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学、实用主义与哈佛传统——美国哲学家盖瑞 ·艾伯思访谈

陈：我从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的第97届年会获得这样一个印象，美国哲学似乎正进入一个“碎片”的时代，这一印象是否正确?你对今日美国哲学的特征是怎么看的?

艾：今日美国有两大哲学传统，它们与两种不同的哲学训练有关。在最好的那些哲学系里，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分析的哲学传统。这一传统现在也包括对哲学史上的某些重要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笛卡儿、莱布尼兹、休谟、康德等的分析和诠释，但不包括康德之后的任何德国和法国的哲学家。另一传统通常被称作大陆哲学，它的观点和方法主要受到19世纪、20世纪德国和法国哲学家的影响。

在过去的20年里，分析的哲学传统越来越专业化，就像你所说的那样，越来越“碎片化”。什么是最重要的哲学问题?它们应该如何被阐述?对此，今日的分析哲学家们已不再像三四十年前那样有普遍的共识。和三四十年前相比，分析哲学的文章与著作要多得多，一个人不再可能对所有这些都有深入的研究，不再可能成为所有这些话题的大师，越来越多的年轻的分析哲学家们正在探索新的领域，这些领域至今尚未得到深入的开发。随着这些领域的开发和更加专业化的 研究。哲学会更加“碎片化”。

陈：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艾：比如说心理哲学(Philosophy of  psychology)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过去的30年间这个领域有很大的进步。最初，受乔姆斯基语言学工作的影响，一些分析哲学家们开始对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进行研究，现在这一研究产生出许多成果，心理哲学已经迅速成为分析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有大量的著述发表，吸引了许多最聪明的年轻的哲学家。他们中的很多人不熟悉旧的分析哲学的文本和方法，因此更愿意向分析哲学的传统假设发起挑战。有的时候他们确实发现了一些新的方法，这些方法后来成了分析哲学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也经常犯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这些错误往往产生于他们对分析哲学历史的不够了解。

陈：你所说的心理哲学是心灵哲学(philosophy of mind)的一种新形式? 

艾：是的，可以这么说。

陈：其代表人物有丹尼特(Daniel Dennett)?

艾：没错，还有丘奇兰(Paul  M.Churchland)等人。 

陈：基姆(Jaegwon Kim)呢?

艾：啊，基姆当然是了！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哲学家。我在密西根大学的时候，他是我的论文指导教授。他的方法和上面所说的其他人不同，他仍然是用传统的分析哲学方法解决心理哲学的问题。

陈：对不起，我打断你了，让我们接前面的话题，谈你对当今美国哲学特征的看法。

艾：好的。我想另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一些美国、英国、加拿大的哲学家，如布兰登(Robert Brandom)、麦克道尔(John MeDowell)、罗蒂(Richard  Rorty)、泰勒(Charles Taylor)等，试图既运用分析的也运用大陆的哲学传统，创造出一种新的哲学方法和理论，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更加 植根于分析的哲学传统而不是大陆的哲学传统；两种哲学传统的真正综合现在还未出现，也许就不可能出现。

陈：有人说，分析哲学作为一种运动已经消失，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艾：分析哲学，就其作为一种关于哲学的定位，一种哲学文本，一种哲学方法而言，在今日美国、澳大利亚、英国以及加拿大的大学里，仍然非常富有生气。但和四十年前相比，它更加多样化。什么是哲学的主要问题？如何阐述这些问题？关于这些，不再有一致的看法。

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我们前面所说的专业化和碎片化；二是因为五六十年代所发生的危机，当时奎因和普特南拒斥了分析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假设，即哲学的主要任务是表明我们的某些陈述是分析的。

陈：自奎因之后，分析哲学有了很大的改变，有人称之为后分析哲学。你认为这种说法可以成立吗？如果可以的话，两 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艾：从大约1920年到1960年，许多英美哲学家们假设，有些陈述是分析的，意思是，我们只须反思它们说些什么而不必做经验的观察，就能判断它们是否为真。人们普遍认为，哲学的中心任务是要弄清哪些陈述是分析的，哪些陈述不是分析的，以便我们可以确定我们的陈述是如何被辩明(justified)的，哪些陈述只是通过经验的观察而被辩明的。在五六十年代，奎因批驳了有些陈述是分析的假设。他论证了分析陈述的观念在科学上是没有意义的，是应该被抛弃的。普特南论证了即便分析陈述的观念有意义，我们也不应该假设任何重要的陈述是分析的，因为那样可能会阻碍新的发现。

