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中国学者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营造学社同人考察云冈石窟，随后在合著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刊发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厘定了云冈诸窟的名称，讨论了云冈飞仙的雕刻，分析了云冈石窟表现的建筑形式和窟前的附属建筑，文中认为：“这灵岩石窟更是后魏艺术之精华—中国美术史上一个极重要时期中难得的大宗实物遗证。”并在文章中第一次从建筑角度研究了云冈石窟的价值。（《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3年第三卷3、4期）。
梁思成、林徽因与云冈石窟
此行的第一站是大同。但是没有想到，在这曾经是北魏政治中心的故都，梁思成一行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下榻之处，所有的旅店卫生条件都极差。幸亏大同车站的站长李景熙是梁思成在美国时的同学，承他与车务处的王沛然二人将他们接到家中，并为他们腾出房舍，供他们住宿。但是这众多人的饮食也是个问题。不得已找到大同市当局求援，经市府官员出面，向大同唯一的一家专为大同上层人物办理宴席的酒楼打招呼，请他们专为学社同仁准备便饭，每人三餐各一大碗汤面。
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下，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开始按计划工作。调查首先从大同的华严寺和善化寺入手。华严寺和善化寺被誉为“辽金巨刹”，寺中保留了许多辽金时期的殿宇，华严寺的大雄宝殿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古代木建筑；善化寺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辽金时代的建筑组群，在这里，他们找到了研究宋辽佛寺布局的重要实物资料，两寺在建筑史上的价值也因此而得到了权威性的认定。
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鼎盛时期，作为六朝佛教艺术的珍稀之作，长期以来一直被中外学者所关注。然而以往的调查偏重于佛教艺术，缺乏建筑学意义上的系统介绍。梁思成、林徽因等的大同之行就是要对石窟建筑作系统研究，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20世纪30年代的大同云冈，人迹罕至，空旷的山崖上，惟见鳞次栉比的石窟。云冈坐落在离大同城十几公里的郊外，交通不便。为了方便工作，他们决定住在附近。但是，这里没有旅馆，不得不借住在一户农家的一间没有门窗只剩下屋顶和四壁的厢房里。在这无门无窗的屋子里，他们一住就是三天，白天吃的是煮土豆和玉米面糊糊，连咸菜都是非常宝贵的。云冈的气候温差很大，中午炎热，夜间盖着棉被仍然冷得缩作一团。是云冈石窟的艺术魅力，深深地吸引着他们，使他们不愿离去。
在对云冈的石窟建筑艺术有了身临其境的感受之后，梁思成感触良多，他说“在云冈石窟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中国艺术固有的血脉中忽然渗入旺盛而有力的外来影响：它们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希腊、波斯、印度，它们通过南北两路，经西域各族和中国西藏到达内地。这种不同民族文化的大交流，赋予我国文化以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历史上最有趣的现象，也是近代史学者最重视研究的问题。”
1934年7月12日，著名文学家冰心撰写《游云冈日记》文云：“万亿化身，罗列满山，鬼斧神工，骇人心目。一如来，一世界，一翼、一蹄、一花、一叶，各具精严，写不胜写，画不胜画。后顾方作无限之留恋，前瞻又引起无量之企求，目不能注，足不能停，如偷儿骤入宝库，神魂丧失，莫知所携，事后追亿亦如梦入天宫，醒后心自知而口不能道，此时方知文字之无用了！”（《冰心文集》3《平绥沿线旅行记》）。
1935年，著名作家郑振铎先生撰写《云冈》文云：“云冈石窟的庄严伟大是我们所不能想象得出的。必须到了那个地方，流连徘徊了几天、几月，才能够给你以一个大略的美丽的轮廓。你不能草草的浮光掠影的跑着走着的看。你得仔细的去欣赏。”（《郑振铎文集》第三卷《西行书简》）。
大同市设立的梁思成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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