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文学】刘玉功：【那么多女人没一个单身】（散文）

百科 2025-01-03 17:31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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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南友锋

那么多女人没一个单身

文/刘玉功

从警校毕业，我就成为一名狱警。但与煤矿结缘，却出乎我的意外。入职之初，我身着“司法”标志警服走进监区，下号子组织罪犯开会，找犯人谈话，只是工作中最光鲜的一面；其实主要业务却不是坐办公室，而是脱下警服，换上一身污黑的矿工服，带着百十号犯人下井，在不见阳光的800米深处，现场监督罪犯在煤层上掘进——打眼、放炮、出煤、支棚，为采煤生产送通巷道。

犯人称我为“队长”，同志们叫我“干事”。我，就是狱警队伍中最基层的一名新兵。

上世纪86年那个炎热的夏天，苦蝉在树枝上聒噪，耳边响着流动的风，我从省警校毕业，怀揣着美好的梦想，满心希望成为一名机智勇敢的人民警察，开启惊险刺激的传奇人生，却被分配到岭北劳改煤矿，在其下属的一个掘进中队当了一名小分队长。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来得如此突然，以至让我一时摸不着头脑。但迷茫并未持久，我就像一只带着尖角的牛犊，摆好架势准备迎接命运的挑战；年轻人身上天生具有一股锐气，总想闯入一片陌生领地，随时面对一切的出其不意。然而上班不久，我就发现，在劳改队当一名带工干部并非我想象得那么富于挑战性；那时候对罪犯的改造是以劳动改造为主，教育改造为辅，无需多少专业知识，也用不上什么勇气和智慧。那里工作最出色的不是高校分来的大学生、中专生，而是那些有脾气有悍性，瞬间可以拉下脸来，一声喊下去能震住犯人，虽然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却能降服罪犯的军转干部；学校分来的书生干警，尽管像模像样地穿着一身警服，但对犯人却没有什么震慑力，他们必须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锻炼，达到粗犷强悍的水平，才能适应劳改工作。如果没有相当的适应能力，没有七八年的辛苦磨砺，没有蜕掉骨子里那股知识分子文绉绉的习气，你很难在劳改队成为一名受欢迎的干部。自然，文质彬彬的干部进步也缓慢，要想脱离井下带工，要想晋升成为一名管教或技术员，并进一步提拔为副科级领导，困难重重。除非你是本矿子弟，一来就把矿领导叫叔，把他们的夫人叫姨，或者有特殊的社会背景，有贵人扶持，那自然另当别论，你至少可以调进机关大院，在优雅的办公室握着茶杯干一份清闲的工作。

实际上，我的工作与所学专业没有多少关系，上班不到半年，我就把学校两年学得那点法学知识打包还给了老师。我每天上班就是把自己完全打扮成一名矿工，戴着黄色安全帽，腰里系着一根牛皮带，皮带上挂着电瓶，电瓶通过黑皮线连接安全帽上的矿灯，手里拄着一根山桃木拐棍（据老干部们提醒，桃木棍在井下可以辟邪），带领一群“黑兵”下井去掘进挖煤。

在井下，我与犯人的唯一区别就是头上的帽子，我的帽子是亮黄色，他们的帽子是暗黑色。暗黑色躲着亮黄色，溜着巷道边儿、猫着腰行走。亮黄色却提防着暗黑色，既要管理和督促他们劳动，也得警惕他们有不轨行为。

上班是所谓的“四班三运转”，即连续上三个八点班，再上三个四点班，再上三个零点班，循环往复，不分周末，不分节假日。每次换班间隔休整一天，只有这宝贵的一天才是属于我的时间，我可以稍稍放松一下，翻一翻久违了的书本，重温一下文化生活的感觉，再朦胧地幻想一下虚无缥缈的浪漫爱情。回想不久以前还在省城的校园里，身着干净挺括的警服，脸色白皙，秀气矜持，满脑子五彩缤纷的美梦，恍如隔世！

