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这一深具思想启蒙意义的理论在其提出的年代不啻为石破天惊，然而随之而来的争议和批评也数不胜数，该如何评价这个庞杂的理论王国并确立其在历史上的地位成为争论不休的问题。
在弗洛伊德的职业生涯里，作为一名医生，他热切期盼可以获得主流科学界的肯定。根据前些年诺贝尔奖解密的档案，弗洛伊德曾12次被提名诺贝尔医学奖，然而直至他去世，12提0中。不过，在其他领域，他倒是有所斩获：1930年，弗洛伊德被授予德语文学最高奖“歌德奖”；1936年，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等提名他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然而，这些文学界的荣誉似乎更像是一个讽刺，意指精神分析学说里艺术创作的成分多于科学研究的成分。曾获诺贝尔奖的理论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曾说：“科学真理的胜利往往不是因为说服了反对者，而是因为反对者们最终去世了，而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了起来。”弗洛伊德和他的精神分析却似乎没有这样的幸运，在他活着的时候，同时代的人批评他肮脏下流，而在他死去之后，今天的人则批评他不够科学。经典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观点究竟有多少经受住了现代研究的检验，又有哪些已被证明不足为信？
先来看看在哪些方面弗洛伊德可能是对的，又或者他的某些论述未必与现代实证研究的发现严丝合缝地符合，但其中的观点或理念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哪些启发。
首先，焦虑的确会引发防御，在压力情境下使用防御机制也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自尊和减轻身心紧张，与此同时，一些不成熟的防御机制（例如否认、投射）的使用也可能带来适应不良的结果（e.g., Cramer，2000,2015）。这些都符合弗洛伊德的论述。
其次，早年经历会影响成人人格，这一假设不管在大众还是科学界均已被广泛接受。例如，很少有人会怀疑虐待儿童将带给孩子终身性的负面影响，此外，如今各种证据都证实，很多恋爱或婚姻问题与早期亲子关系有关，即便它们并不总是按照弗洛伊德所预测的方式出现。可以说，正是从精神分析理论开始，童年经验、原生家庭等概念深入人心，这毫无疑问深刻而全面地改变了人类的养育观念和实践。同时，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和少子化趋势，儿童的生存处境在近百年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对此弗洛伊德领军的精神分析学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再次，心理能量有限，心理活动会消耗能量，这一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观点也获得了一些现代研究的支持。不过，现代研究者已不大使用“心理能量”这个词而更多使用“资源”（resource）这一说法，如注意资源、认知资源以及自控资源。以“自控资源”（self-control resource）为例，几乎所有有意识的、带有目的性的、涉及自我控制的人类行为，如做出选择和决定、承担责任、发起或抑制一个行为、制订行动计划和执行这些计划，都将像“做功”一样消耗资源，而且资源是有限的，一旦在做这件事情时有所损耗又没有得到及时补充，紧接着再做另一个任务，效率就会下降。比如，在看一个极其好笑的喜剧片时努力忍住不笑，或者在一块巧克力和一根胡萝卜之间强迫自己选择后者，之后再去完成一个有一定难度的任务如解字谜，就会发现将表现得更差或更难坚持下来，仿佛能量一共就这么多，前面用得差不多了后面就不够用了（这与弗洛伊德主张的心理能量守恒类似）。现代研究者将这一现象称作“自我损耗效应"（ego-depletion effect; Baumeister et al., 1998）。基于此效应，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深夜是“剁手”的高峰时段，而那些促销活动也总是选在零点开始了：已经累了一整天，“感觉身体被掏空”，人们就更没有能量去抵御商家花样百出的轰炸，也更可能做出冲动性消费（Baumeister et al., 2008）。同理，克制自己吃了一整天健康餐的人也容易在晚上缴械投降，屈服于放纵一下的诱惑。
