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由国家科技部、国家卫健委、军委后勤保障部和国家食药监总局于 2019 年 5 月批准建设的国家骨科与运动康复临床中心，在唐佩福院士倡导下，开展了“显微外科一体化诊疗项目”， 其中“国家临床中心多中心病例显微外科研讨会”已举办 51 期。现将 2024 年 6月19日“多学科协同中枢瘫肢体功能重建专题研讨会”各位专家的学术观点整理成文，供大家分享，请批评指正。
国家骨科临床中心多中心病例讨论会
——多学科协同中枢瘫肢体功能重建专题研讨会学术观点分享
一 聂广辰（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相关文献回顾
痉挛性瘫痪在临床上常见于脑卒中、脑外伤等疾病，这些疾病往往导致患者丧失劳动能力，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2002年，C L Watkins教授等报道，脑卒中幸存者中，大多数存在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痉挛性瘫痪的发病率高达38%。在小儿脑瘫患者中，每500名儿童中就有一例脑瘫患者，其中36%会出现偏瘫症状[1]。
深入探讨其发病机制，参考2002年G Sheean教授发表在欧洲神经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痉挛性瘫痪的临床表现主要为肌张力增高和肌力减退，这是由于上运动神经元损伤后，对脊髓下行运动传导通路的抑制作用减弱，导致脊髓前角γ运动神经元过度兴奋。γ运动神经元的过度兴奋进而引起脊梭兴奋性增高，传出信号增多，使α运动神经元支配的肌肉收缩处于痉挛状态。总结其主要原因，即为上运动神经元的损伤[2]。
在治疗方面，痉挛性瘫痪的治疗分为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两大类。
非手术治疗方面，L A Koman教授在1993年介绍了物理疗法以及A型肉毒毒素的局部肌肉注射治疗[3]。1993年，美国医师Koman首次报道了应用A型肉毒毒素局部注射治疗小儿痉挛性脑瘫，随后该技术在我国也逐渐得到应用。此外，2016年Dheeraj Kalladka等人的研究介绍了缺血性卒中的干细胞疗法，旨在恢复受损脑半球的功能，结果显示该疗法安全性良好，但疗效尚不确定[4]。
手术治疗方面，对于痉挛性瘫痪，我们有多种术式可供选择。主要包括解痉手术、矫形手术以及肢体功能重建手术。解痉手术包括选择性脊神经后根切断术（SPR）和选择性周围神经切断术（SPN）。SPR能广泛降低肢体肌张力，更适合于肢体强直性痉挛；而SPN则能更精确地降低特定肌肉的肌张力，创伤更小，适用于局部性痉挛。1887年，Lorenz教授首次报道了SPN手术用于治疗下肢痉挛；1913年，德国医生Foerster的研究发现，对偏瘫患者进行SPR术后，并未发展为肢体痉挛，从而推测脊神经后根的切断能减轻肢体痉挛[5]。
矫形手术则包括跟腱延长、骨骼肌松解、颈后肌延长、颈前肌腱移位、内收肌切断等多种术式。而肢体功能重建手术则包括神经吻合性移植、带血管的神经移植、神经端端缝合以及改良的周围神经移位等，这些手术均能在一定程度上重建患者的部分运动或感觉功能。
（一）SPR手术
V A Fasano发表于1979年的一篇文献中，有一张非常直观的SPR手术图示。该手术通过切断后根的部分神经纤维，减少肌肉向脊髓后角的信号传输，从而降低脊髓前角α运动神经元的兴奋性，进而减轻相应肌肉的收缩和降低肌张力。经过100多年的发展，SPR手术日臻完善，已成为治疗肢体痉挛的首选术式[6]。
1979年，意大利医生Fasano在SPR手术中引入了神经电生理技术，用于治疗痉挛性脑瘫，并取得了肯定的临床疗效。这标志着现代SPR手术的出现[6]。1981年，A Benedetti教授采用脊神经根前根完全切断的方法治疗四肢下肢痉挛性患者，虽然保留了感觉并完全解除了痉挛，但切断了前根支配肌后出现了完全的迟缓型瘫痪[7]。1982年，南非医生W J Peacock对Fasano教授的手术进行了改良，将手术部位由脊髓圆锥移到了马尾水平，既增加了手术的安全性和简便性，又降低了并发症的发生率。这一改良术式在欧美迅速得到推广[8]。
SPR手术并发症如下。1990年，J C Peter教授报道了儿童腰骶椎多节段切除后行SPR手术可能出现的脊柱畸形问题，如滑脱、侧弯、后凸等[9]。这些并发症的发生可能与术中切除脊柱腰段多个结构、破坏脊柱后柱的支持功能以及三角力学结构未得到有效保护有关。这些并发症的存在也提醒我们在手术过程中要格外注意对脊柱稳定性的保护。
在我国上世纪90年代，徐林教授率先开展了SPR（选择性脊神经后根切断术）手术，并创新性地应用颈部SPR来治疗脑瘫中的上肢痉挛症状[10]。此后，该手术在国内逐渐得到广泛推广，同时，医疗界也积极探索新的手术技术。我国医生在SPR手术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秦教授采用颈总动脉或颈动脉外膜剥离术，旨在切除颈动脉周围的交感神经网，以治疗痉挛性脑瘫，研究发现患者的语言功能流畅度及肢体功能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然而，尽管该手术创伤较小，但患者所承担的风险并不容忽视，包括血管损伤、喉返神经麻痹及霍纳综合征等[11]。
2018年，Marianna Romei 教授等人通过对19例双瘫患者的长期演变进行为期十年的随访，利用二维视频记录评估视觉步态评分及下肢关节运动学参数，结果显示SPR术后步态改善在短期内可持续至青春期或成年期。十年随访结果显示，所有患者较基线水平均有所改善[12]。然而，2020年Kristina Tedroff教授的系统性回顾分析指出，SPR术后功能改善虽显著，但并不显著优于常规疗法，仍需进一步的前瞻性长期评估。尽管对SPR手术疗效存在不同意见，但其在国际上已被公认为有效解除痉挛性瘫痪的手术方式[13]。
（二）SPN手术
SPN在20世纪初即已萌芽，但后续报道较少。随着显微外科技术和神经电生理技术的成熟，SPN再次受到重视。B Abdennebi 教授1996年的文章提到，他针对引起痉挛性足畸形的颈神经和屈膝的坐骨神经及其分支进行了选择性部分切断，切断的神经数量约占支配痉挛性瘫痪肌肉神经总量的1/2至1/3。经四年随访，解痉率达到72%，疗效满意率为68.9%，运动能力改善的患者占65.5%。该手术主要适用于痉挛性肌肉局限的患者，或作为矫形手术的辅助。切除的神经种类多样，如臂丛、肌皮、正中、尺、颈、坐骨神经等，均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手术操作中需注意，由于混合神经的特性，为尽可能多地切除γ传出神经，可能会不可避免地切断少量α传出神经及IA和II类传入神经，这可能是导致感觉减退或神经支配肌肉力量减弱的主要原因。因此，术者需具备丰富的临床经验及术中电生理的严密监测，以确保在降低肌张力和减少反射亢进的同时，避免肌肉完全失神经支配导致的功能丧失[14]。
