衢籍院士胡仁宇：毕生精力在核事业中闪光

胡仁宇，1931年7月20日出生，浙江衢州江山人，中共党员。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我国杰出的实验核物理专家。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同年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6年8月赴苏联科学院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攻读研究生。1958年秋奉调回国到第二机械工业部北京第九研究所(中物院前身)工作，历任副部主任、副所长、副院长，1986年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4年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1986年、1989年先后两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4、1988年两次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0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19年被授予全国“最美奋斗者”称号。2021年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光荣称号。

胡仁宇的童年经历了军阀混战和日本侵略，亲眼目睹了日军的野蛮残暴和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也见证了共产党领导下成立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欣欣向荣。胡仁宇生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时代，出生不到两个月，“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在“淞沪抗战”中，日本侵略者将他父亲当时供职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夷为平地，全家不得已到乡下老家暂时避难。后来他父亲好不容易在金华中学找到一份历史教员的工作，全家过了几年稍微平静的生活。“七七事变”后不久，日军又轰炸金华，一家人只好再次逃回老家避难，生活也每况愈下。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胡仁宇一家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看到了新的希望。在党的教育下，对比新中国成立前国家受尽侵略、人民惨遭杀戮欺凌的悲惨境遇，年轻的胡仁宇逐步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才能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改造为美好的新中国。

1948年，胡仁宇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掀起革命建设的高潮让胡仁宇看到了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他发现自己的兴趣并不在工科，也许学理科更有利于今后的发展。于是在大学二年级，他便申请从电机系转到了物理系。1950年春，清华大学在南方招生，也招插班生，考场就设在交大，那时他的哥哥胡仁芝（1951届物理）已经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书了，会时不时给他写信，交流清华大学学习的情况并寄回来一些清华校园的照片，这令胡仁宇心生向往。于是，他报名参加了清华大学的插班生考试，并被顺利录取。在清华大学的学习生活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但这两年对他的人生之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久，抗美援朝开始了，他和同学们积极投身到抗美援朝的宣传之中。1952年初的“三反”“五反”运动，是胡仁宇第一次参加的声势浩大的社会活动。在这些运动中，让他逐步认识到一些革命道理和共产主义思想，特别是必须把个人的理想与奋斗目标融合到国家需要中去，只有国家强大了，个人的前途也才有希望。学校里的整个风气都十分宽松民主，老师们不但对专业有很深的造诣，而且对学生也十分和蔼可亲，悉心教导。同学间的相处也十分友好，在思想学习、生活等各方面都能互相帮助。所以他感到心情很愉快，这也是他求学生涯中最努力的两年。清华十分重视体育锻炼，特别是马约翰等先生的言传身教，学校又在执行劳动卫国的制度，加上同学们的支持与鼓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便养成了锻炼身体的习惯，此后一直都坚持着。这也使得他在以后承担繁重的任务和在巨大的压力下，仍能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和充沛的精力。

1952年，胡仁宇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被选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担任研究实习员。在这里，前辈科学家们为胡仁宇打开了核科学研究的大门。他们为胡仁宇这些刚入所的年轻人讲授核物理、量子力学等方面的知识，进行核物理相关的实验辅导，胡仁宇由此真正开始接触核科学。之后，胡仁宇被分到实验组，开始接触核技术研究实验工作。许多科学发现和科技发展，都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核科学与原子弹研制也是如此。

1956年7月，胡仁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提到入党初心，他回忆起1949年那个清晨，出门看见在屋外冒雨受冻、不愿扰民的解放军，“我打心底里佩服他们。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也该做和解放军一样的事，我愿意献身党的事业，为人民服务，不虚度此生。”

1956年8月，胡仁宇赴苏联科学院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攻读研究生。1958年7月，胡仁宇回国时，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告知他，不要再回苏联学习，马上到二机部九局报到。二机部当时负责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以研制核武器为主要任务。胡仁宇来到二机部九局，接到一个任务：和王方定一起组建中子物理与放射化学实验室。当时，苏联与中国签订协议，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然而，好景不长。1959年，苏联撕毁协议，中国只能“自己动手，从头摸起”，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在王淦昌、朱光亚、何泽慧、刘允斌等老科学家的指导下，胡仁宇和王方定、赖祖武等同事一道，带领一批年轻大学生夜以继日地投入科研工作中，用较短的时间、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效率，建立了中子物理与放射化学实验室，完成了中子源的制备、脉冲中子的测量和临界质量的测定，圆满地完成了原子弹试验前这个领域应该承担的任务。

