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泰殿大自鸣钟（1798年）故宫博物院藏
“富玩表，贵藏钟”，在欧美收藏界早有此说。1601年传教士利玛窦带了两架当时欧洲最先进的重锤驱动自鸣钟送给明朝万历皇帝，之后的300年间，中国宫廷对钟表搜求收藏的热情就一直没有衰退过。
《故宫钟表馆》硬木雕花楼式自鸣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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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御制铜镀金嵌宝石转花水法大吉葫芦钟
2021 autumn auctions
清乾隆 御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局部）
H:86.4cm
乾隆皇帝对钟表最为痴迷，不遗余力地收集各种奇钟异表，他曾下令每年从海外订购价值3万两到6万两白银的顶级钟表。这尊“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是乾隆皇帝最爱的钟表之一，2011年曾在北京保利以7820万元成交，是目前拍卖价最高的古董钟。
清乾隆 御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
高86.4cm
成交价：7820万元人民币
每到重大节日或帝后的寿辰，各地官员都要进表纳贡以示祝贺，清代宫中的钟表有许多就是通过这种途径获得的。清代向皇帝进贡钟表者主要是广东、福建各省官员。皇帝们对进贡的钟表要求非常严格，尤其是乾隆皇帝，如“李质颖办进年贡内洋水法自行人物四面乐钟一对，样款形式俱不好。兼之齿轮又兼四等，着传与粤海关监督，嗣后办进洋钟或大或小俱要好样款，似此等粗糙洋钟不必呈进。”此种情况之下，各地官员肯定会把最好的钟表进献给皇帝，以博取其欢欣。
此钟之造型设计和装饰，采用了中国传统的透明珐琅工艺，料石镶嵌工艺和具有浓郁西洋风格的金属雕刻工艺，中西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极具观赏价值。这种东西方的兼容还在钟表的内部有所体现，钟表机芯产自英国，质量上乘。18世纪的顶尖机械技艺与卓越的造型艺术相得益彰，实属难得。
清乾隆 御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
H:86.4cm
清乾隆 御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局部）
H:86.4cm
/菠萝花、葫芦及珐琅料石镶嵌装饰/
葫芦上半部分前面镶嵌料石“大吉”二字，大吉葫芦腹部中间为一朵料石镶嵌的大转花，周围围绕着十朵小转花，由机械控制转动起来，宛如一个个转动的彩色皮球， 故有“皮球花” 之称。同时顶部的菠萝花也转动。葫芦腹部转花的底衬板和葫芦中间的带饰采用广式钟表特有的透明珐琅工艺，钟盘边缘、钟盘外面四角的料石花、大吉葫芦边缘以及顶部的菠萝花亦均用科石镶嵌工艺，这些都是乾隆广式钟最常用的装饰工艺。尤其是葫芦中间的带饰形态与故官收藏的乾隆时期的同类作品十分相似
此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中部四角支柱用铸铜制作，满雕花卉，左右两侧面镶嵌铜雕贝壳形饰件和精微细腻的花叶饰带，呈严整的对称布局，下面四脚转折奇曲，自然流畅，通体镀金，纹饰形态呈现出浓郁的西洋风格。而上部的葫芦又属于纯粹的中国传统造型，葫芦上半部分前面镶嵌料石“大吉”二字，尤其是葫芦中间的带饰形态与故宫收藏的乾隆时期的同类作品十分相似。
此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的钟盘上面布景箱用油漆彩画出房舍庭院、老树花藤，其间有蛮人献宝运动装置，小桥流水、老树花藤，一派田园风光，内层用横置转动的玻璃柱做成流水之形态，与漆画画面相映衬，一动一静，相应成趣。
中部中间部分由紧密直立的玻璃柱组成水法景观，随着玻璃柱的转动，犹如一帘瀑布飞泻而下，水瀑四面由雕刻精细的铜鎏金花叶式柱支撑，遮掩，花柱和水瀑虚实相间，宛若天成。
葫芦腹部转花的底衬板和葫芦中间的带饰采用的透明珐琅工艺，钟盘边缘、钟盘外面四角的料石花、大吉葫芦边缘采用的料石镶嵌工艺，钟体四周采用的雕刻精细具有浓郁西洋风格的金属雕刻工艺，都是典型的乾隆时期广州钟表所通常采用的工艺。这些转花围绕着恒定的翡翠中心转动起来，宛如一个个转动的彩色皮球，令人眼花缭乱，故有“皮球花”之称。
