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怕

文摘 2024-09-08 10:40 中国台湾

《害怕》

我害怕极了。整个早自习我都在求刘雅静。快点，再快点。可她非得一道题一道题地和坐在前面的李玲对答案。要知道，星期一上午第一堂课，就是数学。而我的数学作业，一个字也没写。我就指望利用第一堂课之前的这个早自习，抄抄同桌刘雅静的作业。可她却说，要先对对答案。这让我急得要死，却看见隔着两张桌子，姚东正手按两本作业，一通狂写。——他在抄孙薇薇的作业。孙薇薇是他的同桌，是我们班的数学小组长。她从不跟别人对答案，也不让别人抄作业。怪的是，她每次都让姚东这小子抄，还要姚东小心，因为某道题的答案，是她瞎蒙的。不知道多少回，我梦里想过，要孙薇薇是我同桌就好了。我正羡慕着，一瞬间，刘雅静猛地把作业本塞入抽屉，抓起语文课本，大声朗读起来：“一带白而发亮的水便呈现于眼前了……”。前面李玲的动作更快，语文老师刚出现在门口，她就已经扭身冲前坐好，张着她一嘴的四环素牙：“我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语文老师是个干巴巴的小老太太，像团被揉皱的草纸。她跟武林高手一样，瞬间从门口飘到姚东面前，一把按住了姚东正在抄的作业本。看见有人在语文早自习抄数学作业，老太太平时细细的眼睛，此刻气得圆鼓鼓的：“你在干嘛？！”姚东完全被纸团老太冲过来的速度和气势吓懵了，说不出一句话。旁边的孙薇薇也是脸色煞白。纸团老太拧着姚东的耳朵，把他拎起来，“去！出去站着去！”姚东只好放下自动铅笔，低着头，向教室门口走。他拖拖拉拉走到教室门旁边，贴墙站住。——那是罚站的专用位置。纸团老太厌恶地说：“别在里面站着，滚出去！门外边站着去！”班里几个坏小子，放下课本，笑出声来。看见他们笑，姚东也被感染了，竟一时忘了自己的处境，“噗呲”笑出了声儿，又怕老太看见，赶紧低下头，跑到门外去了。纸团老太这才转过头，对孙薇薇说：“你让他抄作业啦？！”孙薇薇可怜巴巴地小声吱唔：“我……我没有。”“没有？！你先给我站起来！”孙薇薇这才意识到自己还坐着，慌慌张张起身，腿碰到板凳，险些倒掉。我感觉她快哭出来了，可纸团老太却还在大声地吼她：“没有？！没有怎么他拿着你的作业本？还说瞎话！还说瞎话啊你！”老太用她干枯的食指戳孙薇薇细嫩的额头，“到底让没让他抄？啊？让没让他抄！”孙薇薇的小身体被戳得一个趔趄，“哇~”地哭了出来。一边哭，还一边喃喃犟嘴：“老师……我真没让他抄……”。纸团老太毫不动容，转身背手：“说瞎话！还有脸哭？站着吧你！”说完便不再理孙薇薇。

好戏演完，四年二班的同学们又稀里哗啦地大声朗读起课文来，有的故意读得很快很快，有的故意读得很慢很慢。纸团老太并不在意，继续目空一切地在教室里踱来踱去。刘雅静和李玲决定等下了早自习再继续对答案。我知道没指望了，心中又怕又恨，却什么办法也没有。

铃声响起，早自习结束。纸团老太走到门外，我们都听见她对姚东说：“你就在这儿站着啊，你不许动。”她走了。接着是几个坏小子，跑到门外面逗姚东说话，往下拽姚东的短裤。刘雅静和李玲继续对答案，我沮丧地趴在桌子上，等待第一堂课来临。孙薇薇已经没事了，她把自己的作业本收好，上厕所去了。我不知道她出门时是否和姚东说过话，估计是没有。