劳改煤矿在大山里头，距国道约50公里。山里最富饶的资源，除了地下的煤炭，就是长年灿烂的阳光，新鲜清冽的空气，还有漫山的野花野草。我刚到不久，人地两疏，没有多少交往，也不认识几个人。每到休班那天，我就放飞自己到山野里去漫游，到核桃圩摘青核桃，到后沟水库摸泥鳅，到馒头山观日出，到葡萄寺采野果，一逛就是大半天。山野景色虽好，毕竟人烟稀少，时而心生寂寞。年轻人天性爱红火，我就常常到山那边唯一的热闹场——矿部市场去走走。市场上只有一栋商业楼，一楼是副食门市，二楼是综合商场，我每次都要上二楼去转一转，尽量多耽搁一会儿，把货架上所有的商品都看一遍，瞧瞧能买点什么。由于我所在二十四中队井下连续出现生产事故，班子集体屡受经济处罚，我和同事们月月工资领不全，不是发百分之六十，就是发百分之八十，加之我还想攒点儿钱给父母寄回去，急欲报答养育之恩，手头总是紧张。虽说挣工资了，却依然跟学生一样，囊中羞涩。通常，我去商场也就买一点儿茉莉花茶，买一件心爱的紧身背心、紧身裤头——不知为何，那时我对紧身内衣颇感兴趣——有时也买一点儿糖果点心之类解解馋。不过，我始终不忘自己是个文人，渴望过一点点文化生活，生怕自己被环境彻底同化变成一个老粗儿。为此，我特意订了一份《人民文学》，全年40多元呢，几乎耗掉我一个月的工资。——我强迫自己每天读点儿什么，哪怕是两首小诗、一篇短文，顽固地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那点迂性。

从商场下来，在那巴掌大的矿部市场，我一小时内转了三圈儿。市场上有许多外地来的小商贩，他们操着一口不伦不类的河南话，摆着花花绿绿的小摊子，卖衣服的，卖厨具的，卖小家电的，也有附近山民挑来卖野味儿、卖核桃、卖土鸡土鸡蛋的，一齐眼巴巴地盯着劳改干部的警服衣兜。他们以为我兜里满满的揣着“大团结”；哪里知道我的人造革小钱包里，除了偷偷地夹着一张挖空心思搞来的暗恋女生的照片，就只有薄薄的几张零钞。熙熙攘攘的市场上，人来人往，叫卖声不绝，热闹却是他们的，我没什么可买的；诺大一个市场，琳琅满目，似乎都与我无关。一个年轻的单身汉，不爱抽烟也不会喝酒，喝茶只喝茉莉花，喜欢那个香味；每天从井下上来，在稠乎乎的公共浴池里一泡半个多小时，乏得就像一摊泥，只想倒头大睡；一日三餐在灶上其实只吃两顿，早餐时间不是在井下，就是在床上贪睡。——那时候，我的日常消费微乎其微。

在纷攘喧闹的市场上转了不到一个时辰，我就觉得乏味，脚步不自觉地走在了返回宿舍的小路上。印象中，那条折尺型的坡道，水泥台阶修得极不人性化：一步跨太宽，两步走又太窄，我跨一大步走两小步，跨一大步走两小步，感觉就像个跛子，身体极不平衡。然而，在那道宽宽窄窄的阶梯上，我不知走了几百个来回，叠加了多少层脚印。

走完阶坡就到了选煤楼，我得绕过那个巨大的储煤场。夏天是煤炭销售淡季，因销路不畅，露天煤场滞销的面煤堆积如山，长期积压的煤炭在阳光和空气的双重作用下常常发生自燃，这儿、那儿到处都在冒烟，有的地方还窜起蓝色的火苗，大有星火燎原之势，连洒水车都灭不及。呛人的烟雾四下弥漫，浓重的硫磺味令人窒息。我每次经过煤场外围弧形的矮墙下那条凹凸不平的小径，都得捂住鼻子加快步伐。好容易走到水泥路上，仰头望见监墙上空的蓝天白云，映衬着四角岗楼里荷枪实弹的武警哨兵，银光闪烁的高压线，我的呼吸才渐渐平缓，稍稍放松下来。——有多少个夜晚，我反复梦见自己憋着一口气加快脚步，却老是走不出烟熏雾罩的煤场。——奇怪！痛苦的经历给人留下印象深，快乐的记忆却从不重复；就像偶尔梦见自己亲手揭起红盖头，而红纱巾下露出的面孔却没有一次是我渴望的那个女生。

