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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我们不能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在改革开始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为什么中国会如此贫困？是因为1950年至1953年朝鲜战争、始于五十年代末的大饥荒等。任何一个国家在经历灾难之后，恢复时期都会有相当快速的经济增长，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前半部分源于灾后的恢复，这是我要强调的要点之一。
要点之二，如果我们看日本战后的恢复和发展，韩国、新加坡、香港的发展，中国和它们对比，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大的特殊性。单纯看经济发展，中国实际上还不如韩国、日本、新加坡，因为它们都已经成长为发达国家，而中国距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完全不是奇迹。
但如果把中国和苏联、中东欧等国家对比，中国的确和它们很不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认为这是个谜，就是为什么同样是计划经济国家，其它的国家改革都完全失败了，而中国的改革至少有那么一段时间不是完全失败。所以，我长期以来的很多工作是在解释这个谜。
中国的改革有什么特点呢？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使得它有一段时间相当举足轻重的成功。
第一，它允许私营企业发展。私营企业已经变成了中国经济的主体，这个变化是不可思议的，现在越南实际上是步中国的后尘。只要允许私营企业发展，国家经济就会发展。
第二，中国在一段时间里融入了全球化的体系，这也与其它国家不一样。
从这两个特点看，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我的描述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时期是从九十年代末开始，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夕，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出现了问题。全球金融危机实际上给了一个掩盖问题的机会，使得它趁机推动了一个大规模的财政刺激，从而在短时间里暂时维持了经济的增长，但这不仅没有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内在问题的恶化。
中国经济早在2007年就已经出现问题。如果简单看统计数字，似乎高速增长一直持续到了2012年，但掩盖了统计数字背后的严重问题。为什么我会这样分析？刚才我已经讲了，经济改革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支持作用，最大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私营企业的发展，另一个是融入全球化体系，它们都是从九十年代就开始的。
与此同时，私营企业大发展和中国融入全球化体系紧密相联。实际上，在加入WTO之前，中国经济就已经非常快速地从无到有，部分融入了全球化体系；加入WTO后，就更进一步加快了融入全球化体系的步伐。如果没有巨大的私有经济发展，单纯地融入全球化体系是不够的，只有两者合在一起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崛起。
2007年经济就已经产生了问题？是因为在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出现了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早期“国进民退”的突出政策就是“抓大放小”。政府把比较小型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了，但重点不在“放小”而在“抓大”，这是政策的核心所在。
“抓大”就是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在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即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意思就是说，国有企业在资不抵债的时候不会破产，所以国有企业不会害怕破产，这就导致了国有企业胆子非常大，敢于借钱。
软预算约束问题，是所有经济改革失败的最基本原因。“国进民退”和努力壮大国有企业，就把国企不可避免的软预算约束问题都拉到中国经济里来。到了2007年的时候，国企做大做强很见成效，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也再次凸显，使经济产生了严重问题。
再说房地产行业。中国启动房地产行业的时间不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而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当时实行税制改革，中央把税收的大头拿走，小头留给了地方，但绝大部分公共服务以及公共开支都是由地方政府承担。在这个背景下，中央政府开放了土地市场，用这个办法帮助地方解决财政困难。地方财政变成土地财政，但土地财政的制度基础是全面的土地国有制，这是决定性的一环。
在全面的土地国有制的条件下，土地市场从来都不是售卖土地的所有权，而是出让土地的使用权和交易权，是买卖租期的市场。地方政府都变成了当地唯一的大地主，它们售卖出租土地的目的是为了寻求财政收入，因此地方政府就利用它的垄断权力，尽量抬高土地价格，采取减少土地供给就是主要手段之一。巨大的房地产泡沫是在土地国有制下，地方政府共同限制土地供给制造出来的。
为应对零八、零九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央政府采取的巨大的财政刺激政策，进一步把泡沫扩大化。那次财政刺激的重点就是房地产投资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直接投入的主体是房地产业。自从零八、零九年金融危机，采取了巨大的财政刺激之后，又产生了一个新形式的软预算约束，那就是地方政府。
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建立了一些融资平台，其实就是以国有土地为核心建立的空壳国有企业。当地政府把土地拨给融资平台，让它拿资产负债表到银行去获得抵押贷款，借出极其巨大的资金，光是金融危机那一段时间，就借出来上10万亿。这个数字现在已经没有人确切知道了。地方融资平台是国有的，不怕破产，敢借钱，所以借的数目特别大。
这是典型的软预算约束现象。此外，融资平台借的基本都是抵押贷款，这本身就非常危险。因为抵押贷款意味着把土地作为抵押资产放到银行了，变成了银行资产负债表里的资产。
当经济上行的时候，土地价值会上升，银行是安全的，但经济下行，就像现在的情况，土地价值下降，就意味着不仅仅是地方政府欠很多钱还不了，更严重的是把银行的资产搞坏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出问题。当房地产价格持续下降时，银行的资产价值会自动下降，可以导致资不抵债。这时，理论上说，银行就要破产。所以房地产泡沫膨胀实际上不仅仅是房地产自身，同时也给整个银行业，整个金融业，整个经济带来非常大的危险。
产业革命的产生是有制度条件的。如果我们看过去三次产业革命和这一次正在发生的产业革命，就会发现它们的发生地都发生在英美两国，这不是语言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英国和美国是同一类的制度、英美法系。英美法系对产业革命最重要的推动在哪里呢？金融市场。
为什么金融市场和产业革命有关？因为产业革命需要庞大的资金，所以首先要解决融资问题。当全新的技术产生的时候，它能不能发展，实际上取决于能否给它注入资本。向创新企业注入资本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全新的技术不成熟，没有市场。在市场上被接受之前，大部分的技术创新都会失败，只有少数会成功，怎么向他们注入资本，这依赖特殊的制度解决。
事实告诉我们，在整个技术创新演变过程中，最有帮助的就是金融市场，而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衍生物，就是风险资本。风险资本自50年代以来，一直是美国孕育、推动新技术革命性中不可缺少的基本制度。风险资本高度依赖法治，高度依赖司法体系，高度依赖金融市场。
当然全新的技术的产生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面，也是制度带来的，就是自由。只有在自由的制度下人才有想象力，而自由非常重要一部分就是自由的大学，教授治校的大学。
今天也一样，正在兴起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已经开始以指数级的速率在快速地发展，就要形成气候了，只不过它具体的会变成什么，仍然没有人知道。这就是产业革命的特点。产业革命意味着它产生出来人们事先不知道的东西，唯一能知道的就是产业革命一定造成“创造性破坏”。它一路破坏过去，一路地创造现在和未来。但是“创造性破坏”只能产生在适当的制度里。
过去中国在某些领域里之所以能够和世界的前沿追得比较近，背后有几个重要的条件。一是中国过去融入国际化不仅仅是贸易，也包括科学技术。由于融入了国际化，中国在科学技术上极大的得益于发达国家。
中国最优秀的人工智能方面的专家，绝大部分都是在美国训练的，包括在美国本土训练，也包括在中国本土美国训练的。例如微软公司在北京的亚洲研究院，是中国人工智能的黄埔军校。所以融入了国际，融入了全球化。但这些年来，继续融入国际化已经受到严重阻碍，甚至逐渐变成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