昨天是星期天，我和姚东在外面玩了整整一天。主要是沿着铁道捡烟盒儿，叠三角，摔三角。我们院儿小孩儿的烟盒，跟别的院儿不一样，种类特多。别的院儿孩子最多的就是吉庆、迎宾、红梅，偶尔有两张恒大、官厅。而我们院儿孩子什么烟盒都有：画苑、骆驼、五朵金花、凤凰、北戴河、银象、大重九、黄果树……，还有好几张叫不上名字的英文烟盒儿。这其中的秘密，只有我们院儿孩子知道。说来也简单，——我们家属院往北，不远就是铁路。我们院儿的孩子，都沿着铁道捡烟盒儿。火车上全是外地人，抽各种牌子的烟。别的院儿的孩子，只知道去马路上捡。当地人抽的烟，来回就那么两种，当然比不过我们。昨天姚东捡到好几张五朵金花，我用五张石林换一张五朵金花，一共换了三张。为什么五朵金花这么金贵？因为五朵金花的烟盒纸特别厚，比北戴河还厚，摔起来风大，容易赢。我们从自强街北闸口一直向东，沿着铁道，一路走，一路捡，走到了大庆路。铁道边有一个水塘。夏日午后。无风。大柳树的头发垂着，像个女鬼。我们捡烟盒捡累了，就在池塘边歇一会儿，往池塘里投石子，打水漂。投了几个，听见有人骂我们，这才发现不远处一个钓鱼的老头子，说我们把他的鱼都吓跑了。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姚东却跑过去，和老头子聊起天来。他问老头儿怎么钓鱼，老头儿一开始爱搭不理，后来干脆不说话了。我和姚东就蹲在老头儿坐的马扎两边，帮他盯着水面。可老头儿太笨了，半天也钓不上一只。我俩就又回到柳树那边。姚东靠着柳树倾斜的树干，跟我说起他和同桌孙薇薇写纸条儿的事。他说，有一天上自然课，孙薇薇突然递给他一张很小很小的纸条儿，并低声告诉他，放学后再看。放学到家，姚东打开纸条儿，上面写着：“你很好，我们做朋友吧。”我没想到姚东会跟我说这样的事。我发誓绝不说出去。我觉得发誓还不够，作为回报，我也说了我和同桌刘雅静写纸条儿的事。不过其实我和刘雅静并没写过纸条儿，就是有一次，她在语文课本上写了一句“帮我看着老师，我睡一会儿”。然后推给我看，我看了，点点头，然后她就把那句话用橡皮擦掉了。姚东也向我保证，绝不说出去。

我没有去出去跟姚东说话，我自己就要大难临头。我也不再指望刘雅静，即使她现在把作业本给我，我也抄不完了。更何况，她没有一点儿要给我的意思。她跟李玲一边对答案，还一边说起各自的周末趣闻。一点不在乎旁边，愁眉苦脸，趴在桌子上的我。上课铃终于响了，我难受、紧张到了极点。数学老师是班主任，我最怕她。她四十多岁，戴个黑框眼镜，五官总是紧绷不笑。她的手很尖很细。谁要是完不成作业，她就用她细细的手抽谁的脸。我和姚东都让她抽过，很疼。班主任的儿子，也在我们学校上学。比我们高一届，上五年级，是他们班里的“小霸王”。小霸王吃得肥头大耳，但每次他来我们班，找她妈，她妈都会问他，“饿了吧？一会儿放学，我给你做韭菜合子吃。”“不要，我不吃韭菜的，吃茴香的。”“行，儿子爱吃啥的，妈就做啥的。”即使对我们班学习最好的学生，也没见她表情这么温柔过。只有一次，我看见她用那只细细的手，抽了自己的儿子。那时小霸王经常拿我们班同学的东西，自动铅笔、橡皮、尺子什么的。平时特野的那些男生，也怕挨班主任整，都任他胡闹。不过总有女生不怕他。那一次，刘雅静的爸爸给她买了一块桔子橡皮。就是外形跟桔子横切面一样的橡皮，还有桔子的香味儿。这种橡皮特别贵，普通大白橡皮一毛钱一块；好一点的黑白双色橡皮，一毛五一块；但桔子橡皮要卖五毛钱，还用塑料纸包着，跟糖块似的。小霸王看见，喜欢得不得了。拿在手里玩儿了半天，然后对刘雅静说，借我用用吧，放学还你。刘雅静说，不借。小霸王说，那中午还你。刘雅静说，不借。小霸王说，那我就用一节课，说完转身就走。没想到刘雅静早有准备，举着一把塑料尺子追了出来，拽着小霸王的袖子，要打他。小霸王死攥着桔子橡皮，不松手。直到他妈班主任来了，才给他俩分开。班主任先说刘雅静，把尺子放下。刘雅静“哇”地一声就哭了。班主任让小霸王把桔子橡皮还给刘雅静，小霸王不还。班主任说，好儿子，乖儿子，给她吧，放学妈给你买。小霸王还是不松手，不要买的，就要这一块。班主任脸色青了。最后，她用她那经常抽我们脸的细细的手，抽了自己的儿子。小霸王哭得比刘雅静还难看。最后他把橡皮摔在刘雅静身上，抹着脸上的泪水，跑出教室去了。不管他妈怎么喊都不回。那是我看到的唯一一次，班主任教训自己的儿子。后来听同学们议论，小霸王出生不久，爸爸就得尿毒症死了。班主任没再改嫁，独自一人拉扯儿子长大。尿毒症是什么病，同学们谁也说不清楚，据说是一种尿不出尿来的病，得这种病的人，最后会活活憋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好多男生一下课就往厕所跑，没尿也要去尿一尿。