此大吉钟的材质运用有：铜、金、珐琅、料石、玻璃，铜、金是中国工艺品中较早就被使用的贵重金属材质，而且铜与金的颜色分别是红与黄，从而成为象征皇家奢侈和尊贵的颜色，珐琅、料石、玻璃则都是西方常用工艺材质，使钟看起来华丽且具有空间感与立体感。
/铜鎏金嵌宝石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
/水法细节/
这在传世的精品自鸣钟珍品中非常罕见，为论证乾隆时代同类精品自鸣钟及其来源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文字证据。为更全面地解读此钟的款识及背后的历史意义，本文将中西钟表交流的历史脉络、中国钟表制作的演进以及此件钟表的特点等略作钩沉，从宏大历史背景中来体现这座传世珍品的文物价值。
”
清乾隆 御制铜鎏金嵌宝石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赏析
张淑芬
北京故宫博物院 研究馆员
北京市文史研究院 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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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的“中国芯”与广州钟表业
这座带有融合中西风格的自鸣钟，是十八世纪典型广州钟表。广州作为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的前沿，是中国最早接触钟表的地方之一，也是中国钟表制作水平最高的地方之一。
在明代至清代早期，苏钟的制作一度在国内市场占据领先地位，而广州的钟表业因应地域优势而逐渐发展出自己特色。康熙五十九年，广东巡抚杨琳的奏折称：“奴才访得广城能烧法蓝人一名潘浮，原籍福建，住家广东，试验所制物件颇好……奴才随与安顿家口,并带徒弟黄瑞兴、阮嘉傲二人，随李乘忠一同赴京所有潘浮烧成法蓝时辰表一个，鼻烟壶二个，铀子八十领，合先呈验。”这位原籍福建，住在广州的钟表匠潘浮就是早期“广钟”的生产者之一，他还带徒弟二人，可见，潘淳所经营应是康熙时代很典型的钟表作坊。“法蓝时辰表”正是“广钟”之特色，本品在制作上便多出使用了珐琅工艺，色彩艳丽，制作精细。如本品大吉葫芦钟上部葫芦腹部转花的底衬板和葫芦中间的绶带，以及钟盘都是用了透明珐琅工艺。
到了乾隆年间，由于宫廷对西洋钟表的热衷需求，广州这扇重要对外贸易窗口起到输入西洋钟表仪器的集散地，在广州口岸获得的西洋物品如钟表、仪器不断经过粤海关贡入内廷。清代档案对此记载颇多，如福建巡抚常赉、两广总督李侍尧、广东巡抚德保、粤海关监督苏楞额等都经常向皇帝进献钟表。
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月初二日，原粤海关监督德魁之子海存，将家中现存预备呈进的自鸣钟等项共105件，恭进给乾隆，被全部留用，其中钟表就多达32件。像这样进贡的钟表，乾隆时期几乎每年都有许多批，数量十分惊人。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等累计进贡钟表就达130件。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广州开始出现钟表制造业，到乾隆时期已经具备相当规模，成为我国生产自鸣钟的重要基地。在清代，广钟一直是广东地方官员向皇帝进贡的物品之一。
机芯
十八世纪，广州的钟表业在蓬勃发展，工匠们已逐渐经熟练掌握西洋钟表技术。乾隆年间，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策条件，广州成为宫廷御用钟表的重要生产基地，也成为内销的一大生产地。此时，广州的自鸣钟行业也日趋繁荣。据乾隆二十四年《广州府志》新增的一条记载：
广东崇正2021春拍拍品 清中期 广州钟表店水彩画
纸本 34×2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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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御制”款揭开尊贵身世
