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印迹：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的历史贡献

文摘 2025-01-12 07:0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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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印迹：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的历史贡献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网图，侵删）

原文标题：【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的历史贡献】

作者：安永香（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

来源：《河西学院学报》（2021年03期）金属质感分割线

历史印迹：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的历史贡献

导读

西路军从出征到失败，英勇血战，流尽最后一滴血，尽到最大的责任与担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纪念碑（网图，侵删）

1936年10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部、5军、9军、30军及其直属部队21800余人，奉中央及军委命令从甘肃靖远虎豹口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因战局变化组成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为实现北上抗日目标做出了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贡献。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甘肃张掖高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时指出：“我心里一直牵挂着西路军，太悲壮了！为有牺牲多壮志。他们的功绩永载史册，做出了重大的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贡献。”笔者认为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的历史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西路军行动路线图（图源，百度百科）

一、策应山城堡战役

“山城堡战役”是长征的最后一战。“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标志着蒋介石围剿工农红军的彻底失败。这一战役的胜利与西路军的有力策应密切相关。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为造成红军横跨黄河两岸发展，打通苏联雄峙西北的战略态势，10月11日，党中央及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并由红四方面军之30军担任渡河先遣任务，蒋介石调集大批兵力由南向北分四路追堵红军。10月25日，红四方面军30军渡河成功。随后，5军、9军及红四方面军总部21800余人先后渡河。11月11日，中央及军委电令过河部队组成西路军。9军攻古浪，30军、5军及总部向凉州、永昌进军。11月15日，毛泽东两次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蒋介石仍坚决打红军，与南京妥协一时难成，我们应坚决粉碎其进攻。”“胡宗南占领豫旺后之行动，两三天后即可明白。”两三天内，红四方面军向甜水堡、保牛堡集结，红二方面军向毛居井及以北集结，红一方面军向环县西集结，红军各部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作好战斗准备。11月19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面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大部向凉州、永昌前进之敌，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可以看出，党中央的计划和部署，一方面是指挥西路军行动；另一方面是制造假象，分散敌人兵力，以起到牵制敌人的作用。古浪战斗后，西路军遵照党中央指示到永昌、山丹后停止西进，建立根据地牵制马步芳等部不敢离开河西；吸引国民党胡宗南、毛炳文部围剿河西，吸引关麟征第25师进入宁夏北部门户石咀子，吸引曾万钟第3军进入黄河右岸中卫、金积一带。这样，河东只有胡宗南第1军，而且又分成几路，第1军第97师、第43师向盐池、定边运动，第1军第1师、第78师分头向东，这给河东红军主力歼灭胡宗南一部创造了难得机会。11月21日，红军对山城堡之敌形成包围态势。随即红一方面军主力和红四方面军4军、31军向山城堡之敌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歼灭了敌人，粉碎了敌人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扭转了被围的局面。这次战役的胜利，是河东河西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的结果，西路军在策应山城堡战役的胜利中做出了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策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正值西路军在永昌、山丹组织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争取“二马”到抗日方面来，策应河东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时，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爆发当日，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表明了坚决抗日的态度。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毛泽东派周恩来到西安协助张学良共商大计。孔祥熙、宋美龄连夜从上海赶回南京，主张和平营救蒋介石。由于局势骤变，党中央对西路军下一步的战略部署及时做出调整，西路军的任务由策应河东红军转到策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上来。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明确提出团结一切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12月15日，中央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西路军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西路军遵照党中央指示，在应对敌人进攻的同时，加紧做好宣传和统战工作，争取“二马”抗日。但“二马”对“西安事变”持反对态度，顽固坚持反共、拥蒋和讨伐张、杨的立场，丝毫没有放松对西路军的围攻，反而加紧发动永昌、山丹地区战役。红军奋力反击，取得局部胜利。争取“二马”计划落空，党中央退而求其次，寄希望于西路军继续牵制“二马”，缓解紧张的局势。12月18日，中央军委主席团电徐向前、陈昌浩：“甲、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乙、试与诸马谈判下列问题，永昌以西之马军准其安全东退，永昌以东之马军不向永昌以西进攻。红军以不向永昌以东进攻。”西路军遵照命令，立即调整部署。

12月20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我意徐、陈目前应立即出一部绕过凉州，逼近兰州与于军打通。”12月22日，周恩来、林育英、王稼祥致电毛泽东：“可否暂留西路军在原地，待春暖后西进，否则东进是否能达到凉州以东，待到古浪、永登后尚可设法要于策应。”同日，徐向前、陈昌浩在不知道党中央与张学良商讨西路军动向的情况下，向军委发电：“西路军为按期完成任务，决逐渐西移。已令三十军四个团位永昌附近，两团位水磨关一带侦察，与九军均在水磨镇西南三十里之新城堡一带，再争取相当时间休整。拟于明年一月中计九、三十军抢临泽、高台，五军全部约明二月中旬直到安西。远方货是否按时能到，请示。”西路军在没接到中央指示的情况下，感到西进困难较大，还有牵制“二马”的任务，到底是西进还是东进，焦急地等待中央指示。12月23日，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如果必须我们东开，则必可东移。”