SPN手术创伤小，但长期随访发现痉挛复发率较高。1998年C Berard教授的文献报道了13例痉挛性脑瘫患儿接受SPN治疗后，痉挛状态的复发率高达61%。对其中4例进行肌肉活检组织学观察，发现肌肉内重新出现广泛的神经支配，提示神经再生是术后复发的重要原因。此外，患者治疗依从性差或术后未坚持正确的康复训练也被认为是复发的原因之一[15]。2006年Joseph Maarrawi教授对31例上肢痉挛性瘫痪患者进行了4年半的随访，结果显示对于保守治疗难以改善的患者，选择性周围神经切断术可长期改善其上肢功能。
此外，我们还应关注矫形手术在神经手术疗效不满意或关节畸形固定时的辅助治疗作用。G R Marty教授1995年的文献报道了50例SPR术后患者中，超过60%需进行软组织矫形手术，而接受矫形手术的44%患者还需进一步接受如SPN等手术的辅助治疗[16]。
谈及神经移位术，我国顾玉东院士于1986年首次提出的健侧颈7神经移位术，为治疗臂丛神经损伤提供了一种新的动力神经来源，为肢体功能重建领域开辟了新的途径。1992年，顾院士团队总结发表了49例健侧颈7神经移位的临床实验，详细描述了手术过程及随访结果。随后，该术式不断演变，包括腺体移植等，在治疗臂丛神经损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神经及周围神经外科专家Tazis曾高度评价健侧颈7神经移位术为治疗臂丛神经损伤的一项伟大创新[17]。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健侧颈7神经移位术不仅在臂丛神经损伤修复方面得到广泛应用，也为上肢症状性偏瘫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方案。值得一提的是，徐文东教授在2018年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脑科学领域的全新观点：一侧大脑半球具有支配双侧上肢的潜能。他首创了左右神经互换、一侧大脑管双手的治疗策略，用于脑卒中后上肢偏瘫患者。2018年的二期临床试验显示，通过这种治疗方法，偏瘫患者在术后12个月上肢功能得到了显著改善。该研究被评为当年最受瞩目的科研成果之一[18]。
在中国大陆，首次获得这一项殊荣。该文章中提及的手术过程示意图的概述，该示意图系统地展示了手术的关键步骤，包括但不限于切口设计、组织暴露、神经精确切断、精细解剖、神经吻合、术后固定以及康复计划的制定。王树峰教授与李文君主任，正致力于胸交感神经切断术领域的深入探索与研究，以期通过该术式治疗相关疾病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两位教授不仅在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还积极投身于国家级的多中心、多类型研究项目，以推动该领域的科学进步与技术创新。
二 朱庆裳（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瘫痪肢体功能重建多学科协同平台建设
我汇报如何通过多学科协同工作的模式，优化中枢瘫肢体功能重建的流程，特别是借助当前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手段，构建一个以患者为中心的数字医疗平台。该平台旨在实现跨医疗阶段、跨团队、跨方式的精准治疗与个性化管理。
谈及脑卒中、脑瘫、截瘫等中枢性瘫痪，我们深知其对患者运动功能造成的深远影响。尽管患者也可能面临感觉障碍等问题，但运动功能的恢复无疑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在多学科协同的框架下，神经科、康复科以及我们手外科、显微外科的专家需紧密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尽管显微外科、手外科专家可能不直接接诊大量首诊患者，但通过跨学科协作，我们仍能在治疗与科研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面对患者全程管理的复杂性，传统方式如随访、追踪等已显力不从心，特别是在治疗阶段的连续性上常遇瓶颈。因此，我们需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乃至机器人技术，构建一个高效、便捷的数字医疗平台。无论是通过APP、小程序等互联网工具，还是利用大数据分析、多学科远程会诊（MBT）等手段，我们都能更加精准地满足患者的治疗需求，提升医疗服务效率与质量。
患者需求侧：肢体运动功能障碍后，他们渴望重获活动能力，实现生活自理乃至重返工作岗位。尽管中枢性瘫痪的恢复难度较大，有时甚至超过创伤修复，但我们仍应致力于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这包括药物治疗、手术干预以及康复训练等多方面的综合治疗策略。
医师供给侧：在症状缓解及康复治疗中，改善患者的功能状态是核心目标。从神经修复、调控与重塑的角度来看，这涉及复杂的神经生理学过程及可能的手术干预，如骨关节矫形、软组织松解术及动力重建术等，均为外科医生能为患者提供的有效治疗手段。随着科技的进步，如脑机接口技术与神经工程的应用，为提升患者肢体运动功能及生活自理能力开辟了新途径。我们的目标在于整合多种方法，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综合解决方案。
（一）中枢瘫肢体功能重建面临痛点。
患者面临的治疗流程漫长且复杂。手术虽关键，但康复阶段更重要，且受限于医疗资源，患者往往需在短时间内出院，后续治疗需在不同医疗机构间流转。这一过程中，学科与机构间的协同显得尤为关键，但现状却往往不尽如人意，导致患者在治疗后期缺乏规范化的专业治疗。
为应对这一挑战，我们亟需构建一个多学科协同的管理网络，将不同学科、不同机构紧密联系起来，实现患者治疗流程的连续性与高效性。这一理念与国家卫健委推动临床专科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相契合，即探索以患者为中心、以疾病诊疗为链条的“1+N”学科群模式，充分发挥多学科联合诊疗的优势。
（二）多学科协同全流程管理体系
院前-院中-院后连续诊疗。对于患者，采用Brunnstrom分期法，根据病情阶段制定相应方案。手术干预多适用于二期至五期患者，而康复则贯穿整个治疗流程。为确保治疗的连续性与系统性，我们需构建一个涵盖医院、社区及家庭的多层级、互通式医疗服务网络。
