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是由复旦发展研究院和丰实集团共同打造的中美关系研究的学术平台
2024年11月22日,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任命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研究员、前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助理国务卿帮办黄之瀚(Alex Wong)为首席副国家安全顾问,即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二号人物。此前,另一位华裔政治人物张振熙(Steven Cheong)也被任命为白宫通讯联络主任。这一任命不仅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政策走向的关注,也凸显了亚裔政治人物在美国决策层的崛起。作为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重要外交官员,黄之瀚参与了美朝峰会谈判、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并多次以强硬立场表达对华政策的见解。此番任命,是否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将在对华政策和台海事务上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战略?黄之瀚的专业履历与坚定立场,将如何重塑美国的外交棋局?本文将从其经历和政策主张切入,解析以黄之瀚为首的“华人面孔”对特朗普政府未来外交政策的潜在影响。
候任首席副国家安全顾问黄之瀚
来源:The Korea Times
黄之瀚1980年出生于纽约,为第二代美国华裔移民,从小浸润在广东话环境下。其父母早年由广东移居香港,后辗转赴美成为专业中产阶级。其母是新泽西州富兰克林湖市的办事处的房地产经纪人,而他的父亲是纽约州埃尔蒙特市一家国际货运公司 U.S. Group Consolidator 的物流销售经理。
作为一名被寄予厚望的移民之子,黄之瀚实现了从藤校学子到律政精英的蜕变。他本科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修习英语文学和法语专业。2007年,他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并任职《哈佛法学评论》、《哈佛国际法期刊》的编辑。在哈佛法学院就读期间,黄之瀚遇见了华裔移民二代Candice Chiu,两人随后在2014年结婚。
毕业之后的黄之瀚担任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珍妮丝·布朗 (Janice Rogers Brown) 的书记员,并进入了华盛顿的科文顿·柏灵律所(Covington & Burling),任职国际贸易法事务的合伙人,为多家大型国际企业服务。
同时,黄之瀚也初步涉猎华府的国际法律事务。2007年至2009年,黄之瀚担任国务院伊拉克法治顾问,负责设计伊拉克司法部门和反腐败法律政策。2012年大选期间,黄之瀚担任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的外交和法律事务主任,进入共和党政策圈。2015年5月,他开始担任当选参议员科顿(Tom Cotton)的首席外交、国家安全和法律事务顾问。
作为一位资深的技术官僚,2017年,黄之瀚低调地加入了特朗普政府,担任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中专责朝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并领导国务院实施“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作为一名政务官僚,他推动了一系列“以经济为导向的政策和计划”,以建立双边、多边和私营部门伙伴关系,战略性地扩大高标准基础设施投资,实现贸易关系和能源流动多元化,并改善南亚、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投资环境。
黄之瀚在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的主要政策作品是设计了特朗普引以为傲的“特金会”,这可能成为特朗普再度引荐他进入政府的主要原因。特朗普在任命声明中特别提及,黄之瀚在他第一任期内担任北韩问题特别副代表,协助他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历史性的峰会谈判”。而候任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Mike Waltz)也提及,黄帮助(特朗普)与金正恩进行历史性的峰会谈判,稳定了双边关系。