六十年代，由于对分析陈述这一观念的批驳，许多分析哲学家开始改变他们对于分析哲学任务的理解。他们仍然追求清晰，并在他们的工作中运用数学和逻辑，但是他们开始认为自己是在以科学的方式思考实在的本性，而不是要弄清哪些陈述是分析的，哪些陈述不是分析的。科学的思考可以引致许多方向，这也是当今分析哲学中存在更多的专业化和碎片的原因之一。

有些受过分析哲学训练的哲学家得出结论说，既然分析陈述的假设已经被抛弃，分析哲学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做。罗蒂是这类哲学家的最突出的例子。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在说，分析哲学死了，但是每年以分析哲学方式所写的大量论文和著作表明，尽管罗蒂做了如此的宣判，分析哲学仍然活得很好，即便自五六十年代以来，它已经有了戏剧性的改变。

陈：分析哲学受科学的影响很大。现在，有些哲学家，比如罗蒂，提出哲学应该抛弃科学的隐喻，以文学为楷模。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艾：两种隐喻对于哲学都有用处。采用哪种方法取决于什么样的哲学问题。罗蒂夸大了哲学中科学方法的局限性，在我看来，他所谓的哲学只能是一种文学的看法是错误的。我认为，大部分传统哲学，虽然十分有趣，但充满了混乱，原因就在于它的方法是有问题的。在此意义上，我仍然赞同逻辑实证主义的做法，用一种新的、更加清楚的对于哲学问题的描述取代旧的描述，这种新的描述是以由自然科学、数学、逻辑学而来的方法为基础的。然而，实证主义者们将与他们关于什么是清楚什么不是清楚的狭隘理解不相符的所有其他方法排除在外的做法，又是我所反对的。我们需要区分但不是固定哪些方法在哲学中是有用的。文学的方法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在道德和政治哲学中是有用的，在此我们需要理解他人所说的故事，这些故事涉及到他们是谁和他们需要什么。

陈：艾耶尔认为哲学不应该关心伦理学的问题，我想知道你对他的这一观点的看法。你的哲学是如何处理“神圣”这种话题的，它是你的哲学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吗?

艾：我认为，艾耶尔说道德哲学问题没有意义是不对的，尽管我没有发表过讨论道德哲学的文章，但道德的考虑在我的教学和对哲学价值的理解中占据了中心的位置。我以为，在知识论和形而上学之间有一种深刻的联系。我相信澄清知识论和形而上学问题的唯一方式是审查人们的实践视野，他们对于世界的陈述和对于这些陈述的评价与他们的实践视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实践的活动通常被看作是独立于任何道德话题的，然而在我看来，我们的陈述的理由和辩明与对于他人观点的尊重是密切相关的，这一点正是道德的核心。换句话说，道德以一种实践的方式与合理的探究结合在一起。

人们不必非要信仰神或超自然的力量才能承认道德的义务或合理探究的规范。我是一个无神论者，然而我承认，在最深的层面上，每一种共同的人类实践，如道德和合理的探究，都植根于某种对于某些共同信念和承诺的实践的信任。这种实践中不可避免的信任和宗教中的信任有某种相似之处。但我认为，我们可以承认我们需要信任人的生活而无须接受有一个神或超自然的力量。没有宗教的学说，一个共同体同样可以是健康的、有活力的并且是道德上负责任的。

陈：你让我想到了传统的中国社会。由这个话题我还想到这样一个论点：知识论自近代以来一直是西方哲学的重心，占据了基础的位置，道德哲学、政治哲学都必须首先通过知识论的证明。但现在情况有变化，道德哲学似乎正在取代知识论的位置，越来越成为人们思考其他哲学问题的出发点，知识论成了实践生活的一个环节，理解知识论必须首先理解人们对于生活的信念，事实再也不能和价值分开。这是一个深刻的转变。不知你是否同意我的判断?

艾：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你似乎已经走在学术的前沿，超前了。对此，我需要认真地想想。

陈：你曾经在哈佛任教过，但在我的印象中，你似乎并不欣赏哈佛的哲学传统，我指的是美国实用主义传统。你是怎样看待实用主义的?

艾：我曾经于1988到1990年间在哈佛任教，当时我刚刚从密西根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在我到哈佛之前，我已经对哈佛的哲学传统，特别是奎因和普特南的著作，非常感兴趣。我在哈佛期间，对于这一传统越发欣赏，这一传统已经成了我理解哲学性质的基础，它的基本要点是：哲学倾向于抽象，我们必须时时努力以表明它是怎样运用于实践的。这是实用主义的伟大思想。

对于我来说，哈佛哲学传统主要体现在奎因、古德曼(Nelson Goodman)和普特南的著述中。奎因将逻辑和数学的知识与实用主义结合在一起，他对于分析陈述观念的拒斥是建立在他的实用主义的基础上的。古德曼在归纳方面的革命性的工作，特别是他的投射理论，是对于科学探究的实用主义观点的新的发展。普特南则发展了与此相关的另一种实用主义视角和对实用主义的赞美。