果然，“起立”“坐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作业。班主任拿着红钢笔，一张桌一张桌地检查。我有点口渴，却不想喝水，心跳得跟什么似的。过了一会儿，前面终于有了一个和我一样的家伙，是李东宏。他说自己早晨来得急，作业本忘在家里了。班主任说，到底是没写，还是忘在家了？李东宏一口咬定，真的忘带了。班主任说，那你回家拿去吧。能拿来吗？李东宏坚定地说，一定能。班主任说，那去拿吧。李东宏就从座位上站出来，一本正经地走出教室去了。紧接着，赵磊也说自己作业本忘带了，也发誓说能拿回来。然后张永生也说自己作业本忘带了。班主任被气笑了，全班都跟着乐。这些笨蛋，从来都只有这一个借口，都说忘带，每次都拿不回来，最后落得请家长。他们三个走了之后，就检查到我这里。班主任一边用红钢笔在刘雅静的作业本上打着对勾，一边问我，“你的作业呢？”我哭丧着脸说，“老师，我也忘带了。”班主任头也不抬，继续在刘雅静的作业本上画对勾。刘雅静憋着笑，看看自己的作业本，再扭脸看看我。班主任慢吞吞地说，“那你也要回家取作业本去？”我说，“老师，我没带家门的钥匙。”班主任倏地抬起头，怒视着我，猛然抓起刘雅静的数学作业本，“啪”“啪”地抽我的脸：“别放屁了！你就是没写，滚滚滚滚滚！去把你家长叫来！”我脸上被抽得针扎似地疼，却不敢去捂。“老师，我爸出差了。”“没让你叫你爸，去把你妈叫来。我知道你妈就在西边棉纺厂纺织车间上班，你去吧。”“……老师我真的忘带了。”班主任听我还在狡辩，二话不说，就来揪我的衣服领子。坐在外面的刘雅静，赶忙站起来让开。我被生生拽出了座位，扔在过道上，像只刚还在熟睡突然被拎出窝的小猫，茫然地呆在那儿，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见我不动，班主任更生气了，她一手提着我后衣领，一手推搡我。在推力作用下，我踉踉跄跄地出了教室门，出门正看见在门外罚站的姚东。姚东见我的狼狈样，又“噗呲”笑了。我本来被班主任折磨得快哭了，可一见姚东，也“噗呲”笑出了声儿。我俩都意识到，这时候千万不能笑，就赶紧低头，但还是没逃过班主任的眼睛，她气得几乎发疯：“还笑？！你们这俩熊孩子！都他妈一个德行！烂泥扶不上墙，提不起来的货！去，都去叫家长去，你也去！”姚东这下可真笑不出来了，赶紧说：“老师我爸出差了。”“去把你妈叫来。叫不来别来上学。去去去！”班主任右手夹着红钢笔，左手轮流推着我们俩，我俩背靠在她的左手上，死活不肯往前走。谁知班主任非常狡猾，突然把手撤走，我和姚东险些向后跌倒。班主任终于有些得意地“哼”了一声，转身回教室去了。

我和姚东就在外面站着。夏天太阳很晒。我看见旁边花池里的蜀葵，都被同学们揪秃了，叶子耷拉着。过了一会儿，姚东看看我，小声说，咱走吧。我说，真去请家长啊？姚东说不是，今天就一堂数学课，咱俩先出去找地儿呆一上午，下午再回来。班主任中午就回家韭菜合子去了。