他在朝鲜半岛事务上体现了务实与强硬并行的风格。黄面对的棘手难题是如何执行美国对朝的国际制裁,切实阻遏朝鲜半岛的核扩散进程。在特朗普的个人外交策略下,黄之瀚协助筹备和推进美朝领导人直接对话。他认为,通过高层峰会直接处理朝鲜问题能够打开僵局。这种方式虽未达成实质性无核化协议,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朝紧张关系,并稳定了地区局势。
黄之瀚高度评价了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新加坡峰会达成的四大承诺(美朝关系转型、永久和平机制、全面无核化、共同努力弥合战争创伤),并将其视为未来美朝关系的基础。他认为,这些承诺可以为朝鲜半岛的稳定转型提供蓝图,并最终实现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除此之外,黄之瀚还认为,朝鲜政府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倾轧争斗现象,因此不如绕过官僚直接与金正恩沟通。他表示,2018年在平壤高丽酒店会见朝鲜高层人士时,“朝鲜官员在美国谈判团面前公开贬低其他部门”。因此,黄之瀚提议“应该绕过外交当局等官僚组织,构建与金正恩的‘核心亲信’直接沟通的渠道”。他认为,“朝鲜的政府和党组织卷入过度的竞争,合作消失,事实上处于瘫痪状态”,认为难以与外交当局进行谈判。
黄之所以积极推动元首外交,除了特朗普个人的偏好外,还在于其对半岛核扩散前景的审慎评估。在2020年哈德逊研究所举办的一场论坛中,黄之瀚表达了对无核化谈判潜在失败的担忧,强调如果政策失误,可能引发更广泛的核扩散风险。黄之瀚强调,美国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依然坚定。尽管他承认过去几十年无核化谈判的失败教训,他表示美国将继续通过国际合作和对话推进这一目标。他特别提到,制裁依然是传递信息的重要工具,向朝鲜表明继续追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会加剧其经济和政治孤立。
黄之瀚提出,无核化进程的成功不仅对美朝关系至关重要,还将对整个地区安全与繁荣产生深远影响。他提议,建立朝鲜半岛的和平机制可以带来更安全的海上航线、更多的经济连通性,以及更高的生活水平。同时,他认为,和解进程也可以降低地区军事部署压力,将更多精力放到和平建设上来。
另一方面,黄之瀚主导了美国针对朝鲜的制裁执行、反核扩散和网络活动遏制等行动。他在政策上注重多边合作,通过强化与韩国等盟友的协调机制,巩固制裁力度,同时关注具体事务如南北旅游合作和跨境基础设施项目,体现了在制裁与合作间的平衡。黄之瀚主张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同时保持与朝鲜进行直接对话的渠道。他明确指出,美国愿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前提是朝鲜需要展现认真对话的意愿。
作为华人后代的黄之瀚自然也不会拒绝在对华事务上大展身手的机会。黄对中国立场强硬,他在2012选战期间曾批评奥巴马对华政策软弱。而在2023 年 10 月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中,黄将中国描述为“一个利用自由国际秩序而崛起的国家”。他将所谓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少数民族政策、实现领土主张的行为”视作这一主张的论据。
黄也是2024年大选期间“对华终局辩论”的参与者之一。这一辩论的要点在于探讨特朗普开启的美中战略竞争政策的最终目标为何。黄之瀚认为,对华政策的终局存在两种主要立场,一种是接受目前中国的发展模式并与之共存(即“稳定态”),而另一种声音则主张更加激进的进攻政策(即所谓“制胜派”的主张)。针对两种意见的冲突,他认为这两种立场并未形成明确界线,多数政策倡议有重叠的空间。
黄认为,应该把中国的国内和国际动态融合地看待。他宣称,中国通过“不对等贸易政策、技术窃取、国家补贴”以及“内循环”战略,有意识地强化自身在全球体系中的战略杠杆,同时削弱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和技术优势。这种反互惠的行为背后,是中国通过减少对外依赖并增强外界对中国依赖来获取地缘政治优势的策略。他宣称,因为中国政府的国内合法性与国际政策相联系,美国必须实施“挤压策略” (Extrusion Strategy),切断中国利用国际体系获取外部资源的路径。
他明确指出,这种竞争将引发更高的紧张和不稳定,甚至可能导致冲突,且其危险程度超过冷战,因为“中国的战略直接侵蚀美国利益,无法通过间接对抗加以缓解”。尽管如此,他强调,美国不能因此放弃对“自由秩序的维护”,也不应屈从于“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反制”。
在国务院和国会任职期间,黄实践了系统性的对华遏制政策。第一个方面是全面加强对台接触, 大打“台湾牌”。2018年,黄之瀚以助理国务卿帮办身份“访问”台湾,成为《台湾旅行法》鼓励美台高级官员互访之后的首位访台高官。他在美国台湾商会谢年饭上表示,“美台关系并非一种交易”,而是深植于双方共同的长久价值,“美国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会一直是台湾最紧密的朋友和伙伴”。
