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回顾
2024年9月20日下午，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任中山大学人文发展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刘志伟教授应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之邀，在深圳大学汇文楼为深大师生们带来了题为《华南研究之路》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徐斌老师主持，深圳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常彧老师、历史系教授张小也老师以及历史系多位老师参加此次讲座。
一．华南研究为何？
讲座伊始，刘志伟教授向大家提供了几篇详细介绍“华南研究”的文章作为参考，并引用《华南研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实践》里的一段话：“近20年来，有不少海内外学者在华南地区从事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他们的研究取向逐渐被称为‘华南研究’。不过这个‘华南’的地域范围，多是从英文‘South China’的意义来理解，与中国大陆习惯所用的‘华南’不同。”刘教授向大家解释了“华南研究”是“以华南地区为实验场，力图在研究兴趣和方法上超越学科界限的研究取向”。所以，“华南”只是一个研究的实验场，而不是研究的目的。
1949年以后，海外的大部分中国研究学者不能直接进入中国大陆做研究，尤其是人类学田野调查，就多以中国香港新界、台湾地区以及海外华人社区，作为他们继续进行中国人类学研究的田野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国内外不同的学术视域和理论方法。国外将他们对香港、对台湾、对东南亚等这几个地方作的研究成果称为中国研究；而国内学者没有将这一类研究视作中国研究而是视作对个别特殊地区的研究——这就导致了早期国内外学者中国研究分歧之大。由于国外早期这几个研究地区在人文和历史上与闽粤地区有很深的渊源，所以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初，承接着这个研究传统的学者进入中国大陆。他们首先是进入福建、广东，与福建、广东地区的一些国内学者有了合作关系，而后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了中国大部分省区并延续至今，这便是我们华南研究的学术脉络。由此刘志伟教授就解释了为什么华南研究最初的背景是香港与台湾合作，同时还引出了华南学派共同的追求——通过地方的研究，对中国历史、社会、文化达至整合的、具备深度和广度的诠释。
二．华南研究之“前史”
刘志伟教授指出：人类学的影响直接体现在“华南研究”展开的实际过程中。追溯华南研究的学术传统，我们不能割断这些学者在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研究与华南研究的关系。
在香港，比较早期的是罗香林先生和简又文先生，罗香林先生延续了他在大陆做的民族学、民俗学的研究，直接契合华南研究学者的需求；而简又文先生重构香港史的叙述为华南研究奠定了基础；外国学者则是华德英（Barbara E. Ward）、华琛(James Watson)等，他们在香港的研究奠定了华南研究学者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上的基础。
在台湾，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张光直、李亦园等先生推动的“浊大计划”，整合了人类学、考古学、地理学、植物学等十多个多学科，为华南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也培养了庄英章、陈其南等与华南研究有着直接联系的学者，研究人类学的武雅士（Arthur P. Wolf）和孔迈隆（Myron L. Cohen）教授对台湾乡村社会的解释也直接影响了华南研究。此外，领导“浊大计划”的重要成员王崧兴教授，也对大批华南研究学者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综合研究上，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的《中国东南地区的宗族组织》和《中国的宗族与社会：福建与广东》也是华南研究学者重要的起点。
三．香港华南研究会
在讲完这一段“前史”后，刘志伟教授以香港华南研究会为引，开始讲述华南研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的发展。“华南研究”的名称起源于香港华南研究会，而香港华南研究会先后经历了“热身”、“融合”和“发展”时期。
“热身”