为此，我们医院正积极探索建立多学科联合团队，以显微重建外科为核心，联合康复、护理及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等科室，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治疗支持。同时，我们致力于构建一个数字医疗平台，通过云端服务实现医、护、患三方的高效沟通与协作，确保患者能在不同层级医疗机构间顺畅流转，享受安全、优质、高效、连续且便捷的医疗服务。这一理想化的工作模式，将为我们解决当前医疗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提供有力支持。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我们仍在稳步前行，致力于构建以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后肢体功能重建为核心的专病联盟。在此框架下，我们积极探索新的工作方法，以应对传统模式的局限性。通过引入智能化手段，我们旨在增强患者的连续性治疗体验，减少往返医院复诊的频次，同时提升医生和治疗师对患者病情评估的准确性和效率。
（三）多学科协同数字化服务平台
我们开发了智能化的运动测量系统，利用视频录制技术，在非专业人员辅助下即可实现对患者肢体运动参数的精准测量与评估。该系统能够自动分析运动角度、特征等关键指标，为病情评估提供客观依据。此外，我们还建立了分级诊断标准，通过小程序或APP等数字平台，实现患者基本档案的建立与智能化功能评估。患者仅需完成若干代表性动作，系统即可快速筛选出其在Brunnstrom分期中的具体阶段，为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提供有力支持。
目标：为患者提供安全、优质、高效、连续、便捷的服务网络。
在康复阶段，频繁且准确的病情评估对于调整治疗方案至关重要。传统模式下，患者需频繁前往医院接受专业评估，这不仅增加了患者的负担，也影响了治疗的连续性。为此，我们希望通过远程手段实现医疗级别的照顾，让患者无需离开家门即可获得专业评估与指导。智能化自动化Fugl-Meyer评分等评估系统的应用，不仅减轻了患者与医疗机构的负担，还提高了评估的准确性与便捷性，使治疗过程更加高效、个性化。
在疗效评定方面，我们认识到传统评估方法存在的主观性与差异性。为此，我们开发了智能化的评分系统，其准确率接近高年资康复治疗师水平，且具备非接触性、远程操作、准确度高于初学者康复治疗师等优点。通过该系统，我们可以实现更频繁、更精准的病情监测与评估，为治疗方案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
（四）推送测评结果与个性化治疗建议
我们注重康复治疗的长期性与基础性。通过智能化平台，我们不仅提供评估与指导服务，还设计了互动监测功能。该功能能够实时记录患者的锻炼次数、强度、持续时间等关键信息，并自动判断其动作是否到位。未来，我们还将进一步探索智能判断手段的应用，实现更加精准、个性化的治疗建议与示范。我们希望通过智能化手段打破传统医疗模式的局限性，为患者提供更加高效、便捷、个性化的治疗服务。同时，我们也认识到智能化手段只是辅助工具，仍需与医院现有的诊疗体系深度融合，共同推动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
（五）对接互联网医院
各医院已相继开设了互联网医院，通过图文信息、电话咨询及视频会诊等多种方式，实现了远程诊疗服务的全面覆盖。患者不仅可以在线开具处方、申请检验检查项目，还能完成入院通知单的办理，甚至进行复诊预约和发起多学科团队（MDT）会诊，轻松调阅个人病历资料。这一系列功能的整合，成功地将院内与院外、院中与院后的医疗服务体系无缝对接，极大地拓宽了医疗服务的边界。
（六）脑卒中肢体功能重建多学科协同医疗服务平台
我们初步探索了如何根据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后肢体功能重建患者的特定需求，组建专业化的MDT团队，并构建了一个贯穿院前、院中至院后的全方位健康管理体系。我们致力于为患者配备专属的“健康管家”，通过线上平台实现个性化、持续性的健康管理服务，同时推动分级诊疗体系的优化，促进三级医院、二级医院、社区医疗及居家康复之间的有效联动。
尽管当前物理空间上的网络构建面临一定挑战，但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兴起为提升分级诊疗的可实施性提供了新的契机。我们深知，现有的终端设备和服务设施尚不能完全满足所有需求，因此正不断探索和开发智能化的终端设备及机器人技术，以进一步完善服务体系。
三 李文军 （ 北京积水潭医院）：T1神经根切断缓解中枢性手屈曲挛瘫
我们团队自2007年起便开始关注T1神经切断术在中枢性手屈曲性瘫痪治疗中的潜力。起初，由于效果不显著，我们一度放弃了这一方向。但随着徐文东院长研究的深入和思路的拓展，我们重新审视了这一疗法，并决定重新召回部分患者进行长期随访。令人欣慰的是，这些患者在接受T1神经切断术后，手部的屈曲症状得到了显著改善。
今天，我将就我们团队在T1神经切断术治疗中枢性手屈曲性瘫痪方面的实践经验，向大家做详细介绍。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中枢性肢体瘫痪治疗的严峻形势。据统计，2019年脑卒中后遗留神经功能障碍的患者占比高达58%以上，且每年新增脑卒中患者近400万。更惊人的是，每8秒钟就有一人发生脑卒中。此外，还有大量的脑外伤和脑瘫患者等待治疗。因此，研究多元化、精细化的个性化手术方案，对于改善这些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重大意义。
中枢性肢体瘫痪，特别是上肢的肌内收、屈肘、前臂旋前、屈腕、屈指和拇指内收等肌群异常，给患者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不便。这些肌群异常可分为阳性体征（如肌张力增高导致的屈曲痉挛）、阴性体征（如伸肌力量减弱）以及长期痉挛导致的肌肉流变学继发性改变（如关节挛缩、肌肉萎缩等）。在治疗过程中，我们需要全面考虑这些特征性表现，并针对不同的肌群制定相应的治疗策略。
对于肩肘关节的屈曲内收，主要涉及大圆肌、背阔肌、胸大肌、三角肌前束以及肩胛下肌等肌肉。而前臂旋前则主要由旋前圆肌控制。此外，腕关节的屈曲也涉及多个肌群，包括桡侧腕屈肌、尺侧腕屈肌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手的握拳位和拇指掌屈位（拇指掌心手）是中枢性手屈曲性瘫痪最典型的体征之一，其主要原因是屈指深肌和屈指浅肌的痉挛以及内收肌的功能障碍。在治疗过程中，我们采用了T1神经切断术这一创新方法。通过切断特定的神经分支，我们可以有效降低相关肌群的肌张力，从而改善手部的屈曲症状。