来源:路透社
第二个方面是通过国会咨询推动系统性的对华法案议程。拜登在任期间,黄之瀚在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中任职。据黄表示,该委员会有20多个雇员,很多人可以讲中文普通话,能对中国内部动态形成深度的理解。在此期间,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政策建议为国会特别是共和党鹰派涉华立法提供了切实支持,例如推动取消驻美香港经贸办的待遇和地位、限制TikTok等社交媒体的运营等。其最终影响集中体现在今年9月国会的“中国周”,期间推出了近30项针对中国的法案,包括经济安全、港台问题、国际组织等议题。
在立法过程中,黄特别关注中国试图在技术领域超越美国的战略,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和军事领域,这些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技术领先地位构成威胁。黄认为,美国应严格限制与中国的联合研发合作,特别是在可能具有军事用途的技术领域。他还强调,制定有效政策的关键在于认识到“中国政府的反互惠本质”,推进互惠性政策,并加强对国际规则和协议的执行。
黄之瀚的个人背景与其政策倾向密切相关,从其家庭背景、教育经历到职业路径,无不深刻影响着其对外交政策的价值观和实践策略。作为第二代移民,黄之瀚成长于一个崇尚努力奋斗的华裔家庭,其父母从广东移居至香港,再辗转来到美国,以专业中产阶级身份为家庭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这种移民奋斗故事与个人背景,使黄对“美国梦”价值观和社会流动性有深度的认同。他的藤校教育经历,尤其是哈佛法学院的学术训练和精英法律实践,使其形成了“以规则为导向、强调国际秩序”的政策视角,这在其对中国利用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的批评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此外,黄之瀚的家族关系对其政策倾向也有潜在影响。他的家庭与香港有历史渊源,而香港在其职业生涯中也多次成为其政策关注的焦点之一,并推动相关立法议程。他的妻子被台媒认定为来自台湾的移民后代,也被视为其对台湾关注的原因之一。
无论是在国务院担任东亚事务官员期间积极推动对台政策,还是在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任职期间系统推动对华遏制法案,黄的政策取向始终强调通过多边合作和法治手段,维护美国及其盟友在技术、经济和军事领域的领先地位。他对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技术的关注,展现出其对于中美技术竞争的敏感性和危机意识。这种产业技术焦虑及政策主张,或许也与其个人长期从事跨国企业的法律咨询工作有关。而其从事国际贸易的合规性评估经验,也将对其推动更具体更系统的制裁工具体系奠定基础。
在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和安全架构中,亚裔高官的角色不仅体现了专业化与政治忠诚度的结合,也传递了特定的战略和政治信号。以黄之瀚为代表,特朗普政府中的亚裔官员展现出显著的技术官僚特点,他们在国际事务、经济政策以及国家安全领域具备深厚的专业经验,尤其是在中美关系和印太战略的核心议题上占据关键位置。因此,其任命的核心逻辑不是基于其族裔身份和多元代表性,而是优绩主义的专业水平。
黄之瀚作为首席副国家安全顾问,其政策团队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的重要推动力量,负责从台海局势到技术脱钩的广泛议题,而其明确的对华强硬立场与特朗普政府的整体外交目标高度一致。与此同时,像白宫发言人张振熙(Steven Cheong)这样的亚裔官员,则从政策宣传的角度参与政府议程,通过精准传达政府意图和政策信息,为特朗普的外交策略提供支持。
张振熙被任命为新政府的通讯主任
来源:美联社
特朗普的这一任命不禁让人想起前国务院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也是黄在哈德逊的同事余茂春(Miles Maochun Yu)。余茂春出生于中国,后移民美国并进入学术界,以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强烈的反感和敌视著称。他的主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强硬政策奠定了战略理论基础。相比之下,黄之瀚的背景体现了从技术官僚到政策执行者的转变。作为华裔移民后代,黄更专注于具体政策的执行与外交实践。他在对华政策上与余茂春的思想一致,同样持强硬立场,但其重点更多放在如何通过行动方案实现政策目标。
从政治动机的角度看,特朗普任用华裔高官不仅是基于个人能力的评估,更服务于更大的政治和外交目标。在能力符合,忠诚可信的前提下,任命技术性较高的中高级少数族裔官员具有“锦上添花”作用。