一进游戏厅，就看见李东宏、赵磊和张永生，正挤在一台大型游戏机旁，打《圆桌武士》。姚东悄悄走过去，从后面猛地踹了一脚中间的赵磊。赵磊瞬间还没搞清状况：“爸，我们今天没课……”再转身看见是姚东，立即大骂：“操你大爷！！”看着快气疯的赵磊，我们几个已经笑得不行了。手里正忙活着的张永生撞撞赵磊，“快点，打关头了。”赵磊即便挨踹，手也没离开过游戏机摇杆，还不忘问候姚东和我：“傻逼，你们俩也被班主任赶出来啦？”“是啊。”姚东说着，一边往赵磊裤兜里摸，“给俩币呗。”赵磊一晃屁股，顶开姚东，明显还没消气“滚！没有。”姚东呵呵笑，“真生气啊？”赵磊忙着砍关头boss，不再理我们。我和姚东没趣，左看看右看看，看见《街头霸王》那机器围着几个大孩子，正斗得起劲儿。姚东实在忍不住了，跑去求游戏厅老板。游戏厅的角落支着一张钢丝床，床上有一套脏兮兮的被子，从来不叠。旁边地上，满是啤酒瓶和烟头。周一上午，除了逃学的学生和几个在打美女麻雀（麻将游戏）的盲流，几乎没什么客人。老板还在蒙头睡觉。姚东过去蹲在床前，哀求半天，那样子像《西游记》里孙猴子拜菩提祖师。老板被说烦了，也不翻身，只从被子里伸出一只长满汗毛的胳膊，打开床头桌子的抽屉，取出五个游戏币，递给姚东。这是赊的，五个币一块钱。姚东给了我两个，自己直奔《街头霸王》。我去玩《三国志》，选关羽。第一关就被李典打死了。我又续了一个币，没玩两下又被打死了。我不太会玩游戏机。姚东却玩得很好，尤其是《街头霸王》。我两个币都用了，他第一个币还没用完，跟他对打的人都输了，包括几个比我们大好几岁的孩子，也输给了姚东。他们都夸姚东牛逼。姚东并不特别得意，而是继续认真地打通了全关。但是遗憾，这次没打出“照片”，因为其中对“警察”的那局，没打成K.O-200。

中午，姚东和我从游戏厅出来。李东宏他们还在打游戏，他们暂时没被叫家长，所以他们决定逃一天课。我和姚东没钱，只好回家吃饭。现在还不到12点，街上的人不多，车更少。走不了两步，路过兆庆的理发店。兆庆正在给一个画着浓妆的女人烫头，有说有笑的。隔着玻璃，兆庆看见我俩，并不惊奇，只是冲我们挤挤眼，晃动电吹风，招呼我们进去。我和姚东有时会到他的理发店坐一会儿。兆庆是南方人，不知道为什么，独自一人来到这个不起眼儿的北方小城。理发店就是他的家。这间房子，被他用两块蓝色竹子图案的帘子隔开。帘子外面是两张理发椅。一张待客用的黑皮子长沙发。沙发的扶手早破了，露着海绵。我和姚东总是抠破洞里的海绵，兆庆也不生气，只吓唬我们，说要我们的父母给他赔沙发；里面贴着帘子的是洗头池，兆庆给理发的客人们扎好围兜，在里面洗头。兆庆做饭，也在这池子里淘米洗菜。洗头池对面是一架梯子，爬上去就是挑空的——兆庆睡觉的床，一般白天都挂着帘子。床下面勉强够站一个人，却放着橱柜、煤气罐和灶台。我和姚东觉得兆庆家特别好玩，因为我们没见过床还能在空中的。兆庆到底姓什么，我们也不知道，问过爸妈，爸妈也不知道。叫他兆庆，是因为他的牌子上写着呢：兆庆理发店。兆庆说话语速很快，本地人听不太懂，但我和姚东能听懂，他虽然有很重的南方口音，但说的是普通话。有时候我们就给他和本地顾客之间做翻译。作为回报，他偶尔会免费给我们理个发。但今天，我们实在没有心情，冲他摆摆手，就走过去了。