在热身阶段，在1976年，萧凤霞(Helen F.Siu)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开始珠江三角洲的乡村调查；1976年，科大卫(David W.Faure）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随后开始口述乡村调查历史与收集民间文献计划；1977年，王崧兴教授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1978年,华德英(Prof .Barbara E.ward)应邀出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访问教授(1950年开始在香港进行人类学研究，曾于1967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教授)；而在1979~1981年，在王崧兴、华德英教授指导下，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开展高流湾研究计划。
“融合”
一个重要的契机预示着融合阶段的到来。1985年萧凤霞教授在美国拿到了一份中美交流合作基金，于是萧凤霞教授来到中山大学，与历史学者陈春声和刘志伟教授合作，在中山小榄进行人类学研究;同时，科大卫先生也在珠江三角洲进行地方历史研究。在这个契机之下——1988年，香港华南地域社会研究会(后更名为“香港华南研究会”)成立，刘志伟教授在科大卫教授主持开展的“珠江三角洲传统乡村社会文化历史调查计划”下与陈春声、罗一星、戴和等合作，在番禺沙湾、三水芦苞、南海沙头开展田野调查。到了1988年，科大卫先生又主持了一系列新的计划。与此同时，在1989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家武雅士(Arthur P.Wolf)与台湾中央研究院人类学所庄英章带领的人类学者与厦门大学杨国桢、陈支平、郑振满等合作，开展了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计划。
1991年，随着研究会的发展，在萧凤霞教授和陈其南教授主持下，启动了一项名为“华南传统社会文化形态研究计划”的合作项目，简称为“华南计划”：计划的主要参与者是香港、广东、福建的历史学者，旨在“结合人类学的田野研究和历史学的地方文献分析”，对华南社会文化的主要层面进行深入的历史考察。该计划把人类学者和历史学者、研究闽(含台湾)和粤(含香港)的学者等聚集在一起，大家无拘无束地交换研究心得，在历史现场的考察中思想碰撞、触发灵感。在激烈的争辩中，发展起一种关于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取向，形成了渐次清晰的理论思考，甚至建立起一种富有特色的研究模式，不仅影响了计划参与者，也影响了一大批学生跟进研究。
刘志伟教授同我们分享在这个计划中大家的工作方法：“我们是每两个月到一个人的研究地点，在那里待上五到七天。白天就去找材料，晚上就开始讨论……（讨论）到两三点钟结束，讨论的方式基本上都是‘打架’，就围绕着一个点讨论若干天，然后一起考察该社区，解读当地现存的历史文献……”，“只由研究这个地方的人来报告，其他人都去批评他……然后他就反驳……”虽然每个人表达方式不同，但是其背后的历史观及使用的历史研究方法趋同。这样的考察方法同样值得当下的我们借鉴。
“发展”
接着刘志伟教授为我们讲到了现在的发展阶段：1993年，陈春声等大陆学者加入香港华南研究会;可惜的是陈其南离开香港中文大学，“华南研究”计划中止，但计划主要成员在华南研究会以及蔡志祥主持的“在乡商人项目”等计划下继续合作。1995年，科大卫在牛津大学主持召开闽粤地区国家与地方社会比较研究讨论会，之后《植根乡土：华南的地缘》（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一书出版，《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后更名为《田野与文献》)创刊，第一届华南研究年会举办。1997年，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成立。
到了21世纪，在教育部重视下，2001年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成立，随后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0年，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卓越学科领域计划“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启动，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香港设立的研究机构，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成立。
作为本节的结尾，刘教授引用了萧凤霞教授的一段话：“华南研究是一群结合人类学者和历史学者的合作计划。他们共同对过去学科壁垒分明的情况感到不满，努力追求超越学科藩篱的可能性。他们提倡用科际整合的方法研究香港、华南以至华人社会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他们组织田野考察的工作坊，结合参与观察和口述历史的方法，推广对地域历史、社会和文化的理解。与此同时，他们也把华南放在一个连接中国和海外的广大的脉络中，把焦点放在‘地域社会’，强调结合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历史学对地方文献及档案的运用和解读的方法。”