其他一些哈佛哲学家，包括惴本 (Burton  Dreben)、阿布莱特 (Rogers  Albritton)、卡维尔 (Stanley Cavell)和戈尔法伯(Warren  Goldfarb)，关注维特根斯坦的著作。我认为哈佛传统的这一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凸显了在我们的信念、我们对于语言的使用以及我们对逻辑的运用之间的实用的关系。

罗尔斯是另一个我受到其启发的哲学家，尽管我没有发表过关于政治哲学的文章或著作。我认为，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的理想在实践中实现的条件是我们共享一种公共语言。而在我看来，共享一种语言之所以可能，条件是共享一种使用语言的公共实践。在这个意义上说，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的理想和实用主义是相互关联的。

陈：哈佛是美国哲学的重镇，那里聚集了许多著名的哲学家，但读者们平时见到的大都是他们以概念构成的理论，你能谈谈你个人对于他们的感性印象吗？比如你对于奎因、普特南、罗尔斯的个人印象？

艾：当我于1988年开始在哈佛任教时，奎因已经退休，但他在爱默生楼(哲学系所在地)还有一个办公室……

陈：是在三楼吧?

艾：我在那里的时候，他的办公室是在二楼。我有时会路过他的办公室，顺便和他聊聊。开始我非常害羞、紧张，我那时才是一个年轻的哲学教师，刚刚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而他已经是当时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其著作我是那样的敬佩。他那时正在写他的《真的追求》,我们谈了他自己观点的某些改变。他的谈话不像他的著述那样的尖锐、锋利，有时还表现出对于自己的观点不那么自信。但他的表述的有力和思路的清晰仍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也慷慨地花时间去  帮助别人，我曾问他是否愿意见见我的研究生，和他们一起讨论他的哲学，他答应了。好几次我和一些研究生一起去他的办公室，每次他都花费至少一到一个半小时耐心地回答问题并一起讨论。在讨论中，他很虚心地倾听批评，但回答问题时也非常地坚定。看到他将几十年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系统地回答我们的问题，真是让人高兴。在哲学系的一次晚宴中，我曾经请奎因跟我描绘一下卡尔纳普，他曾是奎因的导师。奎因在回答我的问题之前，略思片刻，然后说，“开智” (enlightened)。尽管我与奎因有分岐，我愿意用同样的形容词来描绘他。

陈：我在九十年代初见到奎因时，他的精神状态仍然很好，只是两个肩膀不一般高，似乎右 肩比左肩更高一些，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艾：的确是那样的。那是他长期伏案写作的结果。

陈：真是让人敬佩。好吧，再让我们谈谈普特南和罗尔斯。普特南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好，他的课让人愉快，用中国的话说，叫“如沐春风”。他总是面带微笑，和学生的关系十分融洽。而罗尔斯给我的感觉是一位书斋气很重的学者，一位大师，但出我意料的是，他很内向，说话竟有些腼腆。

艾：说起普特南，我的感受更深，我对普特南的了解多于我对奎因的了解。我第一次见到普特南是在申请工作的面试会上，那真是令人兴奋！那间屋里坐满了哈佛的教授和研究生，但普特南说话最多，是唯一一位主要考官。他不时崩出新颖的和卓越的见解，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谈话。后来在哈佛大学期间，我与普特南有过更多的交谈，他实际上成了我的导师。和许多其他学院派哲学家不同，普特南从来没有失去年轻人对哲学讨论的热情，甚至在做最严肃的  思考和写作时，他也保留了某种顽皮的特点。他从不惧怕发掘新观念，在他的哲学生涯中，他已经多次改变了自己的主张，我有时觉得他改变得太快，而且理由并不充分，但愿意接受新观念，这本身就是他卓越而富有创造性的心灵的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尽管我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但我敬佩他，并为自己作为他的朋友和学生而感到荣幸。我现在仍然每年至少看望他一次。虽然我在一些基本观点上与他有分岐，我的哲学方法仍深深地受到他的影响，为此我永远感激他。

罗尔斯对我非常和蔼，当时我还只是一个年轻的助理教授，他已经接近退休了。有一天，我告诉他，我的背部有些疼痛，他极为牵挂，认真地向我解释了几种有益于背部的锻炼方法。在他的提议下，我们一起吃过几次午餐。他总是关心我的状况，乐意和我一起讨论哲学问题。他的谈话风格是平静的、深思熟虑的并有那么一点迟疑的，他的不同寻常的某种口吃似乎表达了他的谦逊。他表现出了一位道德高尚者所具有的鲜明的慈善与慷慨。和某些非常有成就的哲学家不 同，罗尔斯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驱运他哲学探索的动力不是来自于对个人成功的渴望，而是来自于渴望帮助他人理解什么是正义以及如何达到正义。我已经有六年没有见到罗尔斯了，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慈善。

陈：能不能告诉我，哪些哲学家对你影响最大?

