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史上的今日：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

文摘 2025-01-06 07:01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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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史上的今日：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

军史上的今日：1941年1月6日，

皖南事变

导读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企图封锁消息，禁止报纸刊登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文章，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是蒋介石一手策划并蓄谋已久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一个支队9000多人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遭国民党军8万多人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不幸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皖南事变成了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逆转的一道分水岭，对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41年1月18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历史背景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国民党顽固派并没有收敛反共活动。1940年9月中旬，国民党顽固派向黄桥新四军无理进攻，新四军被迫自卫，10月上旬消灭国民党军1.1万人。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制造反共磨擦活动。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致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的“皓电”。“皓电”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了种种攻击和诬蔑，并要求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将50万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又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顾祝同等部准备向新四军进攻。“皓电”成为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起点。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

事变经过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９日，蒋介石限令黄河以南新四军于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同时密令其数十万军队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中共中央在揭露蒋介石罪恶阴谋的同时，为顾全大局，决定将皖南的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并连电东南局和军分会书记项英，乘国民党军尚未部署就绪，迅速率部北移，防止遭到突然袭击。

１９４１年１月４日，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部队北移。６日，当进入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事先埋伏的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袭击。广大指战员经７昼夜浴血奋战，但终因众寡悬殊，措施失当，弹尽粮绝，除２０００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与对方谈判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１７日，蒋介石竟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军法审判。

针对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决定，１９４１年１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继续领导新四军坚持长江南北敌后抗日斗争。

１月２２日，毛泽东发表谈话，指出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酝酿已久的全国性反共突然事变的开端，揭露蒋日勾结，蓄谋灭共和打击人民军队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斗争，并提出了取消１月１７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皖南事变祸首、恢复叶挺自由、交还新四军全部人枪、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１２条解决皖南事变的根本办法。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利用一切公开场合和机会，向社会各界和驻重庆的美、英、苏等国外交、军事人员与记者等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中国共产党的正义立场，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海外华侨及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经过共产党的坚决斗争，终于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事变影响

中共中央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坚决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确方针；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整编全军，继续坚持抗战。共产党这种坚决有力仍把民族矛盾放在第一位的正义自卫立场态度，得到全国人民、中间阶级、国民党内正义人士及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和支持，扩大了群众影响，提高了政治地位。宋庆龄、何香凝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黄炎培、冯玉祥等分别发表谈话，谴责国民党当局。全国数百位文化界人士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枪口对内。华侨领袖陈嘉庚致电国民参政会，反对蒋介石倒行逆施。国际上，苏、美、英等国也表示对国民党不满。

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形势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1941年3月，蒋介石公开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国民党当局并没有真正吸取教训，仍然采取避战观战为主和限共反共的政策。1943年春，蒋介石署名出版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暗示要消灭共产党。接着，国民党顽固派又借当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机会，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并密令重兵驻守西北的胡宗南部准备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在胡宗南身边工作的熊向晖(中共秘密党员)及时将国民党的反共部署与动向报告了中共中央。据此，中共中央一方面在军事上进行必要部署，另一方面公开发表文电，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同时组织延安三万群众参加的抗议集会，采取了一系列政治上强有力的反击，使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尚未发展成大规模武装进攻便被制止。

后方民众抗议国民党的倒行逆施

中共“决定”

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事变后的局势与对策，总结其中的历史教训。鉴于游击战争环境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以及皖南事变的严重后果，中央强调，“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向全党提出加强党性教育的问题。

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决定指出，党内在党性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随便发言，标新立异，以感想代替政策；独断独行，或借故推脱；两面态度，阳奉阴违，对党隐瞒。

二是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本位主义；调不动人，目无组织，只有个人，实行家长统制；只要下面服从纪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反抗中央；轻视上级，超越直接领导机关去解决问题，多数决议可以不服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干部政策上毫无原则，随便提拔，随便打击；感情拉拢，互相包庇；秘密勾搭，派别活动。

三是在思想意识上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个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夸大，风头主义，不实事求是地了解具体情况，不严肃慎重地对待问题，铺张求表面，不肯埋头苦干，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

《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