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这既是增信心、强预期、稳经济的现实需要，也是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的必然选择。
欧美主要经济体已经陆续启动降息，为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创造了外部条件。预计2025年中国货币政策将从“量、价、结构”三方面统筹发力，推动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和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银行业收入结构将改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中国2025年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银行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提出了新要求。预计2025年银行业资产规模扩张将提速，业务结构调整空间扩大，适应经济转型需要和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将有更多创新举措。
逆周期调控政策加码发力，银行资产规模扩张迎来新机遇。受高基数、整治数据注水等因素影响，2024年前11个月，中国M2和贷款增速较上年有所放缓。近期增量政策既包括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支持大型银行补充资本金，2025年信贷投放有望保持较高增速，加上债券发行力度加大，社会融资增速有望反弹。从信贷结构看，当前中上游制造业企业利润状况恢复良好，加之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已纳入货币政策执行情况考核，将从供需两端推动制造业贷款稳步增长；绿色贷款方面，在碳减排支持工具、专项再贷款等措施激励下，绿色贷款增速有望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受益于房地产市场的逐步企稳，房地产贷款需求也会回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计划”，包括为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通过“两新”政策稳定大宗商品消费、发展消费新场景等。预计2025年首发经济、冰雪经济和银发经济等加快发展，为消费金融带来新一轮发展动力，居民提前还贷、存款定期化现象缓解，新增信贷有望逐步恢复增长。
银行业务及收入结构将持续改善。传统上，中国银行业比较依赖于信贷业务和利息收入的增长，但在低利率环境下，银行净息差不断收窄，信贷规模的增长未必能抵补净息差收窄的影响。
利率的调整不仅仅反映在信贷成本和收益上，也是各类资产定价调整和重新平衡的过程。银行机构需要在综合服务能力上做文章，在各种资产定价和供求变化过程中寻找新的业务机会。根据自身机构布局、业务优势，实现更加专业化运营，体现差异化竞争，而非简单靠“内卷式”方式在存款和信贷方面与同业开展同质竞争。
事实上，“超常规”的逆周期调控政策，为信贷、债券、股权融资市场的恢复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银行机构可根据市场主体生产状况、资金运行特点，根据各种融资方式的期限、成本和风险特点，为各类客户提供更为系统全面的资产、负债业务产品，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并在金融服务的质效上实现突破。在此过程中，实现银行机构业务模式的进化和收入结构的改变。
各银行机构根据增量一揽子政策推动创造的空间，对企业、政府、个人客户的服务方式有针对性进行调整、完善，调整相关业务的资源配置，可以推进经营模式更好适应低利率环境。比如，中国当前内需不足与居民部门消费意愿不强、消费信贷不足有一定的关系。2024年前11个月，居民部门新增贷款2.37万亿元，占年度新增贷款的比重降至过去十年的最低值13.9%；居民定期存款占居民存款比重为73.3%，为过去十年最高值，居民部门新增贷款大幅少增、存款定期化现象加剧。随着住房市场转暖，社会信心恢复，居民对装修、家具、电器等消费品以及旅游等服务消费都会恢复增长。资本市场转好，则有利于推动居民对股票、理财产品等资产的配置热情。银行机构可以及时跟进这种行为变化，拓展业务机会。
银行机构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产品服务创新，更好服务于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培育未来产业”等。这将是银行业机构推动资产负债结构和经营模式转变的重要切入点。
近年来，中国银行业资源投入，科技金融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但与科技企业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融资需求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仍然存在产品、服务的适配性不足的问题。银行业需要针对科创企业的业务和收入特点设计有针对性的产品，在风险评定、融资安排、风险处置方面要体现出科创企业的特性。银行机构内部的考核、评价机制及不同部门、机构的合作机制都需要不断完善，才能提升对科创企业及新质生产力的服务质效。银行机构还需要在运作机制上不断突破，适应并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需求，助力培育耐心资本的形成，有效开展贷、投、债、租、保险的联动，在提升综合化服务能力方面更加有所作为。
人民币汇率有积极因素
一国汇率受到内外部政治经济、金融市场供求、意外风险冲击等多种因素影响。美元作为国际主导货币和全球金融资产定价的重要参考锚，其走势无疑是影响人民币汇率的重要因素。
特朗普再度强势当选美国总统，给世界政经格局和金融市场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特朗普交易”成为当前影响美元及各经济体货币汇率变化的重要原因。特朗普及其团队核心成员的各种表态都在牵动着国际金融市场的敏感神经，影响着市场预期的变化。美国经济表现相对强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美元利率处于高位，加上特朗普倾向于限制进口、扩大出口、加强产业回流的政策意愿支持了市场对美元的看多，推动了近期美元走强，由此对其他多种货币汇率带来贬值压力，人民币汇率相应承压。
当然，特朗普政策目标是存在内在冲突的。特朗普1.0版曾支持“弱美元”，以推动出口。特朗普2.0版所主张的对墨西哥、加拿大以及对中国等贸易伙伴所有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其中不少商品属于基本消费品或中间品，将不同程度地推高美国进口产品价格，其中相当部分涨价最终由美国消费者买单，形成再通胀效应。在此情况下，2025年美联储可能放缓降息步伐，美元汇率可能因此走高。但是，高利率会影响到美国消费和投资增长，美元汇率走高会影响美国产品出口竞争力。同时，高利率环境下，美国政府债务偿付压力增大。这些都会降低美元信誉和美元国际需求，不支持美元汇率的持续走高。从美国经济的发展情况看，这些因素决定性作用会日渐突出。
当前环境下，人民币汇率具有保持稳定的积极因素。中国经济维持5%左右的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仍然是较高增速，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活力。随着一揽子增量政策持续发力显效，特别是12万亿元化债措施支持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的一系列举措，将助力中国经济基本面改善。近期对资本市场的各种支持政策，有利于推动股市回归合理的估值，对跨境资本的吸引力增强。
自新的一揽子政策陆续推出以来，实体经济出现明显回暖的势头，市场预期逐步好转。国内外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配置意愿提升，人民币交易更趋活跃。2024年11月，人民币即期询价成交量均值显著高于前10个月的水平。外资持续增持中国股票和债券等人民币资产。截至10月底，外资持有境内人民币债券的总量超过6400亿美元，处于历史高位。在截至10月底的4周内，全球资金累计净流入A股市场金额达到243.85亿美元，而日本、印度股市分别净流出60.63亿美元、2.84亿美元。
一揽子增量政策不仅仅是针对短期困难，也着眼于解决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面临的一些问题，如债务的可持续性、适应新的供求格局下房地产发展模式的调整等，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在2025年保持回升向好的势头，这将是支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重要基础。中国坚持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基本盘越扎实，越有利于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中国应对资本流出入的手段、工具以及应对复杂形势变化有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这些都是保障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重要条件。
不过，考虑到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复杂变化，人民币汇率波动可能会更加复杂多变。一些国家的政策难以预知、主要贸易伙伴政策变化、跨境资本流动数量及方向调整，都会影响到人民币及外汇供求，从而导致汇率的波动。国际政经格局的重大调整有可能造成短期人民币双向波动幅度的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