一方面,任命多位亚裔高官可以向亚裔选民示好,强化共和党在这一群体中的政治支持,尤其是在关键摇摆州中影响选情。根据全美广播公司(NBC)的出口民调,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亚裔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率较2020年增加了5个百分点,达到39%。不仅是亚裔,特朗普在拉丁裔、非裔选民中的表现也获得突破。《大西洋月刊》据此指出,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揭示了一个新兴的共和党多族裔工人阶级联盟的诞生,而黄之瀚、印裔的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和拉丁裔的卢比奥(Marco Rubio)在特朗普政府内部的跃升也印证了这一选民基本盘的转移。
另一方面,选择包括黄之瀚在内的多名华裔官员,也具有对中国博弈的象征意义。这种任命传递出美国对中美竞争的明确立场,同时通过这些亚裔高官对华强硬的政策主张,进一步强化了特朗普政府在国际社会中展示的对华强硬形象。这种双重意图既有助于巩固国内政治支持,也能通过国际舞台传递清晰的战略信号。通过亚裔官员在政策设计和执行中的独特角色,特朗普政府希望在国内外两条战线上实现政治和战略目标的叠加效应。
黄之瀚的任命及其政策取向对中美关系、区域稳定及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可能产生深远影响。在中美关系方面,黄之瀚的强硬立场可能推动特朗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采取更具有对抗性的举措。
他对中国在技术、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国家方略和发展模式持明确批判态度,强调通过“挤压策略”削弱中国获取国际资源的能力,这一政策主张可能加剧中美关系的紧张。尤其在经贸、科技与台海问题等交叉领域,美国可能采取更多系统的限制性措施和制裁手段,如技术脱钩和投资筛查,同时强化对台湾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深化中美之间的跨领域博弈。此外,黄之瀚的上任可能将过去几年共和党的强硬对华立法议程带入白宫,并更高效地协调国会和政府的涉华议程,将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等激进提案付诸实践。
区域稳定方面,黄之瀚的对台政策可能显著加剧台海局势的紧张。他曾多次公开表达对台湾的支持,推动美台关系升级,其政策主张可能促使美国在军事、经济和外交层面进一步强化对台湾的承诺,这无疑将增加军事冲突的风险。
同时,黄之瀚的政策背景与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高度契合,可能增强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延续性。他可能通过整合盟友资源,推动更加紧密的印太联盟建设,以对抗中国的地区影响力。这种联盟深化不仅涉及军事合作,还将延伸至技术、能源和经济领域,为区域内的战略平衡带来新变数。
在朝鲜半岛政策方面,黄之瀚的政策可能延续其“强硬与务实并行”的传统,通过多边制裁、直接对话和区域合作相结合的方式,试图在无核化与地区稳定之间寻求平衡。然而,这一政策路径能否真正打开朝鲜问题的僵局,仍需看特朗普政府是否能够在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中精准把握节奏,同时避免将朝鲜进一步推向与中国或俄罗斯更紧密的合作。
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黄之瀚的任命也反映了亚裔政治人物在美国政坛的持续崛起趋势。作为一名华裔高官,他的进入为亚裔群体在美国政治领域提供了重要示范,可能激励更多亚裔参与公共事务。
然而,这一任命同时也可能强化外界对亚裔官员在对华事务中所扮演角色的固有认知。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任命亚裔高官不仅能够展现内阁的“唯才是举”形象,还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然而,这种多元化是否能够切实推动美国内部对亚裔群体的社会认知改观,仍取决于亚裔官员在政策实践中的表现及其对美国整体社会的影响力。
展望未来,黄之瀚的政策走向和行动将成为观察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中美关系和印太战略的关键指标。他所推动的政策将如何平衡对抗性与稳定性、联盟整合与单边行动,将直接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下一阶段形态。
参考文献
来源|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
作者|李亚琦
排版丨张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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