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功绩，是由人的邪恶造就的吗？
文化
2025-01-10 13:01
北京
《钢琴家》
我们如今仍然生活在一个矛盾的时代，一边是浮躁庸碌、娱乐至死的现代图景，另一边，战争仍在继续，贫穷、暴政、歧视、流亡也在继续，人类在不断探索知识前沿、为文明垒砌新瓦的同时，仍然在互相残杀、互相压迫、互相嫌怨。为什么？为什么人们要彼此隔绝、彼此憎恶，为什么会有一次又一次的战争？这是希罗多德千年前便开始探究的问题，也是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感到好奇的问题。卡普希钦斯基是波兰的传奇记者，曾亲历二十七场革命和政变，四十余次被拘禁关押，四次被判死刑。他是马尔克斯眼中“真正的大师”，阿特伍德眼中“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见证者”。和希罗多德一样，他的探索不只停留于脑中，而是不断出发，用旅行和记录传递人类的记忆。在《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中，他将带领我们深入希罗多德的文字，也深入这个世界——印度、中国、埃及、伊朗、刚果、埃塞俄比亚……以全球性的目光，讲述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故事，讲述所有世代共同经历的黑暗与光芒。“我们在历史记载中遇到的事情，和自以为在这个时代可以躲开的事情，完全相同。”01
我一早就起床，因为从酒店赶往市中心路程很远。我住在扎马雷克区一家酒店，扎马雷克位于尼罗河上的一个岛屿，是个富人区，过去主要是外国人聚居，但现在也有富裕的埃及人。想到我一离开酒店，就会有人翻查我的行李箱，而我在里面藏了个捷克皮尔森啤酒的空瓶，我觉得明智的做法是把酒瓶拿出来，然后在路上扔掉（彼时，热忱的穆斯林纳赛尔正在开展反酒精运动）。我把酒瓶藏在一个灰色纸袋里，带着它走到街上。尽管还是早上天气已经闷热难耐。我一路寻找垃圾桶。但就在我东张西望的时候，我发现有个警卫坐在我刚出来的那个入口通道的凳子上，正盯着我看。他在关注我的举动。呃，我想，我可不能当着他的面扔酒瓶，不然过会儿他就会翻垃圾桶，找到瓶子，然后向酒店警察告发我。我又走了一点路，发现了一个空箱子。正准备扔掉酒瓶时，我注意到两个穿着吉拉巴长袍的人。他俩一边站着聊天，一边看着我。不，我不能把酒瓶扔在这里：他们肯定会看到它，而且这个箱子不是用来装垃圾的。我继续往前走，直到发现另一个垃圾桶，可坐在附近一栋建筑入口处的一位阿拉伯人正专心地望着我。不，不，我对自己说，不能冒这个险，他眼里对你都是怀疑。于是我抓牢纸袋和酒瓶，若无其事地往前走。再往前是个十字路口，路中间站着一个拿着棍棒、戴着哨子的警察，另一边的街角有个男人坐在凳子上打量我。我注意到他只有一只眼睛，但这只眼睛那么执着、那么急切地盯着我，我开始感到不自在，甚至害怕他会给我下命令，逼我给他看我到底拿着什么。我加快脚步好走出他的视野，动作利索起来，因为我看到前方远处有个垃圾桶，它像海市蜃楼般忽隐忽现。不幸的是，离它不远处的小树树荫下坐着一位老人，正盯着我看。后来，我在城里晃荡，开始更仔细地观察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眼线。这边是大楼看门人，那边是警卫，远处是沙滩椅上一动不动的人，更远处是无所事事站着的人，四下张望。这里大多数人都没做什么特别的事，但多条视线汇聚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连贯的全景观察网，覆盖了整条街道，发生任何事情都会被注意到。有动静了就报告。这是个有趣的话题：过多的人在为强权服务。在一个发达、稳定而有序的社会，社区权责清晰明确，这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城市所不具备的。他们的社区有很多闲杂人员，身份不明，居无定所。不管在什么时候，无论发生什么，这些既没人在意也派不上什么用场的人，随时能聚在一起，越聚越多，进而成为乌合之众，他们对一切事情指手画脚，他们手头有大把时间，并且乐于参与，成就自己。所有独裁政权都会利用这种闲置的岩浆。他们甚至不需要供养一支昂贵的全职警察队伍。找到这些想要证明自己的闲人就足够了。让他们觉得自己对社会有用，有人注意到了他们，指望着他们做事，那就有奔头了。这种关系的好处是相互的。为独裁政权服务的游民会觉得自己代表了当局，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举足轻重，而且因为他过去时常昧着良心小偷小摸、打架斗殴、坑蒙拐骗，现在他被豁免了，登堂入室。与此同时，独裁政权在他身上得到了一个廉价的——实际上是免费的——然而却热心的、无所不在的爪牙。有时甚至很难称这种人为爪牙；他只是个想要被认可的人，他努力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提醒当局他的存在，始终渴望提供服务。02