从运动功能的层级调控角度来看，它是一个多层次、复杂的系统。当皮层功能受损时，会引发皮层下结构、脊髓前角以及周围神经的一系列不协调变化。当中央前回（尤其是负责手部功能的区域）受损时，其影响范围广泛且显著，相比之下，足部和躯干的受影响区域则较小。头部，特别是面部和舌部的控制区域，也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
锥体束通过皮层脊髓侧束交叉至对侧，而皮层脊髓前束则直接下行，不经过交叉。这一过程中，信息还需经过内囊、苍白球（如壳核）等结构，最终传达到中脑、脑桥及延髓。此外，小脑也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运动控制的复杂性不言而喻，任何环节的异常都可能导致周围神经系统的功能失衡，进而表现为肌张力增高、运动不协调等症状，类似于舞蹈病的表现。在临床上，当我们考虑手术治疗时，必须对患者进行严格的筛选，以确定其是否适合接受特定手术。
头部，包括面部和舌部，在大脑皮层的中央前回映射区域相对较大，尤其是手部区域，这体现了手部运动控制的复杂性。在神经解剖学中，我们常将中央前回视为一级运动皮层，而脊髓前角则作为二级神经元，负责接收并传导来自皮层的神经冲动。若中央前回的一级运动神经元受损，其通过皮质脊髓侧束交叉至对侧的神经传导路径将受到影响，同时皮质脊髓前束的直接下行通路也可能出现问题。这些神经冲动在传输过程中还需经过内囊系统，包括苍白球、壳核等基底节结构，最终到达脊髓前角。这一复杂过程中任何环节的异常都可能导致严重的运动功能障碍。
运动功能的调控是一个多层次、多系统的综合过程，除了皮层外，还涉及基底节、小脑等多个重要结构。因此，在针对运动功能障碍患者进行手术治疗时，必须精确判断病变部位，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目前，大多数周围神经调控手术仍主要聚焦于脊髓水平的调整，如选择性脊神经后根切断术（SPR）等。
感觉功能的分层同样复杂，中央后回作为感觉皮层的主要区域，通过内侧丘系等传导通路将感觉信息传输至脊髓丘脑束，再进一步传递至脊髓小脑束，最终到达脊髓后角的感觉神经元。这一过程涉及触觉、位置觉等多种本体感觉成分，对于维持身体的平衡与协调至关重要。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脊髓作为低级中枢，旧髓主要负责无意识的本体感觉反射，如摔倒时的自动前屈以保护身体。新髓掌管可辨别的外部感觉。而大脑皮层则负责更为高级的感觉认知与运动控制功能。脊髓与大脑皮层之间的这种功能划分体现了神经系统的进化历程。
周围神经层面，基于脊髓的功能解剖特征，我们可以对中枢性肢体痉挛性瘫痪的患者进行细致分类，并借鉴神经治疗的经验，制定个性化的治疗策略。
我们提出“纠强扶弱”的治疗策略。例如，对于以肩肘部症状为主的患者，我们可以考虑采用胸髓切断术等手术方法；而对于手部症状更为突出的患者，则可能需要结合肉毒素注射、康复训练等多种治疗手段进行综合治疗。
典型病例一：T1神经根切断+膈神经移位修复术
首先是一位2007年接受手术治疗的脑瘫患儿，术前存在典型明显的前臂内收、屈肘痉挛等症状。术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患儿的手部功能得到了显著改善，能够自主抓握和放下物品。
典型病例二：T1神经根切断
4岁男娃，因外伤导致大面积脑萎缩，无实用性手功能，术后12月功能明显改善，可捡拾物品。
典型病例三：T1神经根切断
32岁的脑卒中患者，术前手无任何功能，术后功能明显恢复，可伸指。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周围神经切断术等手术方法虽然能够有效缓解痉挛症状，但术后复发率较高，因此需进一步研究以优化治疗效果。
针对术后仍存在的阴性体征（如手部伸直力量不足）等问题，我们可以考虑采用悬后肌移位等手术方法以纠正肌力不平衡状态。同时，术后康复训练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有助于患者更好地恢复运动功能并提高生活质量。在进行神经外科手术时，我们采取了一种特定的方法，即定位胸椎神经根，随后实施局部麻醉。麻醉生效后，患者被要求活动以评估效果。值得注意的是，一旦胸椎神经根被有效麻醉，患者的肌张力会立即显著下降，这一点在随后的操作中得到了验证。原本无法进行特定动作的患者，在麻醉后能够轻松完成，手腕的屈曲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典型病例四：脑卒中患者
针对这位67岁的患者，其病史包括3年前的脑卒中，并伴有严重的肌张力增高（三级加）。为了缓解其症状，我们实施了颈丛麻醉、局部麻药阻滞、C7胸大肌肌支切断。T1神经根切断这一综合治疗方案显著降低了患者的肌张力，使其从三级加降至接近一级的水平，极大地提高了肢体的灵活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效果显著，但肌张力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复发，通常维持在较低水平。
典型病例五：32岁脑外伤女性（网红）
患者为32岁女性，脑外伤后五年，ArShworth评分为三级，主要表现为二头肌和三头肌肌张力过高。针对此情况，我们实施了二头肌和三头肌肌腱切断术，术后效果同样令人鼓舞，患者能够更自如地伸展手指，且肌张力显著降低。
典型病例六：27岁脑瘫男性
脑瘫患者，肌张力达到四级，伴有明显的肌肉挛缩。尽管之前接受过肌腱延长等手术，但挛缩问题依然存在。通过胸椎神经根切断术，患者的肌张力得到了有效控制，虽然未能完全消除挛缩，但整体状况已得到显著改善，患者自我评价高达70分以上。
在手术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了患者的主观感受。许多患者在术后表示，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舒适，这对于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那些长期受肌张力过高困扰的患者而言，这种改善无疑是巨大的福音。尽管在医务人员看来未达手功能恢复的目的，但是解除病人痛苦仍有其意义。
典型病例七：肌张力忽高忽低的脑瘫患儿
我们还遇到了一位特殊的小患者，她是脑瘫患儿，肌张力时高时低，但总体上处于较高水平。针对其具体情况，我们制定了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包括T1神经根部分切断术等，旨在全面降低肌张力并改善其功能。术后效果显著，患者的肌张力得到了有效控制。
