0.56万场,与2019年同比增长100.36%;票房收入201.71亿元,与2019年同比增长373.60%;观演人数3551.88万人次,与2019年同比增长208.50%。
尤其是各类下沉到三、四线城市演唱会和音乐节,更成为促进地方文旅推广和消费的“法宝”之一。
令人不解的是,城市音乐节明明才“渐入佳境”,怎么突然感觉不香了呢?
而且,很多宣布延期的音乐节,实际是“遥遥无期”,再举办的机会十分渺茫。
虽说大部分音乐节均以“天气原因”解释延期,可谁都记得曾经在雨中如期举办的音乐节并不在少数,这个理由实在太过牵强。
带着疑问,从已发布的新闻中,乐迷们似乎找到了多家音乐节取消的原因:
3月21日,云南德宏州纪委监委派驻州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印发《关于坚决纠治“新形象工程”问题的工作提示》,提出重点防范和纠治8类“新形象工程”问题,其中第五类问题就是:豪华“办节”,片面追求“人气”,不计成本跟风大办音乐节、以城市命名的论坛、旅发大会等,为场地建设、乐队出场支付高额费用。
相关政策,也体现在贵州双龙贵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布的《关于取消贵阳空港玛卡龙&半糖音乐节活动的告知函》中。
贵州双龙贵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布的告知函
结合上述地区近期出现的资金紧张问题,当地取消某些不计成本跟风大办的音乐节项目,也算情有可原。
不过,大湾区以及东部沿海某些“不差钱”的城市也先后宣布取消音乐节,或许就不仅仅是政策性因素。
说白了,面对名目繁多的音乐节,一拥而上的音乐节市场如今进入了洗牌期。
一些新兴的音乐节品牌想要拿到政府奖补以及品牌方冠名,已经是难上加难。如果音乐节的营销再跟不上,想不亏钱办下去,几乎不可能。
因此,主办方只好以所谓“不可抗力”来止损。
音乐会的延期或取消,让已经购票的乐迷们很受伤。
不少乐迷为了某音乐节上自己喜欢的乐队和歌手,早早便请了假,买了机票,订了酒店,盼星星盼月亮等着演出的那天快点到来。
可音乐节一纸轻飘飘的“不可抗力”,不仅打乱了乐迷的行程安排,也给他们经济上带来了损失,更令所有人很疑惑:这个所谓的“不可抗力”究竟是哪里“不可抗”了?
前两年疫情期间,由于太多未知因素,不到正式开场演出前那一刻,谁都不知道下一秒会有啥变数。
对于这样的“不可抗力”,乐迷也都能理解。
可如今再搬出“不可抗力”来延期或取消音乐节,已经越来越不被乐迷们接受。
乐迷甚至搬出了法律条文,对“不可抗力”进行了定义: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主要包括自然灾害,如台风、洪水、地震等;政府行为,如征收、征用;社会异常事件等。
乐迷们据此向那些宣布延期或取消音乐节的主办方喊话:“你们就说说看,到底是怎样的不可抗力不能如期举办吧。”
更有乐迷毫不客气地吐槽:“都2024年了还不可抗力呢,卖不出票就直说,遮遮掩掩个什么劲。”
事实也是如此,在没有政策因素影响下,“预售不理想,成本无法覆盖”才是音乐节不能如期举办的重要因素。
主办方卖不出去票,无非以下两个原因:票太贵和草台班子。
去年音乐节火爆期间,几乎所有音乐节的票价也一路看涨。
拿最著名的迷笛音乐节来说,2004年之前,观众是免费入场,随后便开始收费,但最贵的通票(4天)也就100元。
而2023年烟台黄渤海迷笛音乐节的票价,单日票已是169元,三日通票则为399元。
说起来,迷笛作为著名音乐节品牌,票价还算良心价,并不算太高。
要知道其他地区音乐节VIP正价票动辄六七百,甚至连早鸟预售票都高达四五百。
去年五一期间,北京草莓音乐节票价分为预售单日票、全价单日票、pro单日票,价格在450元到750元之间,而今年五一,常州太湖湾音乐节单日普通区与VIP区正价票价格分别为666元和888元。
甚至,为了能多赚钱,原来主打“众生平等”的室外音乐节,也对标演唱会,搞出了“分区票价”的新玩法。
音乐节的规模是越办越大,可乐迷们的观看体验却越来越糟,特别是很多距离舞台较远的低价区域,乐迷更是自嘲“电视机观演位”。
去年音乐节市场的余热还未完全褪去,今年各地仅一季度就有上百场音乐节,还有数不清的演唱会。
可经历过去年音乐节中很多糟心体验后,乐迷们的疯狂劲开始消退,消费也渐渐地回归了理性。
