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作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文明创造标志之一，大运河宛如一部“巨著”，有着极其深厚博大的内涵。790公里，是大运河在江苏大地径流长度，江苏拥有大运河全线最长的通航里程、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最广阔的覆盖地域。2014年6月22日，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0年过去，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先后启动，并成为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江苏更是今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唯一重点建设区。本刊记者专访著名文化学者贺云翱教授，从多元视角解读大运河的历史价值、文化地位和现代意义。【记 者】 众所周知，大运河代表着古代中国农业文明的辉煌，是水运时代、农业文明时代的生命线和能量来源。今天，大运河更多被视为“文化遗产”，但其仍在现实生产生活中承担运输功能，您怎么看这种共存性？【贺云翱】 首先要明确，大运河的功能主要是“交通运输”，离开这个核心视角，就无法真正认识大运河。“交通运输”乃是人类文化与文明发展的关键推动力。依靠“交通运输”，人类才能走出“孤岛”状态，从而实现人、族群、生产原料、技术、物产、思想乃至不同文化与文明的流动、分享、合作、交融、创造，否则人类文明不可能有进步。在古代，最便捷、最高效的交通运输方式就是水运。这是认识大运河最重要的视角。作为古代超级水利交通工程，大运河在千年岁月中，一直承担着沟通南北人员、物资运输和文化流动的大动脉功能。进入工业时代，社会主流运输方式发生变化，内陆水运整体呈现下滑趋势。1901年，清政府宣告停止漕运，千年漕运史的终结，确实让大运河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潮期。如今，大运河虽然不再是南北交通的主流大动脉，但并不说明它只剩下文化遗产功能。在现代货运上，水运仍然具有重要地位，凭借其低成本、低能耗、高载量的优势，尤其在大宗物流运输中仍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国家层面对开凿运河的便利性及建设全国性水运网络的战略前景也获得重新认识。2002年，“京杭大运河”被纳入“南水北调”的东线工程。2022年，大运河实现100多年来的首次全线水流贯通，为全线复航创造条件。如今，大运河全线通航里程为1442公里，其中全年通航里程为877公里，江苏段687公里，占78%。可见，大运河江苏段是全线通航条件最好、船舶通过量最大、社会经济及生态效益发挥最为显著的区段，不仅是国家水运主通道，也是江苏“两纵四横”干线航道网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日通行船舶达5000—10000艘次，全线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其中苏北运河是国家北煤南运和南水北调的黄金水道，苏南运河则是大宗建材、生产资料等物资的主要运输通道。所以说，大运河是“活的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仅是历史的，还是现代的，不是静止的，而是活态的和富有创造力的。【记 者】 今天我们在谈到大运河时，更多关注的是它的文化价值。这是出于什么考虑？【贺云翱】 21世纪以来，文化战略成为世界性话题。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适应这一形势，也开始高度重视文化问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大运河的身份发生了里程碑式的转化，即从一般性运输河道转变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富有历史意义、当代意义和未来意义的重大国家文化工程，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国家级以文化为引领的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项目。2014年6月23日，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大运河的价值评述是：“大运河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水利工程杰作。大运河起源古老，规模巨大，不断发展，适应了千百年来的环境，提供了人类智慧、决心和勇气的确凿证据。大运河是人类创造力的杰出范例，展示了人类在直接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巨大农业帝国中的技术能力和对水文地理学的掌握。”细细品味这段话，可以看出作为“世界遗产”，大运河的文化价值源自这样一种宏大、持久、深沉的工程智慧，即“天人合一”。大运河巧妙地把我国东西向河流进行了连通，打通了海河、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等五大水系，实现了人力工程与天然水道的一体化交通，包含着大量的科学智慧、工程技艺、治理才华、管理经验。翻开中国历史，我们就会知道古代中国的大运河开凿、管理、运行本身就是一种国家文明运动，而不仅仅是一项纯粹的交通、水利工程。【记 者】 如何理解“大运河本身就是一种国家文明运动”？【贺云翱】 这可以从中国历代的大运河工程总是由国家最高当权者主持这一现象中寻找原因。从直接原因看，漕运通道是历代统一王朝的生命线。大运河涉及漕粮征收、运河河道、水工设施（闸、坝、堰）、仓储设备、运输船只、漕运管理机构等，构成复杂的漕运系统。有文献记载：北宋每年经大运河输送首都东京（今开封）的漕粮有600万—700万石，最高达到800万石。明代宣德年间，经大运河运送首都北京的漕粮达到670多万石。从明代成化年间起，正式规定漕运总额为每年400万石。这个制度一直沿用到清代。从深层次原因看，古代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中华民族的统一与融合、中国国土的长治久安，都需要一条纵贯南北的水上大通道，它就是“中国大运河”。喜马拉雅造山运动造成中国绝大多数自然大河都是从西向东流淌，并最终进入太平洋，只有少数较大河流进入印度洋或北冰洋；形成从西向东逐级降低的“三级阶梯”，使中国的平原集中在东部，西部则以山地为主；东西走向的长江、黄河、淮河等自然大河及其流域创造了古中国文明，给中华文明不同文化板块的诞生、发展与碰撞提供了运动空间。但它也有缺点，就是容易造成南北阻隔甚至分离：三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宋辽金等分裂时代，几乎大都以秦岭—淮河—长江区域为界。