没走两步，又看见街对面，龅牙老四正坐在自家烧饼店门口抽烟。他跟我爸很熟，我爸让我喊他四叔。虽然我也不知道是打哪儿论的，也从没见过什么二叔三叔。他远远地向我们招手，让我们过去。我们过了街，喊声四叔。他带我们进到烧饼店里面。他的两个年青徒弟正忙活着；一个在案板边，用力地把面和油揉在一起；另一个正将吊炉翘起来，向下面的饼铛里放面饼。吊炉像个倒扣着的大锅，里面填满了劈柴。因为常年使用吊炉，所以店里墙上都熏得黑乎乎的。不过他们家的烧饼很香很香。老四掀开簸箩上的棉布，取出两个热气腾腾的糖烧饼，用油纸包着，给我和姚东一人一个。“吃吧，刚出炉的。”我们就坐在他刚坐过的长凳上吃。

一口下去，红褐色的滚烫的糖汁流了出来，烫得我俩咝咝叫，却又舍不得吐出来。等我俩把烧饼吃完的时候，大街上开始陆续有人下班了，到烧饼店来买烧饼。我们告别了老四，又回到街上。我愁容满面地问姚东，咱们怎么办呢？姚东挠挠头说，叫吧，不叫完不了。我说，我可不敢跟我妈说，要不让你妈当咱俩家长算了。姚东说，我妈倒是没事，就怕班主任不干。这么说着，就到了家属院门口，我们沮丧地分手，各回各家。

姥姥正佝偻着背，给我做西红柿炒鸡蛋。见我回来，就问，饿了吧？今天热不热？我随口应付着，想着自己的心事。中午快一点的时候，妈妈才下班回家，进门就坐下吃饭。她就着炒青菜，吃了一个馒头，一碗稀饭。我犹豫着，要不要跟妈妈说请家长的事情。我感到她今天很累，吃饭时连跟我们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她经常这样告诉我，“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我心里暗暗发誓，下周日绝不跟姚东出去玩了，一定要认真完成作业。可是今天该怎么办呢？眼看她就要吃完饭了。我放下筷子，正要开口，妈妈把罐头杯子递给我，“给我倒上水。”我只好起身，抱起暖壶，往她的罐头杯子里灌满开水。再回来时，她已经躺倒在床上，对我说，“差十分钟两点叫我。”我说，“好。”

姥姥靠在水池上，慢吞吞地刷着碗。我无心看电视，只想着还有没有机会和妈妈说请家长。隔几分钟，我便抬眼看表。一点五十分，我走到妈妈床前，轻轻把她摇醒。“妈，……妈，醒醒，到点了，该去上班了。”

她醒了，打个哈欠，起来去洗了把脸。回来看见我还不走，问我：“怎么还不走，你也快到点了吧？”我犹豫了一下，最后说“嗯，我这就去上课。”

她穿好工作服走了。姥姥在沙发上干坐着。我听见桌子上钟表咔哒咔哒的声音，我必须去学校了，可一想到那些没敢说出口的话，我就难受极了。我实在不愿意再经历那样的时刻：妈妈流着泪，看着我，失望之极，“你怎么这么不懂事，我这么累，你还惹我生气，你不知道我没有时间去学校的吗？请假要扣工资的。我拿什么养活你……”——我宁愿让班主任用她尖细的手抽我的脸，也不愿意面对妈妈失望的眼神。

我慢腾腾地出门，下楼，往学校走，心里空落落的。经过大垃圾堆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五朵金花的烟盒，埋在一堆饭店倒出的垃圾当中，上面沾了什么东西的汤汁。我琢磨着，算了，捡起来也叠不成三角了。过了垃圾堆就是学校，校门口有两个摆摊儿的：一个老头儿，一个老太太。他俩一人推着一个三轮车，老头儿的三轮车有上一个铁架子，架子上琳琅满目：贴画、砸炮儿、画片、滋水枪、变形蛋、橡皮大小的“大大泡泡糖”、和一条条的拔丝糖……；老太太的三轮车上有一口锅，锅下面是蜂窝煤炉子。锅里熬着糖稀。你给老太太五分钱，老太太就会用两根细细的小木棍儿，从锅里拨弄起一小坨褐色的糖稀递给你，你必须用两根小棍儿不停地互相缠绕，糖稀才不会掉下去。如果你缠绕的时间够久，糖稀会渐渐变成银白色，那时再吃，味道更好。我站在两辆三轮车之间，不断地有同学过来，叽叽喳喳地选东西，我跟着看，有一会儿几乎忘了请家长的事，直到预置铃响起，我不得不进学校去了。