我们与麻省总医院的Justin M Brown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引起了Justin Brown教授浓厚的兴趣。不久之后，大约在四月份，Justin Brown教授在麻省进行了一项手术，该手术涉及一位患有肌肉屈曲挛缩的病人，据他反馈，病人术后感觉良好。尽管我们尚未获得手术视频，但这标志着麻省首例此类手术的尝试。此外，在重庆，姚大夫作为一位积极进取的学者型医生，也独立完成了数例相关手术。患者在接受手术后，特别是旋前延肌与旋后功能的改善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同时，徐教授作为我们团队的一员，也成功治疗了几例脑瘫病例。其中一位患者的术前状态显示其肌张力障碍伴有舞蹈样动作，但肩肘功能尚好。术后一周的录像显示，患者的手部功能有了明显改善，经过康复训练，其手指抓握与伸展能力显著提升。
通过分析这些病例，我们发现T1神经根切断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手部痉挛，提升手的灵活性，使其从无功能状态转变为具有一定功能的状态。
在评估肌张力障碍状态时，我们需关注运动障碍的临床模式来源、肌肉僵硬与挛缩情况，以及异相性运动等问题。同时，小脑功能的检查也至关重要，因为小脑在协调肌肉运动和维持姿势稳定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于扭转性肌张力障碍这类复杂病例，治疗难度较大，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部分肌张力障碍患者可能受益于特定的手术治疗，以维持或改善肢体姿势与功能。然而，如何精准地评估、调整治疗方案，仍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因此，我们呼吁多学科专家合作，开展多中心、国际性的研究，以更全面地了解这一疾病状态，为患者提供更有效的治疗方案。
典型病例八：扭转性痉挛
患者展现了一种独特的病理特征，他并不符合传统意义上基底节病变所呈现的“意向性震颤”模式，即并非越接近目标时震颤越加剧烈。相反，他的症状更接近于一种心理驱动下的生理障碍，类似于帕金森征，即在尝试执行动作时，尽管并非纯粹的“静止性震颤”，却表现出一种“越想完成越难以达成”的现象。
在讨论这种复杂的病理机制时，我们需全面考虑包括大脑皮层下结构如小脑、基底神经节在内的多重调控系统。这三大调控系统（皮层、小脑、基底神经节）的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运动功能的正常执行。目前，针对这类疾病，我们可能更侧重于通过周围神经调控手段，如电磁刺激技术，来尝试干预和缓解症状。这类技术因其相对快速的作用机制，在临床应用中展现出一定潜力。然而，对于基底节或小脑病变引起的更为深层次的障碍，电磁刺激技术的长期疗效及作用机制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四 王洪刚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痉挛性偏瘫的肢体功能重建策略
痉挛性瘫痪，作为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后的一种常见并发症，其导致的肢体运动功能障碍表现复杂多样，包括软瘫、偏瘫、截瘫乃至四肢瘫等。今天，我将重点聚焦于偏瘫类型的痉挛性瘫痪。
脑卒中是导致痉挛性瘫痪的主要病因之一，且其发病率居高不下，每年新增病例数以百万计。尽管随着全国脑卒中中心的建立及三级预防体系的完善，卒中的抢救及时率和后遗症遗留率有所下降，但仍有大量患者面临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困扰，需要我们给予高度关注。
痉挛性瘫痪的核心特征是肌张力增高，这种肌张力与肌肉力量的不协调干扰了正常的运动功能，导致肢体运动不良。鉴于目前针对脑部损伤的直接治疗（如干细胞疗法、脑机接口等）仍处于研究阶段，我们手外科和神经外科的前辈们正积极从周围神经调控的角度探索新的治疗途径。
传统治疗方法主要包括药物治疗（如口服降低肌张力药物）、局部注射肉毒素以及康复治疗等。而外科干预则主要集中在畸形矫正、关节松解和肌腱延长等方面。近年来，随着徐文东院长等人在颈神经移位术上的突破性进展，为痉挛性瘫痪的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这一技术不仅被成功应用于臂丛神经损伤的治疗，还扩展到了儿童脑瘫和成人中风后肢体瘫痪的治疗中，取得了显著疗效。
此外，我们还看到，国内外众多学者正通过不同的神经切断术来改善上肢痉挛性瘫痪的治疗效果。通过精确选择并切断特定的神经根，根据周围神经分布特点来缓解不同肌群的张力，从而改善患者的运动功能。这种个性化的治疗方案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和肌张力程度来制定。
在我们的临床实践中，我们也采用了颈神经移位术联合其他神经移位和功能重建技术来治疗上肢痉挛性瘫痪，并取得了积极成果。同时，我们还与国内同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探讨更合适的治疗方式，以提高患者的疗效。
针对痉挛性瘫痪的手术适应症，我们目前采取了较为宽泛的标准。主要基于患者的痉挛性瘫痪类型、原发病因及其特异性进行评估。然而，由于病例本身的局限性和多样性，我们尚未能进行全面细致的分类研究。因此，无论是脑卒中患者还是脑瘫患者，我们在选择治疗方式时仍需谨慎，并持续观察术后恢复效果，以探讨不同患者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和共性。
在具体手术适应症上，我们倾向于选择Brunnstrom分级在3级及以上的患者，这些患者通常能够满足术后康复的需求。当然，在术前，我们还会进行系统的评估，包括运动功能、肌张力等关键指标。特别是肌张力的评估，其复杂性在于需同时考虑静态和动态两方面的情况，这对术后效果有着重要影响。
为了提升评估的客观性和自动化水平，我们正积极探索并开发基于人工智能的术前评估系统。这一系统旨在减少人为因素导致的偏差，为手术决策提供更为准确的数据支持。
在手术技术方面，我们尤为重视神经根颈的准确辨别。这不仅依赖于传统的解剖学定位，还结合了电生理测定技术。通过刺激特定神经根并观察相应的肌肉运动反应，我们能够更准确地区分上、中、下干神经根，确保手术操作的精准性。上干（C5-6）诱导屈肘运动，中干（C7）诱导伸肘运动，下干（C8/T1）诱导屈腕。
对于神经根的修复，我们根据神经根的缺损程度选择合适的修复方式。若缺损较小，可直接缝合；若缺损较大，则采用自体神经或同种异体神经移植来降低缝合口张力，促进术后早期康复。
