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盾 | 追寻“哲学自我”的孤独探索者——回忆高清海教授

今年是高清海教授逝世20周年。高老师生前是吉大哲学学科的奠基者和领路人，如今则成为吉大哲学的象征和符号。高老师从很多方面塑造了吉大哲学的整体形象和研究套路，以至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他的哲学遗产的影响和恩惠之中。在我和高老师的有限交往中，他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他对学术的热爱和他想做出某种好哲学的强烈意向——虽然我不是他的亲学生，进入吉大哲学系工作也比较晚，但我仍能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我和高老师的个人接触，最重要的一次是我在《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做哲学编辑时，编发高老师上《战线》1996年第6期“学术人物”专栏的一组文章，其中包括高老师的一篇学术人物专论《人只能按照人的方式去把握：再论人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和他的一篇哲学自述《探寻人的精神家园：我走过的哲学历程》，还有利天老师写的一篇学术人物述评《我的导师高清海教授》。上个世纪90年代是高老师哲学探索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个阶段，即“类哲学”的提出，按照我的理解，《战线》刊出的高老师的这篇学术人物专论，正是他“类哲学”的一篇论纲式文章。这篇论文以其求思之深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推出这组专栏文章也成了我哲学编辑工作极重要的一个高光时刻。我们都知道，高老师的“类哲学”是基于马克思提出的人的历史性存在三形态理论而作，其最有创意的一个观点是认为：人的存在的这三种基本历史形态，即前现代的“群体本位”、现代性的“个体本位”和未来的更高的“类本位”，在20世纪以一种特殊方式汇聚于同一个时空境域中。我个人认为，这一论断的重要性在于，它是高老师对20世纪人类状况做出的一个存在论意义上的总体性的本质直观，深刻揭示了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人类在进步与倒退、冲突与和解、文明与野蛮的矛盾变奏中艰难前行的复杂历史过程；在高老师去世后的这20年中，这一世界历史性的矛盾变奏过程愈演愈烈，变得更加触目惊心。而学界同行印象最深的高老师对所谓“人的类存在”作为“人的完成了的本质统一的存在状态”的反复描述，则是和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一样，出于哲学家的善良意志和理论想象力，对最美政制和最美人性的一种真情呼唤。

我还认为，高老师的“类哲学”最充分地体现了他的“笨想”哲学方法。如今大家普遍认为，这种方法是高老师留下的最重要的哲学遗产，简单讲，就是通过一种胡塞尔式的“本质直观”，直接抓住最重要、最原创的哲学思想，从而实现概念的飞跃与建构，达到新的最重要的真理。高老师自己对这种方法曾做过明确的说明：所谓“笨想”，就是要求“暂时抛开书本加予的概念和原则，清除头脑里积存的一切公式和教条，让自己恢复到原来的本我，使问题退回到始源的根基，从真实的生活重新起步……以便回到事情的本身，不带成见地从始源和根本去了解事情的真相，抓住问题的实质。”（参见《高清海哲学文存续编》卷二第262页）高老师解说的这种“笨想”，是我在马哲界见过的最接近胡塞尔“本质直观”的方法描述，而且从上面那段文字的用语来看，我推测高老师极有可能认真研究过胡塞尔的著作。众所周知，“本质直观”是胡塞尔现象学最有特色的方法，也是现象学对西方哲学发展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胡塞尔提出，最严格的“现象学还原”中的直观只能是本质直观，它要求知识的起点必须是直接呈现自身的明证性，不容忍有任何非直接性的、推论性的东西掺杂其中。这也就是胡塞尔最著名的口号“朝向事情本身”所意味的东西。据说高老师对他的研究生直接而且首要地传授了这种“笨想”方法，我虽无缘亲自领受高老师的这一教诲，却在他晚年提出而由我编发的“类哲学”研究论文中，见证了他运用这种本质直观方法的一个最突出的范例。

借此机缘，我还想特别谈谈高老师的哲学语言，这也是我在《战线》当哲学编辑时，在与高老师始终保持着某种距离感的情况下获得的美好印象。我们都知道，高老师晚年提出一个命题：“找回我们失去的哲学自我”。现在大家把这个哲学命题看作是高老师的哲学遗嘱之一。我个人认为，高老师本人的“哲学自我”是他为学为人相统一的一个标志性的精神性存在，这个哲学自我正是通过他的哲学语言才得以最鲜明最透彻地表现出来。首先，高老师的书写语言有他极强极鲜明的个性化色彩。我在《战线》编发过高老师晚年的一些文章，特别是上面提到的作为学术人物专论的那篇“类哲学”论纲文章，其文字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朴实无华，自然真诚，永远力图抓住事情的本质。在这些论文中流淌的那种语言，你一看到就能辨识出是高老师写的，而那就是高老师本人的“哲学自我”的直接见证，是他的学术境界乃至人生境界的直接体现。这种东西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并非人人都能做到，我们见过有许多哲学论文缺乏这种独特性和辨识度，有许多人不仅仅是“失去”、而是从来没有赢获过他们自己的“哲学自我”。