人们常说“控制不了自己身体的人怎么能控制自己的人生”，这句话过于绝对了。因为以自我损耗效应的逻辑来看，特别能控制自己身体的人反而可能在人生的其他方面控制不住，因为在前者上已经消耗了太多。研究的确发现，长期节食者比不节食者更容易自我损耗（Wang et al., 2016），因为他们在控制食物摄入量上动用了太多的意志力，于是在面对其他诱惑时反而更容易失去自制。研究甚至还发现，人们在晚上做出不道德行为（比如欺骗）的可能性要比早上更高（昼伏夜出的人除外），因为一整天的活动可能耗尽人们抑制自己做出对自己有利但有违道德的行为的能力（Kouchaki & Smith, 2014），这似乎也从侧面说明“做个好人”或者“不为恶”是一件需要付出意志努力的事情。
这一领域研究的另一个有趣发现是，心理资源和生理资源是相通与共用的（这一点也与弗洛伊德的观点一致）。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些导致资源损耗的心理活动做完后，人们在体力活动上的表现同样也会更差，反过来，经过身体上的休息（如好好睡一觉、美美吃一顿，甚至注射葡萄糖），心理的资源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与补充。照这么来说，“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完全没毛病。
此外，既然自我控制将消耗能量，那么那些特别善于控制的人是些能量超级充沛的人吗？未必。人们经常崇拜那些具有坚强意志和超凡自控力的人，他们往往能在常人难以抵御的诱惑下全身而退（如“坐怀不乱”“视金钱如粪土”），又或者在常人难以忍受的重压下力挽狂澜（如“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但是，大量研究发现，那些被公认拥有高自控力的人其实并不比一般人更擅长抵制诱惑或处理压力，他们擅长的只是避免诱惑或躲闪压力，也就是说，他们更少将自己置于需要动用自我控制资源的麻烦情境里。例如，知道自己一到晚上就会忍不住大吃大喝就不在家里储备零食，知道自己经不起考验就少在“河边走”或不“立于危墙之下”，明知山有虎那就不要去“明知山”……总之，尽量不和诱惑狭路相逢，自然也就更少体验到损耗，进而留下更充沛的资源来做计划和执行计划。于是，这些人并不是“杀敌”有多厉害，而是很聪明地不给自己制造“敌人”，或者根本就不给“敌人”机会，这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法（de Ridder et al., 2012; Hofmann & Kotabe, 2012; Hofmann et al., 2014; Baumeister, Wright, & Carreon, 2019）。
与之有关，现代研究还提出一个类似压抑的概念叫“思维压制"（thought suppression; Wegner & Zanakos, 1994）。压制显然没有压抑这么充满心理动力学意味，被压制的思维也不一定总是充满能量的消极内容，而且整个过程完全可以发生在意识层面，因此是一种普遍的认知现象。但是，关于思维压制的研究结果却间接印证了弗洛伊德对于压抑的假设——那些被“打压”的内容不会消失，反而会更多地出现。在一项研究中（Wegner, Wenzlaff, & Kozak，2004），受试者被要求在睡觉之前写日记。他们首先要选择自己认识的一个人作为目标人物，然后被分成两组：其中一组选择了谁就在日记里写下关于这个人的事情；另一组则必须写一些其他事情，就是不能和这个人有关，同时还要抑制自己关于这个人的想法。写完之后受试者们去睡觉，第二天起来后报告他们能记起的梦境，交由研究者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与那些想了目标人物就把他写下来的受试者相比，睡觉前想了目标人物却不能写的受试者会更多地报告自己梦到了目标人物。于是，如果想让一个人梦到你该怎么办？或许可以在他睡觉前跟他说十遍：“千万不要想我！”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好像也会遇到这样的现象：越想不要脸红，脸就会越红；越是让节食者不要去想薯条、奶茶、甜甜圈，就越是促使他们把这些东西吃得越多。好像越不想怎样就越是怎样，那些被压制的念头反而越挫越勇。对此，研究者的解释是，我们越想抑制一个想法，就越需要在脑海里进行检查以确保自己并没有在想它，然后就会想得越多（Wegner & Zanakos, 1994）。这也提醒人们，有的时候，过度控制可能适得其反，抑制并不会让欲望消失，对抗可能激起更大的反弹，或许越是如临大敌般严防死守，就越显示出自身的虚弱。