下午第一堂课，是作文课。纸团老太把上周写的作文发了下来。她忽然叫我，到讲台前面去，我不知道为什么。纸团老太太用少有的慈祥对我说：“你写的作文不错，来，给同学们读一下。”我很吃惊。上周作文的题目是《我的故乡》，别人都把故乡写在了大山脚下，或者在大海边，没有人写庄稼地。可我们这里是大平原，哪儿来的山和海呢。我写的是庄稼地。我写暑假跟爸爸回老家，看爷爷种地。我写了跟爷爷坐在地头聊天。还写了爷爷家院子里的一棵树，我不认得。爷爷说，那是枣树。我在作文里写道：枣熟的时候，那一树的红枣就像满天的星斗一样。

在我的作文结尾，纸团老太用红钢笔写着批语：写得很不错，努力吧。期待你下一篇作文。

我拿着自己的作文本，路过姚东和孙薇薇那一桌。我看见姚东在对我笑，然后我的目光越过姚东，看了看孙薇薇。孙薇薇也在对我笑，她的眼睛，笑起来真漂亮啊。我回到座位上，刘雅静仍然一本正经的，也不看我，背坐得比平时还直。我知道，纸团老太经常表扬她，但是这次没有，她也把故乡写在了山脚下。我非常得意，故意把作文本展开，有老太批语的那一页，摆在桌子上，反复看。刘雅静坐得更直了。

作文课后是自然课，每周只有一堂自然课。自然老师是个很有意思的男老师。说话特别逗。今天他给我们讲蚯蚓。我正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班主任推门就进来了，冲自然老师点个头，算是打招呼。“姚东，你出来一下。”自然老师的课被打断，脸色很难看，但是没有说什么。自然课是副科，跟语文数学没法比，何况这是班主任。我从窗户看见，外面是姚东的妈妈来了。姚东跟着班主任出去了。我心里七上八下，望着窗外，班主任和姚东妈妈在说话，姚东低着头，站在中间。过了一会儿，姚东在门外喊：报告！自然老师说，进来。姚东走向自己座位时，冲我摇了摇头。看来，躲是没戏了。班主任下午没课，专程来学校，等着我们的家长。自然老师没讲两句，班主任又一次推门进来，这次都没跟自然老师点头，而是直接喊我，“姜升，你给我滚出来。”我站起来，看看尴尬的自然老师，跟着班主任走到外面。我贴墙站好，看着自己的脚。班主任问：“他叫来了，你家长呢？”我说：“老师，我妈上班特紧张，她没空。”班主任“噌”就火了：“她没空？她没空我就有空啦？行啦，你回去吧，回去等着你妈去，她什么时候有空来学校了，你再跟着来上课。”我没说话，眼泪大颗大颗地流下来。泪水滴到鞋上，我有点奇怪，其实我并不伤心，不知道为什么会流泪。“还有脸哭？！”班主任用她细细的手，拧着我沾满泪水的脸，“你听见没有，说话啊？听清楚没？”我嘴巴被拧变了形，模糊地挤出一句：“-听-楚了。”

进门的时候，姥姥还在阳台上坐着，什么也没干，只是坐着。她非常瘦小，而且非常非常老。很早她就跟我们住在一起，但她从来不下楼，已经很多年了。她也不认得字。她穿的衣服非常奇怪，扣子在右边胳肢窝底下。每颗扣子，都是一个小布疙瘩，要穿过线套的扣眼儿才能系好。她的脚长得非常非常小，样子有点吓人。她洗脚的时候我见过：大拇指和四个其他的脚趾挤在一起，像尖尖的竹笋一样的尖。而脚后跟几乎贴着前脚掌。我问她疼不疼，她从来都说不疼。她总是掀起外面一层衣服，里面那层衣服有个兜袋，和机器猫一样。她会从兜袋里，拿出几毛钱给我，让我去买零食吃，还不让我告诉妈妈。所以我非常喜欢姥姥。可是她什么事也不明白。看见我下午这么早就回家，她问我，怎么回来了？我说今天放学早，她竟然就信了。我非常喜欢我的姥姥，要是她能做我的家长，去见班主任就好了。可惜她太老了，比纸团老太还老许多。她从来都不下楼，她的脚太小了，下了楼也走不了两步路。