当2011年特丽夏·克鲁吉旧藏的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出现在国人面前，其精美绝伦的工艺就引起过热烈的讨论。由于缺乏文字资料，人们只能根据造型和装饰手法，以及和故宫旧藏的自鸣钟进行类型对比分析，来判断该钟可能出自宫廷。因为这座广钟无论是工艺的精美程度还是装饰的不计成本，都和故宫旧藏的自鸣钟有亲属关系，尤其是葫芦中间的绶带形态与乾隆收藏的作品十分相似。
由于广州钟表大多是为皇宫生产的进贡品，从创意到设计都必须新颖、奇特，又要符合帝王们的心理，故而在制作时可谓精益求精，件件都是难得的精品。从清宫现存的广钟藏品来看，广州钟表具有非常浓郁的民族和地方特色。
其整体外型多为房屋、亭、台、楼、阁等建筑造型，或者做成葫芦、盆、瓶等具有吉祥含义的器物形状，以象征“天下太平”。内部机械结构也相当复杂，除了通常欧洲钟表所具备的走时、报时、奏乐系统外，还有各种变幻多样的玩意装置。这些玩意或者以文字对联形式表达祝愿，由人持握展开，如“福寿齐天”、“万寿无疆”、“时和世泰”、“人寿年丰”等；或者以特定的景物搭配，使其具有吉祥祝福的意义。如以三羊寓意“三阳开泰”，以灵芝、仙鹤、鹿、佛手寓意“福禄长寿”等，这些都是中国所特有的。广州钟表还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即其表面多是色彩鲜艳的各色珐琅。
这种珐琅又称广珐琅，是广州工匠在西洋透明珐琅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文化元素发展起来的，其鲜艳透明，有黄、绿、蓝等颜色，珐琅上的装饰花纹细密繁褥，层层叠烧，很有规律，是其它地方的钟表所不具备的。这些特点在此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上也得到充分体现。而此钟上部葫芦腹部转花的底衬板和葫芦中间的带饰采用的透明珐琅工艺，钟盘边缘、钟盘外面四角的料石花、大吉葫芦边缘以及顶部的菠萝花采用的料石镶嵌工艺，钟体四周采用的雕刻精细具有浓郁西洋风格的金属雕刻工艺，都是典型的乾隆时期广州钟表所通常采用的工艺。
如今，藉住本品内部“大清乾隆御制 安佑宫 二”楷书铭文，则有了更为确切的证据说明本品出自宫廷。首先是这类楷书字体，我们可以在故宫旧藏中乾隆年间制作的自鸣钟、铜质天文仪器和铜胎珐琅上看到类似的铭文，使用的楷书字体也似出自一人之手。根据《雍正二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四月“十二日，郎中保德奉旨嗣后凡所做之对象，有可以刻得年号者，即刻年号款。”于是自雍正朝以降，宫中器物的刻款更为多见。而从中也可获知，这些刻有年号款识的器物，应该都是来自内务府造办处制造或订做。由此可知，这件自鸣钟并不仅是外形上接近宫廷式样，而是应属当年宫廷向粤海关在广州直接订制的产品，专门用来为皇家园林陈设使用。
安佑宫是圆明园内形制级别最高的建筑，偏处圆明园一隅，但规制备极，因为这座建筑是乾隆皇帝为了纪念康熙、雍正两位先祖，供奉御容的家庙。根据乾隆《御制安佑宫碑文》可知安佑宫“鸠工于乾隆庚申，而蒇事于癸亥”，可知安佑宫落成于乾隆八年。根据《穿戴档》提及安佑宫的活动，乾隆每月朔望都会去宫内拜佛，而从《内务府奏销档》一则关于燃料的规定，从中可知每月朔望安佑宫有喇嘛念经。可知宫内虽属家庙，但乾隆平日也用来举行佛事。乾隆时期，钟表数量骤增，宫中及园囿钟表的陈设非常普遍。
根据乾隆二十一年的不完全统计，当时各处陈设的钟表数量分别为：紫禁城内各宫殿四十二件、西苑瀛台等处九件、北海永安寺内三件、景山一件、雍和宫内三件、圆明园内各处九十件件、长春园内各处四十九件、清漪园内各处二十一件、静明园内各处六件、静宜园内各处二十七件、盘山行宫内三件、热河避暑山庄内各处十八。其中圆明园是陈设钟表最多的园囿。而且重点宫殿内钟表陈设密度加大，一间房子陈设多件钟表是很平常的，如：“养心殿陈设钟八架、重华宫陈设钟八架”。据清宫《陈设档》记载，仅宁寿宫东暖阁内狭窄的空间内陈设的钟表就有16 件之多。而考察宫廷中的陈设档案，可以发现乾隆时期的钟表在陈设时绝大部分都是成对摆放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本品款识安佑宫后会有个“二”，即说明本品当时只是一对中的其中一件。
