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内卷式”竞争引发各方高度关注，我们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主要是从宏观经济和财税视角发现：“内卷式”竞争影响到了宏观经济运行，同时其产生部分地源自财税制度重供给轻需求。
从宏观视角来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名义增速与实际增速背离的现象。2024年前三季度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为4.8%，但由于物价水平持续下降，导致GDP平减指数连续六个季度为负，PPI也连续26个月为负，这使得名义增长率仅为4.0%。当经济的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时，就会出现财政收入、居民收入和企业营收增速相对偏低的情况，进而导致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之间的背离。名义与实际增速背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物价的下降以及背后的“内卷式”竞争。当然，除了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外，中国经济增速还存在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的背离现象。
从财税制度来看，当前的财税制度在支持供给和生产端能够发挥出较大作用，但对需求的支持相对有限。比如生产地原则的税制，注册地和生产在哪里，税收交在哪里，这使得地方政府的精力和竞争主要体现在招商引资，而非改善消费环境等。这种倾向可能加剧供需失衡，并进而引发“内卷式”竞争现象。当然，我们不能简单苛求制度，因为既有的财税制度产生于供给短缺的时代，供给短缺时代下解决供给问题是核心任务。当前中国经济从供给短缺进入到需求不足阶段，要推动相关制度改革。
“内卷式”竞争的特征及代表行业
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是天然存在的，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技术进步和改善消费者福利具有重要作用。当然，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卷式”竞争有两个最核心的特点：同质化竞争、低效低水平竞争。第一个特点，同质化竞争主要通过价格战进行，而“非价格竞争”如品牌建设和技术创新则进展缓慢，不是主要的竞争方式。这种同质化竞争导致了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事实上，一些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已经大幅下降。第二个特点，低效低水平竞争则不是一种良性竞争，体现为利润率持续下降，这种竞争无法改善消费者福利，也不能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更不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例如，汽车行业的价格战，尤其是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价格竞争，导致了整个行业的营业利润率降至3-4%的水平，而燃油车的利润率更低。这两个核心特征清晰地反映了“内卷式”竞争的问题所在。
根据“内卷式”竞争的两个核心特征，我们可以分析当前哪些行业正面临此类竞争。首先，同质化竞争表现为企业的盲目跟风建设和重复投资，这可以通过观察产能利用率来识别。其次，低效低水平竞争通常以低价为主要竞争手段，这会导致行业利润率下降。因此，通过分析产能利用率和行业利润率这两个指标，可以对行业的竞争状况有一个总体的把握。
在具体分析各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时，我们采用2024年前三季度的数据，并将其与历史均值进行比较。由于不同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具有特定的行业特征，因此通过与历史均值的比较来剔除这些行业特性的影响。从数据中可以发现，水泥、玻璃等非金属矿物质行业、新能源汽车相关行业、专用设备和计算机行业、食品医药行业等四个大类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低于历史均值。
产能利用率是统计局发布的指标，行业分类相对较少，于是可以采用上市公司数据加以佐证，可以得到更加细分行业的情况，所得结论与之一致。类似产能利用率的指标，上市公司的固定资产周转率在历史平均分位数水平之下，分析结论与产能利用率的变化相符，在此不再赘述。
产能利用率仅是研究的一个维度，还需考量利润情况。从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体和分行业的情况来看，其利润率呈现急剧下滑态势，行业分布与产能利用率大致相当。综合这两个指标能够发现，当前“内卷式”竞争主要集中于四大方向：
其一，与新能源紧密相关的新兴行业存在供需错配问题，需求在扩张，但供给扩张速度更快。近年来，该领域供给端大幅扩张，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其销量与渗透率快速增长，而产能扩张速度远超需求扩张，这背后既有经济周期因素，也有政策导向影响。2020 年下半年疫情得到控制后，中国的供给率先恢复，同期美国等经济体因疫情供给能力下降、采取保需求政策，供需链条由此形成，中国出口形势良好，带动大量投资涌入新能源领域。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干预力度对产能扩张也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随着经济增速下行，产能利用率就逐步下降。
其二，与房地产链条相关的行业，房地产持续调整转型带动水泥玻璃集中的非金属矿物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下降，通过打价格战的方式勉强维持生计。
其三，与终端消费能力不足相关的中下游行业，食品药品等行业，背后是内需不足。
“内卷式”竞争的原因
可以从三个维度分析其成因：其一是制度和政策层面，其二是经济周期，其三是产业发展规律。