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发呆。不一会儿，外面下起雨来了。姥姥过来问我，晚上吃什么。我说都行。天已经黑下来了，雨越下越大。我跟姥姥说，我拿雨具去接妈妈。姥姥不让，但是她拗不过我。我之前也给妈妈送过雨衣。最后我还是拿着雨伞和雨衣出门了。她的工厂离家属院不远，我忘带钥匙的时候，总去她们工厂找她。

路上没有人。雨水中的大街，已经一片汪洋，水没到我的膝盖。我把裤管挽得很高很高，两条小腿趟在水中，“哗啦”“哗啦”地向前走，雨伞顶上噼里啪啦响个不停，有点冷，但我很开心。

门卫是个独臂秃顶的老头儿，他的一只胳膊被厂里的机器冲床吞了，后来就成了门卫。

“侯大爷！”我喊道。

侯大爷从门卫室出来，他把伞用脖子夹住，一只手打开小铁门的门栓。

“来接你妈呀？”

“嗯。”

“去吧。”

工厂的甬路很硬，而且没有积水。但甬路两侧龙爪槐树上的槐花，被雨水打落了一地。空气里满是槐花和雨水的味道。甬路两侧是高大的车间，光和声音从里面透出来，工人们还在加班。妈妈的纺织车间在厂子的尽头。我走进去，是一望无际的纺织机。机器的声响巨大。一排排的大型织布机，像迷宫一样。我看到纱锭飞转，棉线像琴弦弹跳，我边走边看，几乎入了迷。接着，先看到一个认识的阿姨，我用最大的声音喊着问她，我妈妈在哪儿？！她指给我，并且拍拍我的头。我看见我妈了，她穿着工作服带着白肚兜白帽子，正在忙着。她看到我，也感觉不出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她说，这么大雨你来干嘛？边上等我一会儿，就快下班了。旁边闲着的阿姨，给我打了一杯热水。我看着这巨大车间，顶子是半圆形的，有钢铁的房梁。一排排机器在忙活着，几个阿姨来回溜达，好像很悠闲似的。

真下班时，天已经彻底黑了。雨还在下，街上路灯，被雨水洗出昏黄色的光晕。妈妈穿好厚厚的军绿色帆布雨衣，扶着自行车把，先等我双腿分开骑坐在后衣架上，然后她才蹬车上来，奋力向前蹬。我在她身后，打着伞。伞的顶靠在妈妈的雨衣上，我对她说，妈，今天语文课我受到表扬了。妈妈没有回头，但我清晰地感觉到，她很高兴。她问我怎么回事，我就把写作文的前前后后跟妈妈说了一遍。妈妈说要总结经验，以后也要这样写。我在后面答应着。

大雨中，黑暗的城。街上没人，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路过一片光晕。远远地，我看见雨幕中似乎有一只跳舞的熊。它浑身都淋湿了。但它不停地转动着笨重的身体。有时候踏踏脚，有时候拍拍手。妈妈在专心骑车。我把头靠在她的背上，心里想着，过一会儿到家，该怎么跟妈妈说请家长的事情。

【本文发表于《西湖》文学月刊2024年7月号】

作者的几句废话：

我一生都笼罩在完不成作业的阴影中。

甚至在我成年之后，每逢周日，天近黄昏，我都会情绪低落。——这颓丧的情绪来自我的童年，那时还没实行双休制度，一周只有星期天可以休息。我会和一帮大大小小的孩子一起，疯跑疯玩，直到天黑也不回家。每每要到晚饭时，才会想起，如山的作业只字未动。想想第二天要面对老师的检查，绝望情绪油然而生，晚饭都不香了，赌咒发誓，下次一定先写作业。然而下个周日，还是天一亮就去疯跑疯玩……

不过，在回忆里，阴影间也不乏明媚的光线。也许是逃学时天上低低浮动的白云，也许是暑期水塘中滟潋的波光。在孩子心里，没有什么情绪可以长久占据，害怕也不例外。许多年以后，我将此情绪付诸文字，希望能安抚当初那个在教室外罚站的提心吊胆的小男孩。

缺席者

为了更加合理地浪费余生，我一直在假装自己不乏味。永远缺席，永远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