雍正十二美人图中出现的自鸣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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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洛克艺术与中国传统的碰撞
巴洛克艺术的创作者们不会想到的是，具有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艺术形式，会在遥远的中国为钟表匠人们带来如此丰富的设计灵感。此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借鉴了欧洲精良的钟表工艺，华丽绝伦的外观融合浓郁的西洋风格和东方的吉祥寓意，并呈现出惊人的和谐统一。
《圆明园西洋铜版画·线法山正面图》
建筑屋檐上的凤首可与本品铜鎏金装饰互相对比
上部葫芦腹部转花的底衬板和葫芦中间的带饰采用的珐琅镶嵌工艺，鲜艳透明，有黄、绿、蓝等颜色，装饰花纹细密繁褥，层层叠烧，制作精细。钟盘边缘、钟盘外面四角的料石花、大吉葫芦边缘以及顶部的菠萝花又镶嵌料石，表盘正中更嵌以饱满圆形浓绿翡翠，更具东方神韵。
《圆明园西洋铜版画·花园正面图五》
门楼上的菠萝花可与本品互相参照
镶嵌鲜艳对比的彩色宝石和具有浓郁西洋风格的金属雕刻工艺，都是典型的乾隆时期广州钟表所通常采用的工艺，更是深得巴洛克艺术综合设计、奢华装饰之精髓，通过跳跃的色彩与图案式的符号突出精雕细琢的豪华观感，从而营造出凌驾于世俗之上的夸张与精致。
洋钟作为乾隆帝的顶级玩具，钟表匠师为钟表表平添出许多妙趣横生的附加功能，充分满足了当时皇室贵胄的猎奇心理，变换文字、音乐鸟、活动人偶、水法、行船、转花、滚球等复杂的演示功能，令人眼花缭乱，成为高级别钟表的又一大特色。在乾隆皇帝的关注之下，这种复杂的变动装置钟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一件钟表中，往往有多个不同形态的装置联动。
此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的钟盘上面布景箱用油漆彩画出房舍庭院、老树花藤，其间有蛮人献宝运动装置，体现乾隆帝身为大国之君的傲慢态度和所谓“使知朕所嘉者远人向化之诚，若其任土作贡，则中华大地何奇不有”的万国来朝之意。内层用横置转动的玻璃柱做成流水之形态，与漆画画面相映衬，一动一静，相应成趣。中部中间部分由紧密直立的玻璃柱组成水法景观，随着玻璃柱的转动，犹如一帘瀑布飞泻而下，水瀑四面由雕刻精细的铜鎏金花叶式柱支撑，遮掩，花柱和水瀑虚实相间，宛若天成。上部的大吉葫芦腹部中间为一朵大转花，周围围绕着十朵小转花，这些转花围绕着恒定的翡翠中心转动起来，宛如一个个转动的彩色皮球，令人眼花缭乱，故有“皮球花”之称。同时顶部的菠萝花也转动。运动与变化是巴洛克艺术的灵魂，此钟借水法、转花细节的巧妙运用，打破传统的平静与克制，体现出蕴藏于表象之下的蓬勃激情。
早在16世纪，巴洛克艺术的创作者们就在思索如何创造出更有立体感、纵深感、层次感的视觉空间，最大限度的体现艺术魅力。此大吉钟的材质运用有：铜、金、珐琅、料石、玻璃，铜、金是中国工艺品中较早就被使用的贵重金属材质，而且铜与金的颜色分别是红与黄，从而成为象征皇家奢侈和尊贵的颜色，珐琅、料石、玻璃则都是西方常用工艺材质，使钟看起来华丽且具有空间感与立体感。
此件大吉钟通体铜鎏金，满雕花卉，左右两侧面镶嵌铜雕贝壳形饰件和精微细腻的花叶饰带，呈严整的对称布局，下面四脚转折奇曲，有如“远瀛观”正门及正门上方的座钟形装饰，有如“海晏堂”屋顶玻璃蕃花葫芦顶，玫瑰花枝藤蔓缠绕有如龙头部般的高昂，以及园内多处可见的扇形贝壳、毛茛叶和矩形雕花边饰图案，使此钟所独具的律动特质与圆明园西洋楼不谋而合，呈现出有如建筑般的立体观感。
《圆明园西洋铜版画·海晏堂西面图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此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乃出自圆明园陈设。很可能是在英法联系洗劫之后流出外洋。本品反映了十八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诸多有趣现象，是乾隆年间的中国自主制造机械钟表珍品，而最特别的是座钟身上的几则款识为考证当年广钟的制作、流向以及陈设地点提供了极难能可贵的线索，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研究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