类似地，在进行自我控制时，有时压力的进一步扩大可能就来自强烈地想要控制和减少压力的意图。特别是在我们的自控资源本就不足的时候，一方面，很有可能即将面临控制失败；另一方面，因为太想要控制，一旦失败就会感到非常失落或内疚，那么此时就还要花费所剩无几的心力去处理这些内疚和挫败感，结果只会导致更加彻底的失控。试想一下“工作了一整天只喝了一碗冷汤”，已然筋疲力尽，这时还要强迫自己去“举铁”，而一旦犯懒就会沮丧不已——“我果然是个一事无成的废物啊”，这就会导致不但身心能量告急，情绪也跌到谷底。此时怎么办？唯有以食物解忧（此即所谓的“情绪性进食”）。然而，在暴食之后将更加沮丧，如此，上面的过程就会再来一轮，陷入恶性循环。此时，打破循环的方法反而是换控制为接纳，即不去急不可耐地控制什么，而是告诉自己偶尔放纵一下是可以理解的，也不必因此而苛责自己。这样，一旦摆脱了内疚和自责，反而可以获得更多的心理资源来增强控制力。
从这个角度说，坚持、自律、意志力、自我控制这些看起来极度理性、冷冰冰、好似清规戒律的东西恰恰更需要怜悯、宽恕、自爱、自我同情这些温暖感性的东西。有时候，通过放弃控制反而能获得控制。这并不是说要不管不顾地彻底纵容，而是不必把自我控制看得那么“苦大仇深”。我们有时候过于信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那一套，同时又把心理的苦和身体的苦混为一谈，两个必须一起苦，否则就是“虐”得不到位，还把苦和难当成一回事，认为难必然苦，不苦就是还不够难。实际上，这种用力且紧绷的方式最是耗能。那么，不至于如此消耗甚至还有所补充的方式是什么呢？第一，变成习惯；第二，添加热爱。习惯自然而然，无须损耗自控资源；热爱乐在其中，不但不损耗，反而能够滋生能量。总之，有关自控资源及其运作规律的现代研究结果不仅能对日常行为有所指导，与弗洛伊德关于心理能量的观点亦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
最后一点关乎弗洛伊德最大的贡献之一——潜意识理论。虽然他并非第一个提出潜意识存在的人，但显然是精神分析令这个精神世界的“未知之境”深入人心。
那么潜意识真的存在吗，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行为？这个曾经在心理学领域最具争议性的问题在今天已基本达成了共识：对于大脑中进行的活动，我们能清醒意识到的只是很有限的一点（e.g., Erdelyi, 1985; Kihlstrom, 1990）。例如，很多时候我们在做某个动作却意识不到在做，好比打字和开车，一系列复杂的动作可以在完全没有意识控制的情况下一气呵成地做完；我们在学习时也经常意识不到自己是如何学习的以及都学到了些什么。现代认知心理学将类似这样的过程称为“自动化加工”（automatic processing）。
而另一个更加符合弗洛伊德观点的发现是，一些刺激即便出现于人们的知觉阈限之下（即人们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仍然可以潜在地影响人们的情绪、态度甚至行为。例如，以非常快的速度（15毫秒）呈现积极或消极的刺激，如开心的表情或难过的表情，受试者不会报告自己看到了这些刺激，然而神奇的是，在后续评价一个完全陌生的目标人物时，那些刚才“看”过开心的脸的受试者对于目标人物的评价要显著高于刚才“看”过“苦瓜脸”的受试者（e.g., Niedenthal, 1990; Krosnick et al., 1992）。这是不是就是“毫无理由地喜欢或讨厌某个人”？也就是说，即使某个刺激并没有进入到意识层面，它依然可以微妙地影响我们的判断，而我们却一无所知（Kouider & Dehaene, 2007），这一现象被称为“内隐知觉”（implicit perception）。
于是，又有人打起了用此来干点什么的主意。2000年9月，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乔治·沃克·布什（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和艾伯特·戈尔（Albert Arnold Gore Jr.）为竞选总统激战正酣。小布什竞选团队发布了一则广告抨击戈尔及所在民主党的医保提案，在一番批评之后，30秒广告的结尾定格于“戈尔的处方计划：官僚决定”这句话。然而，观众不知道的是，在这句话出现时，屏幕上还曾以1/30秒的速度闪过四个大写的字母“RATS”。除了人们印象中生活在肮脏阴暗中的动物老鼠，“RATS”在英文里还有“胡说八道”的意思。可想而知，把这样一个词和“戈尔的处方计划”放在一起想达到什么目的。虽然小布什团队矢口否认并将此视为“阴谋论”，但戈尔所在的民主党阵营依然认为这是试图利用内隐知觉来操控选民的态度。