选择多了,乐迷自然要“货比三家”。
他们不仅要衡量音乐节规模和票价,还要看举办地的住宿和旅游环境,考察当地的服务水平和口碑,那种有宰客现象,又管理混乱的城市,坚决不去。
没办法,如今的音乐节不仅票价贵,从组织到管理也极为混乱,很多就是一个“拼盘装”的草台班子。
提到音乐节近期遭到冷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许多出场的艺人都是“老面孔”了。
据北青报记者的统计,在上述被取消的音乐节中,有很多艺人是反复出现在不同音乐节上。
比如房东的猫、回春丹、法兹FAZI、薛凯琪等艺人都至少参演两场音乐节;毛不易、汪苏泷、陈绮贞、张远、落日飞车、房东的猫、姜云升、沙一汀EL、康姆士COM'Z、Fine乐团、椅子乐团、黑屋乐队、散人乐队、悲伤玩具、汉堡黄、八仙饭店等更是同时出现在温州和广州的星巢秘境音乐节艺人名单上。
乐队和艺人都是靠演出吃饭,“走穴”的机会多多益善。可音乐节翻来覆去就是这些艺人,乐迷自然很难买账。
其实,对于音乐节的主办方来说,他们并非不想邀请粉丝基础较大的一线艺人。
可他们看中的艺人,要么要价太高,要么根本看不上某些音乐节品牌。
问题是,艺人知名度又与音乐节的规模和赞助息息相关。
按照行业惯例,筹办音乐节时,主办方需先找到品牌赞助,有了预算后再去请艺人、预订场地,而预算的多少与音乐节的主题和受欢迎程度相关。
换句话说,品牌的赞助和支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音乐节的歌手阵容和场地等因素,可拉来赞助的前提是邀请到一线的著名艺人。
因此,为了尽可能降低成本,也为了顺利让音乐节如期举办,主办方自然会选那些性价比相对较高的“老面孔”。
但是很多时候,“萝卜快了不洗泥”,比如开演前突然遇到艺人生病或爽约,就只好抓来一些根本没啥实力的乐队充数。
关键是这样的音乐节很多演出前的沟通和彩排都极其粗糙,很多主办方连基本的舞台管理经验都没有,既不会控场,也不会调动节奏,全靠艺人或乐队自由发挥,现场再配合低劣的音响,效果堪称“一次性”音乐节。
这种只追求赚“快钱”的音乐节名声臭了后,乐迷自然不会再入坑。
不仅如此,音乐节能否顺利举办,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合作城市。
过去,音乐节主办方都喜欢与一线城市合作,不仅城市营销更为成熟,对音乐节品牌也有着加持。
可一线城市举办音乐节规矩也多,从合作分成到流程审批、现场管理等更为严格,耗费的成本也高。
因此,这些年很多主办方将目光投向二线、三线甚至毫无名气的县城,图的就是当地迫切希望将音乐节作为城市文旅推广的窗口,借此提升城市知名度,带动旅游产业。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很多知名度不够响的城市对于合作音乐节就格外积极,要政策给政策,要地给地,甚至不仅不要分成,还会补贴一部分资金。
如此优厚的条件,主办方自然争相前来合作。
不过,在彼此合作过程中,举办音乐节的城市不够有名倒没关系,怕就怕当地因为某些负面新闻突然“扬名天下”,那肯定对音乐节是毁灭性打击。
比如去年在始终陷入舆论旋涡的河南南阳中原迷笛音乐节,先是因“泥浴”出圈,可随后却因“盗窃事件”发酵口碑急转直下,令当地政府陷入两难境地,影响了双方的后续合作。
同时,大型音乐节因为人数众多,各种突发情况层出不穷,也令合作城市措手不及,相应管理政策也迅速到位。
不久前,相关部门针对演唱会和音乐节等大型演出活动(5000人以上)中,要求禁止卖酒、禁止露营过夜、禁止未经审核的旗子、标语入场等的“四个禁止”已下发到了地方。
不出意外的话,今年五一期间举办的“2024大武夷迷笛音乐节”,将成为首个按此要求整改的大型音乐节。
而江湖传闻,更细致的音乐节现场管理细则还在路上……
显然,这些管理规定对于那些想借音乐节宣泄和放松的年轻乐迷来说,要让他们大失所望了。
说到底,音乐节忽然不“香”了,其实是太多想抱着赚“快钱”心态的草台班子将这个行当弄“臭”了。
正如一句老话说得好,“潮水退去后,自然能看出谁在裸泳。”
音乐节热的退散,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消费者逐渐回归理性,音乐才真正有机会找回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