术后，我们采用柔性支具固定患肢，以保护神经根并促进早期康复训练。在保护状态下，患者术后即可开始进行主动屈伸活动锻炼，以改善肌肉功能和协调性。
典型病例一：健侧颈7交叉移位联合同种异体神经移植术。
29岁男性脑瘫患者，术前存在肩肘联动、手腕活动受限及肌张力不平衡等问题。我们采用颈神经交叉移位术联合主动一体神经移植术进行治疗，并针对其拮抗肌过紧的问题进行了旋前圆肌转位重建。术后，患者的肩肘联动现象明显改善，手腕功能恢复显著，抓握协调性显著提高。整体而言，患者的恢复效果令人满意，不仅肌张力降低，功能评分也显著提升。
从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及康复科多学科协作的角度出发，我们对这类患者的评估显示，他们虽在动作协调上有所欠缺，但基本能够满足日常生活和工作的需求。具体而言，患者的功能评分达到51分（Fugl-Meyer评分），足以支持其日常生活与工作的基本需求。
典型病例二：
患者为幼儿园教师，其职业特性要求高度的手部稳定性和精细动作能力。然而，患者存在静态肌张力异常，导致板书时健侧肢体运动引发患侧肢体抖动，这不仅影响了工作效率，还分散幼儿的注意力。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实施了患侧神经根切断术，并鉴于其良好的平衡功能，我们尝试了一种改良方案，即利用健侧神经根作为修复材料，对上、中干神经根进行了端侧吻合，以期恢复患侧功能。
术后评估显示，患者的肩肘活动及前臂旋转功能均较术前有所改善，特别是在健侧肢体运动时，患侧肢体不再出现痉挛性抖动，显著提升了患者的舒适度和运动满意度。尽管Fugl-Meyer评分提升幅度有限，但患者的主观感受及功能改善是显著的。
这引出了关于手术疗效评价标准的讨论。传统的评分体系，如Fugl-Meyer评分，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患者的功能恢复情况，但其全面性和敏感性是否足以满足当前复杂多样的治疗需求，仍需进一步商榷。
此外，另一例因脑梗导致功能障碍的患者在术前表现上与第二例患者有相似之处，如肩肘及部分手部功能保留但受限，特别是手指伸直功能明显障碍。该患者术前Fugl-Meyer评分也较高（53分），我们同样采取了神经根切断与端侧吻合术，并结合尺侧腕屈肌转位重建，以期改善其手部功能。这一案例进一步支持了我们在治疗策略上的探索与优化。当然，在每次的讨论中，我们都强调上肢神经手术后，下肢肌张力的改善也是值得关注的方面。本例患者术后表现尤为显著，术前其步态呈现明显的跨越步态，而术后行走则更加自信自如。
关于神经电刺激器植入术，特别是脊髓电刺激（SCS）在治疗中风后患肢疼痛方面的应用，已被确立为主要适应症。此外，文献中也有报道指出，植入式电刺激对于缓解痉挛性肢体瘫痪的个案研究，但其在治疗痉挛性瘫痪中的广泛适应症尚未确立。
我们将SCS电刺激器直接放置臂丛后侧，针对C5-T1神经根进行精确的电刺激。这一临时性植入旨在通过短期电刺激来评估其对疼痛缓解的效果。植入期间，我们密切监测刺激的强度、频率等参数，并在为期四周的治疗后观察到患者的疼痛评分从原先的6-8分显著降低至2-4分，同时肌张力也有所下降，降低至1-2级。尽管如此，关于植入电刺激在治疗痉挛性瘫痪中的长期效果，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痉挛性瘫痪的治疗面临患者数量多、病情复杂的挑战，需要采取综合的分阶段治疗策略。早期通过神经性手术降低肌张力，利用神经再支配改善肌肉调控；后期则结合功能重建性手术，重建神经调控通路、改善肢体运动的协调性，必要需辅助肌腱延长术、肌腱转位术或关节松懈术、关节融合术。
五 张涛（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痉挛性瘫痪的康复治疗策略
今天，我将主要分享两大内容：康复评估与康复治疗的现状，特别聚焦于痉挛性中枢瘫痪的评估与治疗。
1、痉挛性中枢瘫痪的功能评估
我们的评估体系涵盖了六大核心板块。
（1）上肢运动功能分期
首先是对患者痉挛性中枢瘫痪的总体分区评估。这一评估基于广泛应用的Brunnstrom运动功能分区法，采用六级或七级分级体系，分区级别越高，代表患者的运动功能相对越好。对于痉挛性中枢瘫痪，痉挛状态通常出现在分区的二至五期。通过设定简易运动动作，我们能够快速识别偏瘫分区，并实现早期远程筛查。
（2）肌张力评估
肌张力是痉挛性中枢瘫痪评估中的关键指标，对康复治疗和功能恢复具有重大影响。我们采用改良Ashworth分级法进行评估。这是常用的肌张力分级方法，分为0到4级，级数越高表示肌张力越强。
（3）肌肉功能测量
NF（NeuroFlexor）仪器评估：通过该仪器对腕关节和踝关节进行缓慢及快速牵拉，利用压力传感器将数据传输至后台，形成客观、量化的肌张力评估数据。相比传统方法，该方法能提供更精确的评估指标。
（4）MyotonPRO数字化肌肉功能评估
数字化肌肉功能评估：利用手持式Myoton仪器，通过探头作用于特定肌肉表面，快速反映肌肉的张力、动态刚度及弹性，实现肌张力评估的量化与精准化。
（5）手臂动作调查测试
手臂动作调查测试（ARAT）：通过评估箱中的内容，评估患者的上肢和手部功能，特别是抓握能力。评分越高，表示上肢功能恢复越好。
（6）简化Fugl-Meyer运动功能评分
针对上肢的协调运动功能、手部精细功能等进行全面评估，结合智能化、人工智能设备，实现快速、准确的评分。
2、上肢功能康复训练
在完成早期评估后，大部分患者将接受外科手术治疗。术后，我们尽早介入康复训练，以促进患者更快恢复。
（1）早期术后伤口治疗
在拆线前，主要采用物理因子治疗促进炎症吸收和水肿消除，包括红外线和超短波治疗。拆线后，继续采用不同方式的物理因子治疗，如超声波、超激光和音频治疗，以软化疤痕、促进神经恢复。同时，使用神经肌肉电刺激刺激神经吻合口部位，加速神经再生。
拆线后，鉴于神经吻合口位置表浅且外露，我们指导患者使用外用疤痕药和疤痕贴，以预防疤痕增生。
除了早期的物理因子治疗外，我们强调让患者尽早参与关节活动，以预防因长期关节固定导致的关节僵硬。在初始阶段，我们主要进行关节的被动活动，这通常在患者仰卧位时进行，包括肩关节各方向的前屈练习、肘关节的被动屈伸练习，以及手腕和手指的缓慢旋转与屈伸练习。
我们更鼓励患者在可能的情况下尽早进行主动辅助训练或主动训练。在早期，这些活动可以在不同体位下进行，从最初的卧位开始，如保持肩关节和肘关节在水平位进行屈伸练习，再到肩关节前屈状态下进行不同角度的外展和屈伸辅助练习。随着患者状况的改善，我们可以逐渐过渡到坐位乃至站立位下的关节练习，并进一步细化到腕关节和手指的精细动作训练。
针对手术后深腕肌力量较弱的问题，我们可能会遇到患者因深腕功能不足而出现的腕部问题。此时，除了加强相关训练外，还可以采用定制化的辅助支具来维持腕关节的功能位，以达到更好的锻炼效果。
（2）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脑部运动M1区和神经吻合口处