这招真的有效吗？研究者对此做了检验，他们在实验室里几乎完全重复了这个广告所做的事情，不过把戈尔换成了一个人们不熟悉的中性人物，同时在“RATS”之外还添加了同样是这四个字母组成的另一个词“STAR”以及无意义刺激“ABBA”和“XXXX”三种条件以排除其他解释，结果发现，只有在“RATS”条件下，人们表现出了对于目标人物更为负面的印象（Weinberger & Westen, 2008）。这说明通过内隐刺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态度是可能的，不过，对于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又能持续多久，还存在争议。
1957年，有人声称通过在电影院里反复播放观众觉察不到的诸如“喝可口可乐”或“饿了吗？吃爆米花”之类的短语成功地增加了可乐和爆米花的销量，然而这后来被证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Merikle & Daneman, 2000）。于是，如果一些商家说他们有一种神奇的暗示音频，在音乐里嵌入了一些激励你的话语，虽然你意识不到它们，但只要经常听就可以帮助你减肥、缓解压力、提高自信……最好别信。这充其量是种“安慰剂”，不会比随机噪声的作用大多少。
另一个潜意识加工的例子来自“内隐态度”（implicit attitude）。有些态度我们可以清晰意识到并很容易将其报告出来，但这不是全部，还有些态度隐藏在潜意识中，可能连我们自己都不知晓。例如，如果问一个人对艾滋病患者存有偏见吗？他很可能说没有，特别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并自诩公平正义的人。然而，真的没有吗，还是自以为没有？会不会有一些我们不愿承认的态度被隐藏了起来，或者我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某些影响而自己都没有察觉到？
这些隐匿的态度可以经由一个有创意的方法检测出来，即“内隐联想测验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Greenwald, McGhee, & Schwartz, 1998）。其做法是，用积极或消极词汇与某个对象进行联系的容易程度来推断态度，所以它测量的其实是一种联结强度。例如，如果我们在内隐层面对艾滋病患者是存在消极偏见的，那么当“艾滋病患者”一词与一些消极词汇配对出现时，我们的反应时就会更短，当它和一些积极词汇配对出现时反应时则更长，这样就能发现潜藏的内隐态度。在一些情况下，人们主诉的外显态度可能与其实际的内隐态度相去甚远，而显然人们不自知的后者对行为的作用更大，比如，人们对少数群体或外群体成员抱持的微妙敌意往往会导致紧张冲突的群际关系。
集合这些证据，似乎可以说，人类的行为经常处于无意识的直觉掌控之下，理性不过是它的慢动作、马后炮和奴隶（Wegner，2002）。这一点在网络骂战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不少人往往先基于情绪站在某方阵营中，然后再去寻找论据支持已方所持观点的正确性，而不是反过来先仔细思考各种论据之后再决定选择哪个立场。也就是说，大脑习惯于“自动巡航”，先有了无意识的冲动，然后采取行动，再然后，如果受到质疑，意识就上前接管，去推导、解释并坚定无意识的选择。从这一点来看，弗洛伊德对于人类“非理性”本质的判断也甚为精准。
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在上一段里改用了“无意识”这个词。虽然英文同为“unconscious”，但和“潜意识”相比，“无意识”听起来要温驯不少。的确，现代认知心理学中的无意识是中性而平静的，不再具有弗洛伊德眼中的“潜意识”那种潮湿腥热的动力性。前者这种“认知性无意识”（cognitive unconscious）已成为当下认知心理学及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重要课题，研究者们试图去了解在高级皮层并未参与的情况下大脑是如何对感觉和信息进行加工并做出反应的。尽管在方法论、取向和目标上，他们与弗洛伊德大相径庭，但在感兴趣的人类行为上其实并无二致。从这个角度来说，弗洛伊德在捍卫潜意识力量方面的历史重要性毋庸置疑（Bargh & Morsella, 2008）；而从更广大的视角来看，正如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其开创性著作《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 1976）中所指出的：“自然界中最令人敬畏的智能设计恰恰是通过盲目的自然选择过程产生的。”或许对于自然和人类来说，“潜意识”是规则而不是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