煤矿就那么大一个地方，逛完市场，再无处可去，我便登上山顶，俯瞰山那边景象。依山而建的矿部大楼是这儿最气派的建筑，看上去似乎很威严，也很神秘；一个个神气十足的男女穿着整齐干净的警服从机关大院进进出出，他们仰头走路，腰板挺直，不屑一顾，他们是这个劳改煤矿“王国”的上层，我不敢向往，敬而远之。矿部再往上越过连片低矮的家属区平房，就是子弟学校，那才是我最神往的地方。

我，一个农村孩子，在校读书十几年，从小接触最多的公职人员就是教师，对他们心怀向往。我总是觉得教师传道授业，终生与知识打交道，他们的工作传承着历史，影响着未来，跟医生一样有一种慈善的性质，是太阳底下最体面的工作。我坐在山顶的地堰上，一连几小时望着那个开阔的校园，两栋又长又高的教学楼，还有一栋单薄的教工楼。上课铃响了，同学们蜂拥跑进教室，老师们夹着教科书也匆匆赶到教室，耳边的喧嚣顿时消失，校园里渐渐安静下来，紧接着就听见“老师好！”的群声问候。不一会儿又传来此起彼伏的琅琅书声。我抬头看看太阳离山顶还有一杆子高呢，便静静地等着下课，等着老师们从教室走出来，等着同学们“哗”地一下从教室门口涌出，校园里再现一片沸腾。——我想，比起带工下井，当一名教师该多有意思呀！工作多么有规律，生活多么有生气，成天跟书本、跟孩子们打交道，又是多么富有诗意！况且每年都有长长的寒暑假，可以不假而走径自回家，可以说走就走放心地游玩，好开心自在！我希望自己成为一名教师，我相信自己能够当好一个出色的老师，因为我热爱这份工作，我对学习新知识还保有强烈的好奇和渴望。当时，在我想来，似乎只有做一名教书育人的老师才是诗意的生存；而带犯人下井挖煤的工作没有什么文化含量，也不适合我的性格。

于是就在那天夜里，我斗胆给校长写了一封信，言词极为恳切，表达了我对教师工作的挚爱，渴望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我的信发自心声，没有虚假的成分，只是我有所保留，丝毫没有流露自己对目前工作的不满，只字未提对带工下井的抵触。第二天，我来到矿部广场，踯躅良久，最终还是狠下决心把那封信塞进了邮筒，只听见信封落地轻微的声音。

不料机缘凑巧，当时子校正好缺一名初二语文教师。——上学期那位应聘的老师突然递上辞呈，开学就干脆没有报到。当然，这是我后来才听说的。

在春季开学第一周的星期五，我被通知到学校去试讲。——我知道，这是校方对我的入门考验，相当于如今求职前的面试。我忐忑不安地来到学校，找到教导处，领受了一个任务：给初二丙班上一堂语文课。我拿到课本，只有一节早读课的准备时间，就走进教室上课了。教室里除了一群完全陌生的学生，几十双好奇的眼睛，后排还坐着刚刚认识的那位圆圆胖胖的教导主任，杨主任脑门上明晃晃的反光令我心虚。第一次站在讲台上，我的心在狂跳，声音在打颤；我浑身发热，头上冒汗，耳根发烧，简直不知道这堂课是怎么讲完的，讲了些什么，我连最后怎么走下讲台都没有意识，只在心里一遍遍地对自己说：“砸了！砸了！我不是教书的料儿！”

回到自己的单身宿舍，我一头扑在硬板床上，心如死灰，连午饭都懒得去吃了。试讲课下来，虽然杨主任没有一字点评，只是叫我在原单位等消息，可我心里明白：完了，没希望了！我真想大哭一场，宣泄自己的无能：我就是一个天生的懦夫、一个粗鄙的家伙，一口带着陕北口音的蹩脚的普通话，一副村相，只配做一辈子劳改干部吆喝犯人下井挖煤！

