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旬，李宗仁曾向司徒雷登表示：如果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而新的领导能够得到美国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么，“它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十二月下旬，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的和谈部署”，加紧施加压力，逼蒋下台。
辩证法分析
这是一致和不一致的正反面，
毛主席：这个军队也不是一开始就像现在的情形，它也曾经过许多的改造工作，主要地是肃清了军队内部的封建主义，实行了官兵 一致和军民一致的原则。
一致的时候，需要一个一致的对象，既不是和我一致、也不是和你一致，而是彼此要与一个第三方一致——民众，也即政治工作。军事和政治构成了一组正反面，这样就实现了以政治统帅军事的目标，也即政治走向军事、又从军事走向了政治。封建主义很重要的一方面是人身依附关系。
民众就构成了一个大环境，这样就和环境的需要一致起来。人和环境构成了一组正反面，这样就实现了从人走向环境、从环境的需要出发又从环境走向了人——于是就使我党和国民党发生了本质的区别。国民党的政府是一种维持秩序的职能，但我党则是和民众一起实现需要的职能。
因为是从需要出发，需要和可能构成了一组正反面，有强烈的需要，就会百计千方的为这个需要找可能性——爆发出巨大的上层力量和下层力量。而国民党虽手握巨大的资源，但不从需要出发——便不能爆发出伟力来。
而国民党当此之时，因其内部不一致，还在争权夺利、并且互相扯后脚。李宗仁在此时，还想逼蒋下台，而不做后事准备。而蒋介石早已经着手台湾的退路了。可见，李白不如蒋介石远矣。
可以假想，如果抗日战争由李白来领导，那么很难坚持下来。而蒋介石失南京，又准备了武汉，失武汉，又准备了重庆，虽然失败，但总能幸存下来，可见其厉害。失大陆，又在台湾幸存下来——一般人遭遇这样的变故，早一泄如注、一溃千里、一蹶不振，并且决不可能东山再起了。
毛主席：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做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
可见，蒋介石是能做最坏的准备的人，因此总是得到好的可能性——虽然失败、但也能幸存下来（即能对付失败）。
蒋介石也是三起三落的人，一生中三次下野、三次再起！
失败和胜利构成了一组正反面，能对付失败，是剩者为王策略的必要条件。根据辩证法，既要能对付失败、又要能对付胜利（批评和自我批评）。而李白则不能对付失败，在大陆失败之后，在台湾则要仰人鼻息、由人摆布了。
蒋介石也要能整党整风，形成上下一致，
毛主席：搞民主无量，搞独裁无胆。
蒋介石还是量小了些，胆小了些。器小了点，只是个霸主之材。
抗战期间，儒学家马一浮被蒋介石召见，事后有人问他对蒋有何看法。
他说：英武过人，而器宇褊狭，乏博大气象；举止庄重，却杂有矫揉，乃偏霸之才。方之古人，属刘裕、陈霸先之流，偏安有余，而非中兴之主。
这有点像楚霸王项羽，只是军事攻坚能力不如。按辩证法来说，没有足够的正反面对称和纯粹。所谓胜不能大胜，败亦不能大败。不像毛主席胜则大胜（歼灭战）、败也能东山再起（总被孤立成一人）。
毛主席：党内出右派的时候，我就是左派。党内出“左”倾机会主义时，我就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
既能搞民主——所以，才剩一个孤家寡人。也能搞一元化领导——完成中央集权。正是因为能搞民主，所以，才能完成一元化领导。
蒋介石不能大胜的原因——不能打歼灭战，只多打击溃战——最后仍然要妥协，结果国民党成了一个松散的联合体、而不能上下一致。
而毛主席凡打——必打歼灭战，从小歼灭战到大歼灭战，最后形成势如破竹之势。
毛主席：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反过来说，“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就是主动权，如果不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就没有主动权。
这也是依靠自助和依靠他助的正反面，国民党依靠他助，我党依靠自助、依靠群众。我党处在正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