在康复的后期阶段，我们引入其他治疗手段进行干预，如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是一种非侵入、安全性高且极少造成患者不适的神经刺激手段，该疗法已被证实对中枢神经具有兴奋作用，并对外周神经的修复过程有促进作用。在治疗中，我们会将rTMS探头作用于患侧的大脑运动区及神经吻合口区域，以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
（3）肌电生物反馈治疗
此外，我们采用肌电生物反馈治疗和中频电疗，针对瘫痪肌群进行电刺激，促进肌肉功能的恢复。
（4）气动手套
利用气动手套等辅助机械手，进行手部被动或主动辅助活动，甚至通过镜像疗法，利用健侧手的抓握功能反馈至患侧，促进患侧手的屈伸练习。
（5）上肢康复机器人进行上肢协调运动
对于上肢的整体康复，我们采用仿生上肢训练设备，通过游戏化方式锻炼上肢功能，增强患者对瘫痪肢体的运用能力。
（6）手部粗大、精细运动功能训练及制作个性化辅助支具进行日常生活能力训练
特别注重早期的手部粗大动作和精细动作训练，如使用勺子、棋子等物体进行转移和抓握练习，以及通过定制或购买的日常生活辅助工具，如特殊设计的叉子和勺子，帮助患者尽早恢复日常进食和饮水能力。
针对夜间肌张力增高的患者，我们提供抗痉挛支具，以维持手腕伸直体位，有效降低肌张力。
（7）任务导向的经皮耳迷走神经电刺激（taVNS）
我们还通过耳穴迷走神经刺激等电磁疗法，通过外周刺激实现与中枢的良性互动，相关研究正在进行中。
（8）指导家属及本人进行家庭/社区康复
最终目标是让患者能够在后期尽可能多地参与家庭或社区康复治疗。为此，我们为不同偏瘫分区的患者提供个性化的居家康复宣教视频，指导他们利用家庭及社区资源进行自我训练，以达到更好的康复效果。
六 邓思佳（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痉挛性瘫痪患肢疼痛植入电刺激治疗探索和护理评估
各位专家已深入探讨了中枢相关性偏瘫术后的功能重建问题，但术后疼痛作为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往往被忽视，其患病率高达19%至74%，有42%的患者在中风后4至6个月内即报告疼痛，而21%的患者则在一年或更长时间内持续感受到疼痛。这种疼痛可分为中枢性疼痛、痉挛相关性疼痛、肩手综合征、复杂区域疼痛综合症等多种类型。
特别地，痉挛相关性疼痛是偏瘫患者常见的疼痛类型，主要由肌张力增高及肌肉挛缩引起，且常伴随多种亚型疼痛共存，如中枢性疼痛与痉挛相关性疼痛的复合表现，患者可能经历麻木、刺痛、烧灼感、酸痛等症状，并伴随活动能力下降及皮肤颜色改变。
针对此类疼痛，神经电刺激技术作为神经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能够显著减轻慢性疼痛患者的症状，提升生活质量。经典的脊髓电刺激（SCS）通过向椎管内注入电脉冲，调控感觉神经粗纤维，抑制痛觉细纤维，从而缓解疼痛。而外周神经电刺激（PNS）则直接将电脉冲作用于支配疼痛区域的外周神经附近，通过调节神经纤维传导及中枢抑制通路，实现疼痛缓解，其操作简便、风险较小，具有靶向治疗的优势。
在护理评估方面，对于即将接受神经电刺激治疗的偏瘫患者，我们除进行常规术前评估外，还需特别关注患者的凝血功能及抗凝治疗方案，确保手术安全。术前宣教同样重要，需向患者详细解释手术过程、刺激器使用步骤及术后体验，帮助患者做好心理准备。同时，全面的疼痛评估也是关键，包括疼痛部位、时间、频率、性质、强度等要素，采用OPQRSTUV等工具进行多维度评估，确保准确了解患者疼痛状况。
对于存在认知障碍或语言障碍的患者，我们推荐使用中文版晚期老年痴呆症疼痛评估量表即C-PAINAD量表进行疼痛评估，以确保评估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此外，还需关注疼痛对患者精神、心理及生活质量的影响，如焦虑、抑郁、睡眠障碍等，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干预。
典型性护理案例：一例短期程神经电刺激治疗偏瘫慢性疼痛
患者背景：
65岁老年女性，因脑梗后右侧颜面部及肢体疼痛伴活动障碍两年余就诊。患者于2022年2月首次经历脑血栓并接受取栓术，十个月后因再次中风行大脑中动脉取栓术。患者既往有高血脂病史，自首次中风后便出现右侧颜面部及肢体疼痛。2024年4月，因疼痛问题入住我院，诊断为痉挛性偏瘫。
专科查体与评估：
患者入院时，右上肢活动障碍，基础生命体征平稳。术前护理评估显示患者自理能力轻度受损，跌倒风险评估为中风险，其余一般评估项目正常。心理评估采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结果显示患者焦虑症状可疑，抑郁症状明确存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评分为17分（总分21分），表明睡眠质量较差。但患者社会支持良好，有家属陪护，经济条件优越。
疼痛评估与治疗：
患者主要疼痛性质为刺痛和烧灼感，集中于右侧肢体，伴随长期疼痛导致的消极情绪。疼痛强度入院时为6-8分（NRS评分），每周有2-3次爆发痛，每日睡眠时间不足四小时。患者对疼痛认知不足，表达障碍，倾向于忍受疼痛，对止痛药效果持怀疑态度。BPI（简明疼痛量表）评估显示疼痛对患者生活影响显著（6-7分，总分10分）。ID Pain量表筛查提示高度怀疑神经病理性疼痛（评分5分）。
治疗过程：
患者于4月8日入院，疼痛评分为6-8分（FPS-R），经全面评估后，于4月17日在全麻下行右侧B丛神经探查、松解加神经电刺激器置入术。术后返回病房，疼痛评分降至4-6分。次日启动电刺激治疗，初期患者不耐受，经工程师调整参数后逐渐适应。至4月28日，患者可耐受电刺激，疼痛评分维持在6分左右。患者携带电极导线出院，计划两周后复诊。
护理措施：
疼痛评估与管理：采用面部表情评分法（FPS-R）定期评估疼痛，结合骨科术后护理常规及成人术后疼痛评估流程，实施动态疼痛管理。
药物治疗：定时给予镇痛药物，观察不良反应，必要时使用屈马多口服缓解急性疼痛。
心理支持：加强术前术后心理评估与干预，帮助患者建立对手术效果的理性认识，消除不切实际期望，同时提供家属支持。
非药物疗法：采用叙事护理，关注患者及家属需求，鼓励记录疼痛日记，评估治疗效果。
综合疼痛管理：全周期疼痛管理，包括照护者陪伴、心理状态关注、出院后的疼痛治疗方案制定与康复计划执行。疼痛专科护士负责患者日常护理、教育及不良反应监测，并与医疗团队保持沟通。
出院指导与延续护理：患者出院时携带止痛药及康复计划，通过微信平台进行延续性护理，指导家庭康复治疗及疼痛管理，鼓励照护者发挥支持作用，教授患者自我调节方法。
疼痛管理宣教：