1963年，根据原子弹试验的实际需要，胡仁宇与众多科研人员迁往青海某核试验基地。此时，胡仁宇被任命为国家首次核试验第九作业队内球组组长。内球组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保证“596”核心部件——内球运输、组装的临界安全；二是把中子源放到应该放置的部位上。胡仁宇与同事们研制的核心部件，被成功地装配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上，为第一颗原子弹的核爆试验提供了保障。原子弹核爆试验成功后，胡仁宇和唐孝威等人又投入到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工作中。其中，胡仁宇在核爆近区测量某高难度技术方案的审定和实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6年，胡仁宇被任命为中物院院长。从调研、论证到设计、实验，胡仁宇一直承担着主要技术负责人和决策人的角色，集中众智组织攻关。他先后参加过十余次国家级大型核试验，其中负责组织领导了6次。根据国家需要，与同事们保质保量按进度完成，满足了理论设计对近区物理测量的要求，为确保每次试验圆满成功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20世纪90年代，在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综合分析研判下，胡仁宇积极推进中物院“二次创业”，领导中物院在确保完成军品研制任务的同时，积极为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作出应有贡献。胡仁宇曾坦言，在担任院长期间没有一天能睡好觉，“个人的事都可以是小事，但国家的事一定是大事，半点马虎不得。”作为我国杰出的实验核物理专家，他领导筹建了多个核物理实验室，在聚合爆轰热核反应研究、核试验近区物理测量等方面解决了一系列重大技术问题，为我国国防武器装备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胡仁宇认为，核试验是一个复杂的大科学系统工程，各方面工作都是“强耦合”的，“就像木桶，有短板不行，哪怕有缝隙也不行”。这种大科学工程，“根本不可能一个人搞成什么事儿”，而是集体奋斗、协同攻关实现的。当年轻人问起他一生干了什么，他却说，自己只做了一件“补短板、堵缝隙”的工作。

2018年9月5日，两弹城王淦昌旧居前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参观者，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院长——胡仁宇院士。

那一天阴雨连连，异常阴冷，87岁高龄的他，穿着一袭雨衣，矗立在风雨之中，深情凝望着他的老战友——王淦昌的塑像。风雨交加，大家都劝这位老人去休息，可这位老人坚决不肯，也许是因为回到了院部旧址，回到了曾经工作的地方，曾经的画面跃然于心里，一时间有了太多的话想和战友们诉说。这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

工作人员对老人说到：“这里面也有您的塑像，希望邀请您一起去看一看。”可老人坚决不去，工作人员疑惑地问:“为什么呢？”只听见老人说：“比我有本事有能力的人那么多，我算老几。”

胡仁宇院士当年自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以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工作任务有人负责的，他从不干预；工作上没有人干的，他就干，干的都是别人不愿干的活。以前胡仁宇院士在工资待遇方面一直跟同等的人有差距，直到三十几年后，才逐渐调整，但他从来没有找人反映过，自己也没有在意过。

每逢回忆往事，总是感慨万千。“那是一段革命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反正无论如何不能拖原子弹研制的后腿”。谈起那段经历，胡仁宇很激动，也很怀念。在革命激情燃烧的年代，所有参加制造的人，没有一个人为名为利，为自己将来怎么打算，只想为国家完成任务。

2019年胡仁宇做客央视综合频道《故事里的中国》。主持人董卿问他：“您会怎么样来总结自己这一辈子？”他说：“我不敢说我做得最好，但是我尽力而为了。我没有虚度此生，可以悄然离去了。”

任何曾为我国“两弹”研制作出过贡献的人或事都不应该被遗忘。无论是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院士等，还是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工人或者士兵……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用一粒种子的生根发芽，成就一棵树的昂扬；以一群人的奉献，筑牢国家安全基石。今天中国的成就，依然属于仰望星空的人、躬身于大地的人，属于每一个诚实劳动挥洒汗水的人！昨天第一代创业者们已经做出了榜样，今天我们需要积聚前进的动力，做好“眼前小事”，走实人生脚步，将个人理想立于民族大义之中，以一人之为融入兴国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