你可以围着波斯波利斯一直走个不停。整个建筑群寂静空旷。没有向导、警卫、小贩、密探。贾法尔留在下面，我独自一人待在巨大的石头废墟之上。石头被凿成柱子和墩子，雕刻成浅浮雕和大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是自然形态的，是它在地底下或山坡上的样子。每一块石头都经过精心切割、安置和加工。多少年来，到底有多少人投身于此，那成千上万的人又付出了多少血汗？他们中有多少人死于托举这些巨石？多少人因疲惫干渴而倒下？当看着死寂的庙宇、宫殿和城市时，我们不禁想知道建造者的命运：他们的痛苦，他们折断的脊背，他们被碎石片剜瞎的眼睛，他们的风湿病。想知道他们遭遇的不幸，他们受过的苦。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没有那些痛苦，这些奇迹会出现吗？如果没有监工的鞭子，没有奴隶的恐惧，没有统治者的虚荣心？简而言之，历史的丰功伟绩真是由人的弱点和邪恶造就的吗？人性的幽暗只能被他创造的美征服吗？以及他于此间所做的努力，他的意志与决心？难道唯一不变的真的只有美本身吗？以及我们内心对美的渴求？我穿过入口，穿过百柱大厅，穿过大流士的宫殿、薛西斯的后宫和宝库。天热得要命，我没有力气再去阿塔薛西斯的宫殿，也没有力气去议事大厅，去其他数十座建筑和废墟，它们构成了这座死去的国王和被遗忘的众神之城。我走下大台阶，再次路过从石头中走出来的属臣队伍，他们正走在觐见国王的路上。回头望去，波斯波利斯变得越来越小，车尾扬起的灰尘逐渐模糊了后方的视线，直到最后，当我们驶入设拉子，它在第一个转弯处完全消失了。我回到德黑兰。回到示威的人群中，回到口号和呐喊声中，回到轻型武器射击的噼啪声和瓦斯的恶臭中，回到狙击手和二手书商的世界。我随身带着希罗多德，他讲述了奉大流士之命留在欧洲的指挥官麦加巴佐斯如何征服色雷斯。希罗多德写道，色雷斯人中有一个叫“特劳希人”的部落。特劳希人的习俗与色雷斯人大致一样，只是在出生和死亡方面的习俗不同。每逢婴儿降生，其亲族会前来围坐一团，述说人生实苦，痛心于孩子来到人间后将遭遇的烦恼。而当有人去世时，他们会欢天喜地把他埋葬，理由是他已经摆脱人间疾苦，现在处于极幸福的状态。《为奴十二年》
03
有时候，相比我现在作为通讯员和记者的旅程，通往过去的旅程更能吸引我。尤其是在对现实感到疲倦的时候，我常有这种感觉。眼前的一切都在不断重复：政治，总是背信弃义、肮脏的游戏和谎言；普通人的生活，满是冷酷的贫穷和绝望；被分为东方和西方的世界，是永恒的二元对立。正如我曾经渴望跨越物理边界一样，现在我着迷于跨越时间边界。我担心自己会落入地方主义的陷阱。我们往往将地方主义的概念与地理空间联系起来。一个地方主义者的世界观，是由某个边缘区域塑造的，他认为这个边缘区域无比重要，因此赋予其过多的普遍意义。T.S.艾略特告诫人们，要提防另一种地方主义：并非空间上的，而是时间上的地方主义。1944年，艾略特在一篇关于维吉尔的随笔中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人们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混淆智慧和知识，知识和信息，并试图用科技方法解决生活问题，一种新的地方主义由此产生，它或许需要一个新的命名。这是一种地方主义，它不是空间上的，而是时间上的；对它来说，历史只是人类行为的记录，这些行为已经完成使命并被抛弃，对它来说，世界完全是生者的财产，死者不享有权益。这种地方主义的危害是，地球上所有的人，全部都可以成为地方主义者；而不愿成为地方主义者的，只能与世隔绝。”因此有空间的地方主义者和时间的地方主义者。每个地球仪、每张世界地图，都表明前者在他们的地方主义中是多么的迷失和盲目；同样，包括希罗多德的每一页在内，每部历史都向后者表明，当下始终存在，历史是连续不断的当下，对我们而言古老的事件，对那些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是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为了保护自己不受这种时间的地方主义的影响，我来到希罗多德的世界，请这位睿智、老练的希腊人做向导。我们一起年复一年地漫游。虽然独自旅行是最好，但我们没有打搅彼此，我们相隔两千五百年的时间，也隔着我的敬畏。尽管希罗多德与人相处时，从来都直率、善良、温和，但我总觉得自己配不上这种与巨人的相遇，觉得冒昧，但始终心怀感激。我试图躲进历史的做法对吗？这种追求有意义吗？毕竟，我们在历史记载中遇到的事情，和自以为在这个时代可以躲开的事情，完全相同。六次获得诺奖提名，传奇记者的四十年狂飙之路
带着希罗多德穿越战火：真相就在历史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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