在治疗过程中，我们强化了对患者进行疼痛管理知识的宣教，旨在提升患者对疼痛管理的认知，促进治疗依从性和自我管理能力。
患者转归：
患者在住院治疗室接受治疗后二十天出院，电刺激治疗总时长达到三十三天。出院两周后的随访显示，患者疼痛减轻了约百分之十；而出院后一个月的随访则揭示疼痛显著减轻，达到百分之五十，这符合电刺激治疗有效的评价标准。面部表情疼痛评分从术前的6-8分降低至2-4分，夜间无再发性爆发痛，每日睡眠时间增加至五小时。
随访与后续治疗：
5月21日，患者在门诊复诊时，我们拔除了电刺激导线。至今，我们仍与患者保持联系，确认其疼痛状况未复发，治疗效果持续。当日门诊复诊的疼痛评分，采用面部表情评分法，患者自评疼痛为2-4分（具体为四分）。
疼痛全周期康复管理：
针对此类患者，疼痛的全周期康复管理需强调多学科协作，基于规范化、智能化及个体化的疼痛评估体系，实施综合治疗与康复护理措施。提升患者生活质量的关键在于，医护人员需共情患者的疼痛体验，同时依赖家庭成员的支持，在改善患者心理状态与睡眠质量的基础上，有效减轻疼痛。
短期神经电刺激治疗的前景：
短期神经电刺激治疗作为缓解痉挛性偏瘫患者疼痛的一种初步探索，已展现出积极疗效。未来，该领域可能需要更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来进一步验证其疗效，并探索更优化的治疗参数与方案。
七 全体专家讨论和答疑
问题一：介绍一下关于电磁器疼痛治疗的具体机制，特别是其对面部疼痛的治疗效果及放置位置？
该电磁器为临时放置，用于治疗患者因偏瘫引起的半侧躯体及面部疼痛。其机制在于通过电刺激缓解疼痛，但具体机制尚未完全明确，需进一步研究。电磁器通常放置在患者疼痛区域的神经根附近，通过精准刺激达到治疗效果。
问题二：该电磁器疼痛治疗是如何在多学科协作中发挥作用的？
电磁器疼痛治疗在多学科协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结合了疼痛科、神经内科、康复科等多个学科的知识与技术，为患者提供全面、个性化的治疗方案。通过多学科联合，我们能够更好地评估患者病情、制定治疗计划，并实时监测治疗效果。
问题三：电磁器在治疗瘫痪患者肢体痉挛方面的尝试及初步效果如何？
我们在此次讲座中提到的电磁器治疗尝试，不仅关注于缓解疼痛，还探索了其在缓解瘫痪患者肢体痉挛方面的潜力。初步结果显示，电磁器在治疗疼痛的同时，对缓解肢体痉挛也具有一定的作用。然而，这一效果尚需进一步验证和优化。
问题四：电磁器在治疗过程中是否会引发异常运动，特别是针对已有痉挛症状的患者？
关于电磁器治疗是否会引发异常运动的问题，我们进行了谨慎的评估与监测。在特定参数范围内，电磁器刺激能够缓解疼痛而不会引发异常运动。然而，对于已有痉挛症状的患者，我们需更加小心地调整刺激参数，以避免加重痉挛症状。
问题五：电磁器是整体放置在臂丛上还是针对特定神经根？
电磁器并非整体放置在臂丛上，而是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疼痛区域，精准地放置在特定的神经根上。电磁器有八个电极，在本例中，我们使用了五个电极分别覆盖五个神经根，以实现更精准的刺激和更好的治疗效果。同时，我们也会根据患者的耐受程度和治疗效果进行实时调整。
问题六：电极刺激在治疗中如何覆盖不同的神经区域？
电极刺激在治疗中可以具有整体性和灵活性。通过调整电极的放置位置和刺激参数，可以实现对整个臂丛神经的全面覆盖，或者仅针对上干、下干等特定区域进行单独刺激。这种灵活性使得治疗能够更精确地针对患者的具体症状和需求。
问题七：如何评定手术适应症，特别是针对手部痉挛的间歇性症状？
评定手术适应症时，需要综合考虑患者的痉挛症状、持续时间、严重程度以及与其他因素（如情绪、活动等）的关联性。对于手部痉挛，特别是那些与意向运动相关的症状，需要仔细评估皮层脊髓束、基底核、小脑脊髓束等神经系统的功能状态。间歇性痉挛的患者，在评估时还需注意其症状发作的规律和影响因素。
问题八：意向性痉挛与静止性痉挛在病因上有何不同？
意向性痉挛通常与小脑脊髓束的功能障碍有关，表现为患者在试图进行某项动作时出现的痉挛症状。而静止性痉挛则更多地与基底核（如黑质-纹状体系统）的功能异常有关，患者在静止状态下也可能出现痉挛。这两种痉挛在病因上存在显著差异，治疗时也需要针对不同的神经机制进行干预。
问题九：紧急切断手术对于舞蹈病患者的疗效如何评估？
对于舞蹈病患者，紧急切断手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意向性正常功能，但具体疗效的持续时间和稳定性还需进一步观察。由于舞蹈病是一种复杂的神经系统疾病，其治疗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包括手术前后患者的症状变化、生活质量改善情况等。
问题十：手术后出现的上下肢功能改善不平衡及痉挛复发问题如何解决？
针对手术后出现的上下肢功能改善不平衡及痉挛复发问题，需要通过持续的监测和评估来及时调整治疗方案。这可能包括调整电极刺激参数、增加康复训练等。同时，也需要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和生活习惯等因素对治疗效果的影响。
问题十一：未来在痉挛治疗领域，如何更好地应用和开发软件系统？
未来在痉挛治疗领域，可以进一步开发和优化软件系统来辅助诊断和治疗。这些系统可以集成神经影像学、电生理学等多种技术手段的数据，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同时，通过持续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可以不断优化治疗参数和方案，提高治疗效果和患者的生活质量。
问题十二：视频中的病人术后情况如何？特别是肌张力方面的改善情况如何？
视频中的病人术后情况：视频中的病人在手术后，肌张力得到了显著的降低，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治疗效果。
问题十三：什么样的病人群体是手术效果最可靠的实验对象？
手术效果最可靠的实验对象是那些在手部测试时具有一定握力，但肌张力也很高的病人。这类病人在手术后，其活动能力的改善是绝对的。
问题十四：手术后病人的活动能力增强，但随意性为何仍然较低？
手术后病人的活动能力虽然增强了，但由于其受皮层控制，在皮层下行时，对随意运动的控制仍然存在一定的不适应，导致随意性相对较低。
问题十五：未来为提高病人功能，可能涉及哪些多学科技术和方法？
为提高病人的功能，未来可能涉及多学科的技术和方法，包括康复科、脑机接口技术、外骨骼机器人以及电刺激等。这些技术和方法的结合应用，有望为病人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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