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新一届联邦大选还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在最新一次的民调中。联盟党的支持率丢失 2 个百分点，选择党的支持率也下降 2 个百分点，社民党后来居上，上升一个百分点后，支持率与选择党齐平。
德国金属和电气行业雇主协会总协会负责人斯特凡·沃尔夫 (Stefan Wolf) 近日接受了《世界报》的采访，他对此并不乐观，“再这样下去，下届大选选择党的支持率将达到30-35%。” 他这样表示。
《世界报》： 联邦选举还有不到五周时间。到目前为止，您对竞选活动有多兴奋？
沃尔夫：这将是一个绝对的分岔口。德国正处于 75 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我们需要连续几年 2% - 3% 的经济增长才能回到 2018 年之前的状态。老实说：自民党是最先认识到德国经济形势严峻的。克里斯蒂安·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的经济转型分析切中要点。它应该成为新政府的蓝图。我希望自民党能够齐心协力，进入议会并成为新政府的一部分。
《世界报》：但这个希望相当渺茫。
沃尔夫：那么需要明确的是：如果新政府不能做出让我们重回正轨的政策改变，预计四年后我们将拥有一个极其强大的选择党，其支持率可能达到 30% 或 35%。
《世界报》：您认为其他政党会转向自民党的经济路线吗？
沃尔夫：《供应链法》或《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等不必要的法律必须立即废除。我们在德国工业上花了无数的钱，光是官僚主义就花了700亿欧元。公司税改革、降低网络费用以及把社保缴款上限限制在 40% 等措施也早就该实施了。工作必须再次变得更有价值。我不相信社民党参与的政府会实施这些。绿党参与的政府更不可能，他们的意识形态极其强烈。
《世界报》：作为竞选活动的一部分，社民党将短时工作的期限延长了一倍，达到了两年。这是正确的措施吗？
沃尔夫：我觉得是对的。短时工作福利在以往的危机中提供了良好的经验。然而，这是朔尔茨的一种拖延策略。早在今年夏天，朔尔茨就站出来表示过德国没有经济危机。
《世界报》：加倍的决定是在听取了许多专家的建议后做出的。例如，Stepstone（求职平台）的负责人塞巴斯蒂安·戴特默斯 (Sebastian Dettmers)表示，这是人为地让垂死的公司继续生存。
沃尔夫：因为有很多公司希望转型，同时也想留住员工，为员工提供继续教育、转型和进入其他领域而不失业的机会。
《世界报》：但是公司没有义务这样做。公司真的会这样做吗？
沃尔夫：短时工作的目的是在不裁员的情况下渡过经济衰退，而不是推迟必要的结构性变革。 IG Metall 工会希望确保收入，仅在于行业内进行工作变动，那是行不通的。
未来五年，我们行业将失去更多工作岗位。裁员已经是实实在在的事了，而且是连续十个月的裁员。目前金属和电气行业有 391 万名从业员工，而联邦就业局统计了已有 157000 名该行业的失业工人。然而，在其他行业，劳动力市场存在严重短缺，所以只有向所有行业开发失业工人才能发挥作用。
《世界报》：数以万计的金属工人突然成为护士或在去从事餐饮业，领取完全不同的工资，这现实吗？
沃尔夫：我们不太可能让 55 岁的金属工人接受再培训，成为老年护士。但我们必须培训20-30岁出头的年轻人，某些金属和电气行业仍有13万个职位空缺，1.2万个培训职位空缺。尽管存在经济衰退和结构性危机，但数学、计算机科学、自然科学、工程和技术专业仍有 185000 个职位没有合适的申请人。这是一个沟通的问题。你在当前的领域可能只有三四年的未来了，转行的收入确实会少一些，但发展前景会更好。
《世界报》：政客们承诺可以通过短时工作来确保就业。但你的意思时有些员工已经没有职业前景了？
沃尔夫： 2023年和2024年金属行业的就业人数下降，这种情况将在2025年持续下去，而经济不会出现好转。我们接到的订单占员工利用率平均为 75%。这意味着我们无法保住就业。没有足够的销量来确保这一点。所以我们必须扭转成本困境。
《世界报》：如果大众汽车在德国削减四分之一的工作岗位，而博世和采埃孚等供应商也将失去数万个工作岗位：那么德国工业还剩下什么？
沃尔夫：现在不是危机前夕，而是已经进行时了。许多公司不再在德国投资和生产了。他们在德国裁员，转而到国外扩张。我认为五年内大众汽车每年仍将生产九百万到一千万辆汽车 - 但会在其他国家。政治家的任务是创造有吸引力的框架条件，以便德国和外国公司在这里投资并维持就业机会。我们与 IG Metall 达成了一项集体协议，以加强我们的区位优势。个别法规还有空间，业绩不佳的公司可以通过这些法规降低人员成本。对于员工来说，保住工作很重要。大多数人希望一切照旧。但变化已经开始了。
《世界报》：成本方面的一个重点是额外的工资成本。经济部长、绿党候选人罗伯特·哈贝克建议，社保缴款也应根据工资收入征收。这可能会降低公司的成本。你觉得这样好吗？
沃尔夫：这个建议很荒谬。我们必须全面减少社保缴款。因此，不要在43%的税率加社保缴款之外寻找新的收入来源，而是将雇员和雇主的负担减轻至40%。社保缴费的逻辑起点是工资，因为人们有健康保险并支付养老金和护理费用。我不知道如何将这个逻辑应用到收入水平上。
《世界报》：哪些社会福利应该受到特别限制？
沃尔夫：在行政工作上可以省钱。如果社会保险提供者能够更好地合作，例如相互比较数据，他们就可以节省大量资金。人员结构和规模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业机构的很多工作仍然很僵化和官僚化。未来，很多事情都可以用人工智能来做，需要的人很少。
《世界报》：但这还不足以阻止社保缴款的增加。
沃尔夫：如果还不够，国家就必须介入。但不是通过提高税收，而是通过减少政府支出。作为首席执行官，我要求各部门主管每个人都必须节省几百万的准确指示。总理也应该对他的部长们下达同样的要求。但三年来，交通灯政府在各部委和总理府雇佣了 2000 多名新员工。
《世界报》：你会在哪里省钱？
沃尔夫：我们的社会福利完全臃肿。仅公民福利就花费了超过 370 亿欧元。是否必须如此？格哈德·施罗德 (Gerhard Schröder) 在《2010 年议程》中大幅削减了社会支出。现在我们的处境与当时非常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当时有五百万人失业。我们需要彻底改革社会福利。我相信我们可以在发展援助方面也可以节省很多。印度正在飞向月球——我们为什么要向印度提供发展援助？
《世界报》：但取消公民福利省下来的钱不足以抵消支出。
沃尔夫：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可以节省。 2015年起到2024年，税收收入几乎翻了一番。这表明德国面临的是支出问题而不是收入问题。有时候你只是不想节约，但作为老板，该节约的时候你就必须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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