然而，人在出道之初往往运气好，不期而遇柳暗花明。出乎意料的是，刚刚过了两天，周一清早，我却得到来自子弟学校的口头通知：我被录用了！紧接着，组干科就给中队下发了调我去子弟学校任教的书面通知。我是何等惭愧，又是何等惊喜！后来我才知晓，校委会经过研究决定录用我的理由不是因为那堂试讲课，而是我写给校长的那封信；刘校长、杨主任仔细浏览了那封信，认为我的文字功底还不错，有一定的文采，感情是真挚的，字也写得规范；他们认为，若能如我所言那么热爱教师职业，经过实践锻炼应该能够培养成为一名合格的语文教师。——同样是教师出身的学校领导，他们习惯用职业的发展眼光来看人，他们始终以师者的一双慧眼来衡量年轻人，他们看中了我的长处，并将此适度放大，留下合理的预期，然后给了我这个机会。我为自己巧遇伯乐而深感意外！

那天，我特意换上新买的小翻领儿蓝西服，迎着扑面的春风兴致勃勃来到学校，教导处交给我带的班正是我试讲的那个初二丙班，我一进教室，学生们就齐齐地对我露出笑脸，好像我们已是老相识了。我脸上一阵发烧，想起了那节失败的试讲课。我担任初二丙班的班主任，教他们语文，同时兼初二年级三个班的地理课。

青年的特点就是热血沸腾，一旦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就会释放出巨大的激情，那股能量，你简直无法想象。我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和班级管理，我不仅上课和学生们在一起，我几乎所有的日自习、晚自习全泡在教室，陪学生写作业，和学生们一起学习；周末，我组织学生集体野游，到后沟水库去野餐，上葡萄寺采樱桃，登馒头山观看传说中的睡佛，然后引导他们写观察日记；我不仅认认真真教他们语文和地理，还与同学们一起分解几何证明题；我不仅关心同学们的学习，还帮他们解决青春期的种种小困扰、生活中的种种小问题。记得有一个女生与她后妈关系紧张，一度时期甚至产生离家出走的念头。我分头给女生和她父亲、继母做工作，启发他们能够换位思考，像桥梁一样沟通两代人的关系，希望家长学会关爱、懂得包容，希望学生尽快成熟、理解父母。我的工夫没有白费，成功地打消了她离家出走的邪念，并鼓励她发挥学习特长，成为班上作文的佼佼者。我关心每一名学生，了解他们每个人的性格特点，与他们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我感觉到学生对我的喜欢，他们心灵上与我距离很近；有个男生悄悄地把他姐姐的照片夹在作业本里交给我，希望我能喜欢他姐姐，做他的姐夫；有的同学回家告诉父母，他们班来了一位多好多好的老师，家长们很快就把这一信息反馈给了校长，有一次刘校长当面给我点赞，毫不吝啬地表扬我“好样儿的！”我感到成功的喜悦。

但是，在我到学校任教不久，也遇到一件非常尴尬的事。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每周一次的教师例会。校长、主任等领导级别的人物坐在会议室中央一排长桌旁，其他老师都坐在两旁连椅上。大家都坐定了，会议室一片宁静，等着领导讲话。我抬头扫视了一下坐得满满当当的老师们，女多男少，中年教师居大半，比我年轻的几乎没有。这时，坐在我左手边的一位老师见我东张西望的样子，就在我耳边阴阳怪气地说：“甭看了，会场的女人都有主儿，没有一个是单身！”他的声音虽然不大，但周围其他老师都听见了，他们看着我哧哧地笑。我瞬间窘得满脸通红，连耳朵都是灼热的，简直无地自容。我这才意识到，一定是我的神态引起了他们的误会。难道在他们眼里，我调来学校就是为了找对象的吗？我想不通，身为老师怎么可以开这样粗俗的玩笑，竟当众嘲讽一个新来的同事？我立刻对这位出言不逊的年轻人心生憎恶，他的话太伤自尊了！