（一）从制度和政策层面来看，生产地原则税制、建设型财政支出结构、歧视性土地定价、政绩考核与政绩宣示等容易导致供需失衡，表现为供给大于需求。
其一，我国采用的是生产地税收原则，即税收归属与企业的注册地和生产地相关联。与之相对的是消费地税收原则，如果按照消费地原则征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将从招商引资转变为改善消费环境的竞争。地方政府的干预方式多样，其中通过招商引资补贴供给端的方式与税制结构有较大关联。生产地税收原则导致地方政府过于重视供给和生产，而对需求的关注不足，从而引发供需失衡，出现供给大于需求的现象。未来，若能从生产地原则逐步向消费地原则转变，或在一定程度上嵌入消费地原则，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将发生显著变化。
其二，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正处于从建设财政转向民生财政的过程中，建设支出占比偏高、民生支出占比偏低导致供给强、需求弱。近年来我国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等领域的财政支出比重不断提高，2023年财政支出占比已达到40.7%，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但与居民的期望仍存在一定差距。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财政支出中仍有大量用于补短板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就导致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的社会保障水平和覆盖面仍不足以打消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进而影响需求的充分释放。
其三，对工业用地价格低廉、居民住宅用地高昂的歧视性土地定价也影响了供需失衡。工业用地通常以低价甚至无偿划拨的方式供应，因为工业用地低价策略能够吸引资本，能增加当地产值和财税收入。相对地，居民住宅用地的价格则较高，进而推升了住宅用地价格，影响消费需求的释放。于是，工业用地对应着供给，居民住宅用地对应着需求，这种差异化的定价策略导致了供给增加、相对抑制了需求。
其四，在探讨新能源产业时，还应关注其背后的政绩考核机制和政绩宣示。新能源产业对地方财政税收的贡献相对有限，新能源行业享受优惠税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优惠政策，而且需要政府提供补贴，从地方政府获取财政税收的角度难以解释地方发展新能源等新兴行业的动机。实际上，发展新能源背后还存在地方政府政绩宣示的动机。地方政府可能通过积极发展新能源产业来展示其对上级指示的贯彻落实，从而在政绩考核中获得优势，进而获取更大的利益。
（二）从经济周期看，国内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国际政治经济处于重构期，需求下行导致产能利用率和利润率下降
中国经济从2010年开始进入增速换挡期，而非疫情期间才出现的。2010年经济增速换挡不是个简单巧合，与人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010年当时劳动人口占比达到74.5%的峰值，其后开始下降。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也开始下降，总人口连续两年负增长，这种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化引发了人口周期和房地产周期性的变化。房地产供需形势逆转，进入调整转型期，影响了房地产相关产业链，如非金属矿物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和利润率均处于较低水平。
全球经济政治周期的变化也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影响。随着全球化进程转向逆全球化，一些经济体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采取了不合理的打压措施，导致中国的外需受到一定影响，专用设备和计算机设备等产能利用率出现下降，引发“内卷式”竞争。
（三）从技术和产业发展规律看，技术迭代更新过程中需要多技术路线投资，产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供需错配问题，这更多是阶段性和结构性的
新兴技术和产业在发展初期，往往存在不确定的多种技术路线，每种路线都需要相应的投资。在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一旦新技术出现，旧技术路线的投资可能会迅速变得低效，甚至失去成本效益，从而形成无效或低效产能。然而，为了追求新技术，企业仍需不断扩张新产能。这种发展过程本身就会导致产能扩张速度超过需求释放速度。在技术发展规律和技术迭代更新的过程中，这一问题尤为突出。
鉴于技术和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产能扩张问题，不宜采取大规模的行政干预或行政命令式的方法来削减产能。相反，应采取渐进的方式，“小步慢走”，以市场为主导，明确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给予更多时间和空间。
如何破除“内卷式”竞争？
1、以提振消费为抓手，全方位扩大内需
在宏观层面，供给与需求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基本框架。这一关系涉及市场与政府的互动，以下从几个维度进行探讨。
从需求端来看，应加强逆周期调节力度，提振消费需求和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一是可通过适当的财政补贴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并扩围至服务消费。二是财政政策应考虑从以投资为主转向投资与消费并重，加大对特定群体的补助和支持，以提高其抗风险能力并提振消费。重点关注三个群体：1）待业大学生和失业青年群体；2）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领取待遇人员；3）给二孩及多孩家庭发放生育补贴。三是深化财税体制和户籍制度改革，划分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稳定农民工预期，释放消费和住房需求。