以及黄应贵先生在《进出东台湾:区域研究的省思》中提到：“……核心成员之所以能持续参与并主导整个研究，主要还是在于核心成员一直有一个学术共识与理想：由地方调查了解到平民的日常生活与想法，来改写中国史。也就是这个学术志业与共识，造就了‘华南研究’。”以此表达“华南研究”的共同追求。
四．学术渊源·民俗学研究
在讲完华南研究的发展历程后，刘志伟教授又讲到华南研究的学术渊源。
首先，刘教授提到了二十年代之初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俗学运动：1918年2月1日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成立近世歌谣征集处；1920年12月19日，成立歌谣研究会，由沈兼士、周作人为主任；1922年出版《歌谣》周刊；1927年顾颉刚到中山大学，创建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民间文艺》《民俗周刊》，设立风俗物品陈列室，举办民俗学传习班，编辑出版了36种民俗学会书籍。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到中山大学，歌谣运动逐渐演变为民俗学运动，在这期间各类学者都参与到这场运动当中——特别是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这时渴望突破学科壁垒的学术追求已经出现。
这一次运动还指明了一条很重要的研究方向：刘教授引用了《民俗》发刊词中一句很响亮的口号：“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来认识民众！”。他认为我们要真实体会民众的欲求，民众的观念，民众的心态，体验民众的生活，这样才能深入到民众中间，通过这样才能认识整个社会，才能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并建设全民众的历史。同时刘志伟教授也指出，尽管这条口号已经喊出去了一百年，但这条路才走出了第一步，路还很长。
当然，除了民俗学研究以外，刘志伟教授还提到了人类学在中国的研究并列举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与学者：葛学溥(Daniel Harrison Kulp)《华南的农村生活——家族主义社会学》；国内著名学者林耀华、费孝通、陈达等等；施坚雅(George Wiliam Skinner)《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中国东南地区的宗族组织》与《中国的宗族与社会:福建与广东》；当然也少不了华德英的《从人类学看香港社会》（Through other Eyes: An Anthropologist's View of Hong Kong）。
五．总结
在一个半小时的讲座中，刘志伟教授以他数十年来的人生与学术经历，为我们讲述了何为“华南研究”，以及四十年以来“华南研究”的学术脉络与学术渊源。从他生动的讲述中，我们得以跨越时间的阻隔，亲身体会那一段四十年的华南研究史，并从中重新思考我们自身的历史研究方向、方法与意义。
讲座末尾，刘志伟教授谈到今天学术的转向——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并给出为何会有如此转向的原因：“明清社会经济史从最本质上来说有一个社会科学的追求，有一个社会科学的局限，同时也必不可少的要有一个理论的观点。要提出新问题，因为社会经济史在二十世纪对于传统史学本就是一个新的领域。”而需要提出新问题就需要新材料，需要向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发展，也就是今天历史人类学的发展方向，所以今天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需要走进田野，走进地方生活，重视民间文献，研究地域的、局部的社会，要解构士大夫建立起来的一套历史。
最后，刘教授引用魏斐德先生在《大门口的陌生人》一书中的导言：“当然，并没有两个不同的世界。绝不可能在这种地方历史与民族的或帝国的或世界的历史之间划一条简单明了的界限。但难道不正是这一汇合造成了此时此地的历史吗?中国村民向一个英国人投石头，巴麦尊在伦敦白厅发怒，白厅向北京施加压力，广东省一个农民被斩首。地区发生的事情编织进了世界历史，中国发生了变化。结果是，研究太平天国的根源，成了另一种研究，即分析一个新的历史单位:广州、广东、华南——它有着自己的一致性。让我们致力于地方史的研究吧。”
细细品味这段导言之后，刘志伟教授指出：我们要重视地方史，将地方史融入到世界史之中，再同华南研究的那一批成员所做的一样，打破士大夫的历史并构建民众的历史从而改写中国史。
最后，在全场师生的热烈掌声中，本次讲座圆满落幕。
主办单位|深圳大学历史研习社
文案|刘一凡
摄影|刘浩然、许世祺
来源：深大历史研习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