另一方面，高老师的口语表达同样给我留下难忘的回忆。那也是在我当编辑的时候，大约上个世纪90年代，《战线》编辑部曾在长春组织过几次作者座谈会，邀请当时吉大和师大文科各学科的一些顶尖学者参加，商讨学术发展和杂志发展的一些问题。那时的我还年轻，怀着好奇心倾听高老师的言说，我和编辑部的同事们有一个共识就是：每次会议发言，总是高老师讲得最好，清楚简洁，既深刻又朴实，令人印象深刻。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高老师刚过60岁，正处在他最好的学术盛年。还有一次，大约也是在那个年代，在长春科学会堂（人民大街南头）举办过一个小范围学术聚会，由高老师主讲他正在创作的“类哲学”，依稀记得主要是他的几个弟子正聿、利天、海波、邴正等参加讨论，我有幸受邀参加。那次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高老师以一种非常专业、非常华美的学院化方式讲解他正在思考的新哲学问题，思路清晰，旁征博引，充满激情。我还记得他谈到一个看法：所谓人的“类存在”体现为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内在统一的一体性关系，对于当时正沉浸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关于人与世界、人与他人、人与自身之三重结构论的我来说，高老师的讲授拨动了我的心弦，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我随后即席发言主要谈的就是高老师“类哲学”新思路和海德格尔的这种共同点。从个人经历来说，2000年进入吉大哲学系读博和工作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高老师那么漂亮的讲课，彼时的他渐入衰年，老病缠身，只留给我那次珍贵的记忆。

今天回顾往事，可知言为心声，中国人讲“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无论是论文语言还是口语表达，都是一个学者的人格、学识和修养的最深层、也最直接的映现。高老师所期许的“哲学自我”不是空洞的概念，那是在他的书写和言说中直接被印证的东西，那种东西对哲学来说可能是最本质重要的，还可以说，那也正是今日学界最稀缺的东西。于是重温高老师“找回我们失去的哲学自我”这一教诲，就变得特别重要、特别有意义。

高老师离开我们已20年。对此，我的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是，高老师的时代也已经和我们今天的时代拉开了距离，渐行渐远。按说高老师应该属于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都生活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真正说来，高老师生活的时代要比我们现在纯真得多，安静得多，彼时的学界还没有像今天这样体制化和物质化，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喧嚣和躁动，那时还保留着对学问本身的纯真而自由的热爱，对精神理想的强烈而执着的追求。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高老师的工作，可以发现，他的每一项哲学上的新探索，都是出于求知和爱智，他认真读书，努力思考，艰苦写作，不为别的，只为做出某种更好的哲学。在写这篇纪念短文之际，我又重温了《高清海哲学文存续编》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一些篇章，那是高老师生命最后阶段的一些论文和评论。我发现在这些文章里，高老师特别专注于探讨诸如人的观念和哲学的观念这样一些最根本的哲学问题，从中能感受到他思路推进的艰难，为了努力“回到事情本身”，甚至不太顾及谋篇布局和辞章之美。我由此也对高老师思想的“笨想之境”有了更深入的体验。总的来说，高老师始终生活在哲学思想的核心地带，借用柏拉图的术语，高老师追求的是知识本身而非意见代用品，他试图努力上升到一个纯精神的哲学界面，而把不可靠的感知和意见抛在后面。所以，高老师本质上是一位追求知识的孤独探索者，而非追求人气的意见领袖。在最本质的方面，他让我想到柏拉图所说的眼睛永远盯着一个目标而对其他东西视而不见的那种人。

这里值得提到我的记忆的最后一幕：在他患病后期，有一次我去他家里探望，看到他衰弱、苍老，但依然平静、严肃。交谈中由他提起，我跟他谈到马哲界的一些近况，谈到了学界的一些新热点和新力作，他对我说：“我跟不上他们了，知识底子和精力都不行了。”对于高老师的这一表达，我当时无言以对，只是感到他那种为哲学而憔悴、为求道而忧愤的态度，还有他的谦逊和真诚，让我受到深深的震撼，也让我永远地记住他。

张盾  2024.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