艾：我的研究受到分析哲学传统下的许多不同哲学家的影响。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哲学家是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奎因、普特南、克里普克、戴维森、达美特、伯杰(Tyler Burge) 。即便我并不完全同意他们中的任何一位，但我一直试图将所有这些哲学家的卓识结合在一起。

陈：普特南是你所欣赏的当代美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你对他在九十年代的思想转变有 何评价?

艾：九十年代，普特南有两个重要的改变。首先，他放弃了用合理的可接受性定义真理的做法（这一点也许最突出地表现在他1981年所发表的《理性、真理与历史》一书中）。我认为这是一 个非常健康的改变。随着这一改变，普特南回到了他早先所持的立场，即认为真理和信念在逻辑上是彼此独立的。其次，九十年代，普特南开始强调知觉——它涉及当我们看世界时在我们心灵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我同意普特南所说的知觉在某种意义上是直接的，这一点是某些哲学家 如笛卡尔所否定的。但我认为，普特南自己的知觉直接性的看法也误解了关于知觉还有哪些东西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

陈：在这一点上，他受麦克道尔影响很大。

艾：是的。但麦克道尔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并没有认真的证明。

陈：不过我的看法可能有些不同。我不认为普特南是回到了他早先所持的立场，因为看起来似乎有些近似，但由于他的实用主义的转变，同样的说法有不同的内涵，这一点我将在我目前正在写的一本关于普特南的书中做分析。另外，我对普特南受麦克道尔影响而对知觉所做的新阐释是欣赏的，这或许与我欣赏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有关。

艾：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讨论。这个学期你也参加了我们专门研讨麦克道尔《心灵与世界》(Mind and World)的读书班，你知道，我理解麦克道尔关于心灵、知觉的论述，但我觉得他过分了。他的论证并不清楚。

陈：这确实是他的问题，而且普特南后期哲学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我想，普特南这样做恐怕也有他的考虑，他曾说过“光是论证喂不饱真正的饥饿者”。好吧，让我们换换话题。你眼下在研究什么?能告诉我你近期的研究计划吗?

艾：眼下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普特南的文章，它将被发表在一本纪念普特南的文集中。在这篇 文章中，我试图阐发普特南的这一观点：在一切探究中，个体都接受了某些信念，他们不会因为任何新的观察改变这些信念，即便后来他们也许因为别的原因修改了它们。这个观点与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定性》中关于探究的观点很接近。普特南和维特根斯坦的关于探究的观点与时下流行于美国哲学中的观点很不一样。在这篇文章中，我是要捍卫(我理解的)普特南的观点，批驳流行的观点。

我同时在写另一篇文章，解释我们如何在实践中使用语言，我的解释与我们可以从他人的写作和说话中学习这一事实相一致。写完这些文章后，我将回过头来写我两年前已经开始写的一本书，我在这本书中主要是从 实践的角度来解释真理，但又不把真理与信念相等同。

陈：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论点，我期待着早日见到你的大作问世。最后，我想知道你对中国是否有什么印象?

艾：我对中国的印象来自于不同的渠道。我看过中国的一些地图，以及一些有关中国的一些著名建筑物、公共场所如故宫、长城和天安门广场的照片。我也学过一些中国的历史，包括它在二战以后的历史。对易经、老子和孔子的著作，我也了解一些。我还读过一些小说，它们刻画了不 同时期的中国。伯特鲁西(Bertolluci)的电影《末代皇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我对它的了解很粗浅。我的一些访问过中国的朋友也和我谈起过他们在中国的经历。

从这些不同的渠道，我综合出一幅关于中国的图画。在我的图画中，中国是个非常美丽的国家，具有悠久而感人的历史，中国人非常的能干而且勤奋；我认为，中国有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潜力。我期望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将变得越来越有力量，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里，中国和美国将会发展出一种有益于两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友好而富有成果的关系。

我的中国图画也许不很准确，这正是为什么我想亲身访问中国的原因。我很想知道今日中国哲学的状况是怎样的，亲眼看看中国人民是如何生活的，比如，我很想看看大城市里繁忙时候的自行车潮。我也喜欢中国菜，我想尝尝真正的中国饭菜。

陈：很高兴与你交谈，也很希望你的愿望能早日实现。我相信，到时你一定会看到一种很不相同的文化、历史，它或许会为你的哲学思考提供一个新颖的视角。

来源：《开放时代》，2001年12月，第107-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