但随着时间推移，当我慢慢了解了这位高老师，我才发现，他其实是个善良的人，只不过性格有点古怪罢了。他是小学美术老师，比我年长几岁，经常蔫头耷脑的，脸色苍白，精神委顿，说话怪里怪气，声音不清爽，嗓子眼儿里好像总是有痰；他不分大小、没有轻重地跟谁都开玩笑，口不择言。大家都知道他的为人，都哈哈一笑不跟他计较。他的性格正如他的外貌，蔫里吧唧的。其实，他却是个与人无害的人，待人很真诚，也乐于助人，不久我和他就成了朋友。因为我们同样住单身宿舍，相处的时间很多。不蛮你说，直到参加工作，女性对于我的认知依然是个盲区。我最早知道一些关于已婚女人的零碎知识，都是高老师告诉我的。他的妻子在陕南上班，夫妻长期分居两地，所以他喜欢津津有味地谈论女人，尤其喜欢对我这样没有结婚的年轻人谈论他们夫妻生活的种种感受、种种趣事、种种经验，甚至一些相当肉麻的细节。当然，他一定看出了我——其实不止我，所有未婚青年——对于那些新鲜知识有很强的好奇心，就像一位老师面对渴求知识的学生。按照国人普遍内敛的特点，成年人一般不会拿自己的隐私与别人分享。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夫妻生活严重不足的已婚男子，他的内心总是处于某种空虚、饥渴、焦虑状态，是那类值得同情的男人之一。可以想象，一个年轻人，精力充沛得几乎要溢出来，如果从未体验男女之大乐，好奇是自然的——就像我当时一样，但还不至于痛苦；可是一旦有了那种体验却又总是得不到满足，处于半饥饿状态，就像他那样，成为一种漫长的煎熬；况且他还有一个正在咿呀学语、活泼可爱的女儿，长期不在身边！

高老师宿舍里放着一台公用电视机，他因为有大量打发不掉的时间，就静中生智，研究发明了一套自动打开电视的连锁装置：他用一根导线把机械式闹钟的手柄和电视机的手拧开关连接起来，每天早晨七点整，闹钟响起，闹钟背面的手柄自动旋转缠卷导线，带动电视开关转动，自然开机；于是乎，在科学家还没有发明摇控器的年代，每天早晨七点，高老师就被央视美女主播甜美的声音给准时叫醒了！他在被窝里睁开惺松的睡眼，欣赏着电视里端庄秀丽的女人，第一时间收看早间新闻。然而，此时此刻，远在三百公里之外的妻子也许正在风风火火地给孩子穿衣、洗脸、喂饭、送幼儿园，然后匆匆赶去上班，忙得跟打仗似的；她能否想到，岭北矿区子校的高老师，他的丈夫，还躺在被窝里伸着懒腰，百无聊赖地看电视呢？

就从高老师身上，我悟出一个道理：允许夫妻长期分居两地工作，实在是一种违背人性的制度，是极不合理的。听说国外分居超过三个月的夫妻，就可依法申诉离婚，确有道理。高老师不甘受困，经过夫妻俩几年的辛苦奔波，又是找关系，又是请客送礼，两边疏通，终于获得上级批准，如其所愿调回陕南去了。

在送别高老师的那个上午，风和日丽，空气清新，路旁的柳丝在欢快地轻轻摇摆，矿区简陋的车站门口，见到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和蔼可亲。高老师满面笑容，向大家频频挥手，登上了南行的长途客车。他将跨过关中平原，穿越秦岭隧道，回到日思夜想的妻子和女儿身边。

虽然我将失去一位同事和朋友，他曾毫无保留地教给我那么多新鲜知识，他让我提前窥见了一个多彩的隐秘世界，我稍稍有点不舍，却也没有太多惆怅，甚至还有一种释怀之感，我真诚地为他如愿以偿回到妻子身边，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也能更好地照顾女儿，而感到庆幸。虽然他的命运也许不会从此便进入坦途、一帆风顺，但我觉得就像把一辆井下掉道的矿车扶上了轨道，即使载重也可以平稳运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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