2、支持企业有序出海，构建国际利益共同体
近期企业家中流传“不出海就出局”，然而，盲目而快速地拓展海外市场可能会对宏观经济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当前的形势表明，中国的制造业具有强大的能力，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满足全球市场的需求，这是中国对全球经济的重要贡献。然而，未来的出口和海外拓展需要树立新的理念。这一理念应以构建国际利益共同体为目标，即中国的出口和企业出海不仅要追求自身的利益，还应致力于帮助当地经济发展。否则，可能会导致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产生更广泛的贸易摩擦，从而影响外需的扩大。因此，应从构建国际利益共同体的角度出发，推动出口多元化和企业国际化发展。
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扩大中国的“朋友圈”，加速出口区域布局调整。企业出海与国际利益共同体构建方面，推动企业稳步、有序出海，将核心环节和高附加值环节留在中国、将中低端产业链逐步移向中西部地区和发展中经济体，逐步扩大与广大“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利益。通过金融政策支持、简化出海流程、提高境外投资服务保障等政策，积极支持出海企业做大做强。
3、平衡新型举国攻关体制与市场创新，优化供给结构
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在应对“内卷式”竞争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涉及到地方政府是否应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以及其在供给和需求中的影响程度。在治理“内卷式”竞争的过程中，需要平衡新兴举国体制与市场创新之间的关系，以确保政府既能有效发挥其作用，又不抑制市场的创新活力。
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支持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以及为民营经济创造良好营商环境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政府的职能不在于直接干预市场，通过补贴等方式改变供需或成本收益关系以影响企业行为，而在于营造有利于创新和发展的宏观环境。科技创新单靠企业的力量是不够的，因此政府需要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大环境，二是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然而，当前的局面是地方政府在科技研发，尤其是基础研究方面的支出占比逐渐上升，而中央政府的支出比重则相对下降。这种趋势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能力和积极性不足，因为基础研究具有很强的外溢性，地方政府投入的收益往往惠及整个社会，从而缺乏足够的激励去进行这方面的投入，尤其是在当前地方政府财政形势较为紧张的情况下。因此，政府内部需要强化中央政府对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前端的支持力度，以改变目前中央与地方在基础研究投入比例上的失衡局面。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企业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此外，还可以从供给侧加强产业政策引导，加大行业重组力度。一方面，提高技术标准，严控新增产能。坚持标准引领、有序提升，提高生产、技术、安全、能耗、环保、质量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水平，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能结构优化。另一方面，支持行业并购重组，畅通市场退出机制。坚持市场为主、政府引导，支持龙头企业对问题企业并购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促进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改善供求关系，防止内卷式竞争。
4、优化地方政绩考核机制，改革行业自律机制
第一，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从比拼优惠政策搞“政策洼地”向比拼营商环境创“改革高地”转变，依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长效合理的经济发展政策。
第二，改革行业自律机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为发展“协调器”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和规则，规范市场行为；另一方面通过鼓励企业开展差异化竞争，找准自我定位，增强核心优势，开辟新赛道，开拓“新蓝海”，进入高水平竞争状态。
第三，鼓励引导地方政府、国央企做好表率作用，积极落实中央精神，响应行业协会的倡议。现实中，行业协会制定了行业参考价，但由于缺乏硬约束，不少企业并不采纳。同时，部分国央企采购方，仍延续低价中标的思维，忽视产品性价比，对行业协会的问询监督态度淡漠，助长行业“内卷式”竞争的氛围。
目前，行业自律机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尤其在国有企业参与招标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一些情况下，招标规则倾向于选择报价最低的企业中标，这种做法使得企业为了免责而倾向于采取低价竞标的策略。此外，某些地方的招标规定甚至要求投标价格不得高于某一设定值，而该价格有时低于企业的正常盈亏平衡点。因此，改革现有的行业自律机制，以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