再加上自然气候、土壤、水量、农业品种以及民族、移民及人口分布、民族冲突等各种原因，中国存在经济重心不断南移而政治中心必须在北方的“二元空间结构”问题。中华文明如果要持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对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所导致的自然大河彼此分隔所形成的多元文化板块进行联通和整合，否则，南方和北方之分离、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之分离、“陆上丝路”及“草原丝路”与“海上丝路”间之分离等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土地上唯一的南北贯通而且是联通所有东西走向自然大河包括海洋的大运河，实际上是一个人工重新建构的贯通南北、联接东西的巨型水系流域和水运网络系统。大运河就是重组和改善因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的中国自然大河格局并解决诸多问题的一种最重大的工程措施。我们视之为中华文明“天人合一”运动机理的最重要的实践成就。【记 者】 您多次提及“天人合一”，这既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命题，也是大运河为何能成为活态的中华文化标识的关键所在吧？【贺云翱】 大运河的开凿、发展与兴盛的历程就是一部中华文明演进史，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不断丰富、联动、升华的历史。其本身体现出了“天人合一”的工程智慧和文明特征。从工程智慧看，大运河作为人工河流，之所以有强大作用，是因为它借助于数以千计、万计的自然河流、湖泊、海上运道的优势，构成四通八达的水上运输系统，支撑着一个大国的物流体系。同时，沿着水运道路，还有陆上驿道的修建，使之形成水、陆相辅相成的行水供水系统与交通系统，使中国这样一个国土大国拥有了无与伦比的水陆皆备的交通命脉，使大运河沿线区域在隋唐时代至明清时代长达1000多年时间里成为中华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与自然进行互动和协调的过程。中国大运河的发生和发展大体上符合这样一个原理。超越“上苍之手”，大运河重构了中华山河及交通体系，这样的伟大创造，也是确保中华文明持续发展未曾断裂的重要支撑条件。至少从隋唐开始，中国的政治中心再也离不开大运河。所以说，大运河是切合中华民族需求，顺应中华文明内在发展规律，重构中国宏观山川水系，整合中华文明不同文化板块的伟大工程与动力体系。它的创造性已经深深嵌入中华文明数千年发展进程之中，并且还会深刻参与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进程。【记 者】 农业时代，串联南北的大运河是改变中国经济文化结构的重大力量；今天，大运河是否还具备这种影响力？【贺云翱】 中国5000年文明进程中，早期的中心还是在中原至关中一带；到了唐代中晚期，出现“扬一益二”，江南税贡始占主体；宋代“苏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元明清江南区域成为国家经济文化中心，直到民国成为胡焕庸先生发现的“胡焕庸线”所概括的现象，在这条线的以东区域，大运河正居其中。这种现象一直影响到今天的长三角、京津冀、长江经济带、沿海及东部发达地区等国家经济文化格局的出现，它们与大运河所处地理空间仍旧高度契合。如大运河一线的城市带仍然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带；又如今天的南水北调东线、贯通中国南北的运河生态大走廊仍然在大运河一线。这种高度关联、古今一体，正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出发点，也是实现历史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及让文化遗产参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契合点。目前，中国经济和人口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不论是政策上施行西部大开发，还是新能源革命、数字经济等技术助力，东、西部地区社会发展不均衡的总体格局依旧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不少专家将发展助力转向“水运”这一古老的运输方式，国内从北到南都存在众多的河网，且主要大河都是东西走向，通过开挖新运河重新构筑南北联系，可以形成东西南北皆可大致就近通达的水运网络。这种水运网络的大规模建设将使得中国内陆地区的运输成本维持在接近于海运的很低水平，就可以将诸多产业向中国内陆转移，以充分利用中国内陆的未充分开发的土地和更廉价的其他各项生产要素。据悉，“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南线路通航以后，运往南方的煤炭等大宗货物每吨的成本降低50至60元。由于大宗货物的运输量非常大，并且是最基础的能源和原材料，它们的成本降低会对整个经济产生巨大的甚至全局性的连带效应。根据交通运输部印发的《内河航运发展纲要》，到205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实现东西向跨区域水运大通道高效畅通和南北向跨水系联通。一旦实现这样的“新水运时代”，以大运河为代表的中国运河水网将连接起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有效实现众多产业转移和充分的区域协同开发。这是中华民族未来长远的国运所在。大运河可视为中华文化持续发展的核心轴。在长达2400多年的运行历程中，它在国家统一、南北经济发展、多样文化交流、城市集镇成长、中外商贸流通等方面发挥过巨大作用。在文化遗产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时代，中央提出大运河文化带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略，不仅将充分发挥大运河沿线巨大的交通运输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还能赋予运河沿线城市线状文化空间的联动分享价值和新型人文经济产业协同创造价值。见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大运河，也必然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程中大放异彩。
来源：《群众》杂志2024年第16期，原题为《何以运河：为中华文明重构山河的千年工程——专访贺云翱教授》
作者：本刊记者
责任编辑：何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