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普遍的/正义的/道德的/对马原的口诛笔伐之中，偶尔能看到两篇语焉不详的/顾左右而言他的/为马原的辩护。很多人将自己长期禁言所积压的对社会结构的戾气和童年时受到的不同程度的家暴投射到了马原身上。其实马原并不是作为“父权”象征用来批判的最好的人选。在这一局媒体的“俄罗斯轮盘赌”中倒下的是作家，上一局倒下的是影视演职员，下一局还在人们对飞速旋转的转轮紧张又兴奋的注视之中。
在一个边界模糊的世界里，我们都是赌徒……
马原生于1953年，相信你身边一定有和他同龄的人。像观察沉积岩一样观察他们，你就能得到中国社会变迁的种种信息。也就能明白，他们对于如今医疗体系的深深的不信任，其来有自。——非干文学和神秘主义。
抛开这种不信任。马原自身的肿瘤和马格的马凡综合征都去过医院，是听过医生意见和建议的。你可以觉得这不够，可以认为最终的处置是轻率的。但你不必说他“是长期没有经过通识教育和逻辑训练的结果。”
这里面有作家马原的生死观和家庭观，将这些全归类为传统桎梏中的“父权”，是不是过于简单化？——海德格尔可能有污点，但他和纳粹还是有区别的。
我们甚至不应该抛开马原的作家属性来谈论这件事。我知道有些善良宽容的人反对将作品和人品挂钩（因为有些狭隘的人一炸毛就跑到马原的作品条目下打一星）。但冷静想想，作品和人其实是不可分的，作品是人的一部，甚至是更真实的那一部分。
马原文集第四卷《百窘》中，有早期马原对世界的思考，可以作为该事件的一种背景参考。当然时过境迁，人是会变的。
应该清楚，我们反对的，并不是马原对于生死的认知，我们反对的其实是将这份认知强加给孩子。在这方面马原不是特例，我周围有很多家长将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强加给孩子，产生了各种奇迹，也产生了各种奇葩。——他们认为孩子是他的一部分，这是雄性人类的痼疾，非观国籍和文化。戈培尔在死之前毒死了自己的六个孩子。因为怕他们落入苏联之手。（我相信在我们的文化里，尤其是一些有年代经历的人，是暗中认同戈培尔的。）
圣丹斯电影节获奖纪录片《狼群》（The Wolfpack）讲述纽约曼哈顿的一家人，奇葩爸爸把四个孩子从小关在公寓里不让出门，不停地给他们看经典电影。孩子们逐渐长大了，他们每天模仿经典电影消磨时光，道具和服装都是自制。直到有一天，其中一个再也无法忍受，想法逃脱了这个家庭，随后一切都变了……他们逐渐回归社会，可是已经无法适应……
有评论说“家是最小的邪教单位。”原生家庭是无解的。
真的无解吗？作家王梆讲英国的案例，“如果查出是医疗延误导致（孩子）死亡，父母要负法律责任，因为这是一个legal matter。此外，在生死攸关的治疗方案上，医务人员若与父母产生分歧，医生有决定权和行动权。”
我完全赞同这样“依法治家”，但前提是有大量的绝对专业的医务人员和法律从业人员。而非“上了三年网课的卫校毕业生”。
如果说马格的死是个悲剧，那么马原如此被谈论也是个悲剧。“梵高住在圣雷米的精神病院是传奇，住在你家隔壁就是灾难。”——这是多么市侩的真理。
如果所有人都正经，道德，决不允许丝毫“疯颠”的存在。往往在这样普遍的道德之中，会诞生更大规模的更加不堪的变态。
谁有资格向马原投石头？只愿没有人再犯。
（btw：关于不让儿子上学，自己亲自教育。我个人认为作为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马原确实比很多中小学老师更有资格作孩子的老师。我的同龄人中，有很多人把孩子送去学校的原因，仅仅是害怕孩子因为缺乏社交而长成孤僻的性格，并非认同公立教育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