12月24日，周恩来电毛泽东：“四方面军主力即向兰州进，但请留一部于永昌，以便打通安西。”同日，毛泽东电周恩来：“向张商量派四个团突然袭占永登、古浪，策应徐、陈，并为准备棉大衣一万五千件，鞋袜各一万八千双，子弹带一万五千条，补充子弹十五万发，是否可行，盼复。”同日，军委主席团电徐向前、陈昌浩：“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接到党中央指示后，西路军调整部署，准备东进。12月25日，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电军委主席团：“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就在西路军准备东进之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同日，周恩来电毛泽东：“四方面军主力既不便东下，仍以留原地并打通安西为妥。”12月27日，军委主席团电徐向前、陈昌浩、军政委、彭德怀、任弼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两州，一部占领安西。”从这13天内的电文看，西路军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期间一直按照中央安排行动，先是西进执行打通远方之任务，之后又是争取“二马”，转而牵制“二马”，并做好了东进的准备，每一步计划，每一次行动，都是从大局出发，发挥了以局部服从全局的作用，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战局面的形成。

三、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十月份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下达后，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就是为扫清北上抗日阻碍，争取国民党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任务十分明确。1936年10月11日，中央及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指出：“乙、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辛、宣传鼓动以庆祝会合，消灭阻拦红军抗日去路、扰乱红军抗日后方之敌，争取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日，中央关于征求对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意见致朱德、张国焘等电：“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之必要，同时对日本以外之其他国家在不丧失领土主权条件下，应保持友谊并取得其帮助。”可见，红四方面军一部渡过黄河西进不仅肩负着打通国际联系的重任，而且还肩负着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重要任务。

1936年10月25日，红四方面军一部渡过黄河。10月30日，中央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的情况。1936年11月3日，共产国际书记处及王明、陈云致电中央书记处：“现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你们曾否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收？”由于国际国内形势与战场情况变化，党中央决定西渡黄河的四方面军部队组成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肩负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联系，取得苏联援助的重大历史使命。1936年11月19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徐、陈可用共同抗日名义派代表与盛接洽。……（六）对于学忠、二马均须与谈判外交，并可说明在共同抗日条件下，共产党给以帮助。（七）你方须在甘州以东建立根据地，决不可将主力位置于甘州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去的表示。唯远方路图，也须调查清楚。（八）克服一切通新疆方面的交通和气候上困难的准备是必须的，更须控制安西通哈密的交通。”从以上电文资料看，红四方面军一部从抢渡黄河到组成西路军，主要任务还是打通国际联系，实现一致抗日。

渡过黄河后，西路军根据中央“欢迎胡宗南军官兵和红军联合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国民革命军与抗日红军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作了大量工作。

一是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西进初期，通过信函、阵地喊话，向“二马”官兵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讲明红军西进是为了取得抗日援助物资，抗击日本侵略者。同时，积极组建对敌先遣工作团，派代表与“二马”谈判，口头签订停火协定，实现与敌人的短暂停战，达到了宣传抗日主张促进统一战线工作的目的。

二是大力宣传党的《八一宣言》和抗日主张。西路军号召社会各界进步力量积极行动起来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提出组织工农、保护工人，订立劳资协商合同，发展工商业，没收地主兼商人的商业部分等临时性政策措施；提出保护群众利益的政策措施，使当地一部分有影响、有声望的士绅、工商业主、民族宗教头面人物以及国民党地方党政军警人员消除了疑虑，缓和了与红军的关系，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成效。

三是吸取地方各阶层进步人士参政议政。西路军在河西地区成立的26个县乡区村政权的160多名领导成员中，吸取地方进步士绅、旧政府公职人员、工商业人士30多人参加新组建的苏维埃政权，参加率20%以上。通过这些人的参政议政，对进一步沟通红军与各界的联系，掌握各阶层动态，发动群众支援抗日起了积极作用。

四是震慑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嚣张气焰。当时，甘肃、宁夏、新疆汽车沿路的盟、旗、专区有大批日本间谍活动，宁夏城已有日本军代表团，马鸿逵答应日本人在城北修一个机场，并已与日本人联手，形势严峻。由于西路军在西北的活动，瓦解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向西北各地渗透的野心，震慑了他们的嚣张气焰，打碎了妄图把西北沦为第二个“满洲国”的美梦。

总之，西路军竭尽所能打通远方，争取抗日力量。同时，因势而动，策应“山城堡战役”，策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些都在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形成了西路军精神

西路军指战员在血战河西的悲壮历程中，孕育形成了伟大的西路军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时强调：“西路军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英勇献身的精神，同长征精神一脉相承，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路军两万余名穿着单衣草鞋的将士，在没有后勤、没有弹药补充，也没有任何救援的情况下，奋勇作战，与飞机、重炮、骑兵组成的十余万敌军展开较量，消灭敌人2.5万余人。他们忠于理想、坚定信念；顾全大局、服从命令；不怕牺牲、英勇血战；依靠群众、艰苦奋斗；服务人民、身先士卒的革命精神与长征精神一脉相承。打通国际联系，完成抗日重任，西路军一路披荆斩棘，英勇杀敌，践行了初心与使命。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召开了最后一次扩大会议。会议决定：陈昌浩、徐向前脱离部队，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有关西路军的情况；撤销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立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组成的工作委员会，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受工委直接指挥。

“石窝会议”后，西路军身处逆境不消沉，濒临绝境不溃散，工作委员会决定部队分为三个支队分散活动。3月15日，西路军工委会致电军委主席团、党中央：“为适应目前战略环境，为保存力量，分为三大支队活动。张荣率十五团及彩号及特务团一部为一支队，约一千余人，枪百余；树声率二十团及骑兵两连共约七百人为一支队；先念率三十军之基本主力约五个营为一支队，工委会随此支队行动，今晨到祁连山脚的番人地区。距龙首堡约两天路，地形险要。”分头行动的王树声支队和张荣支队被敌人打散后，不断地组成新的支队继续坚持斗争。李卓然、李先念支队在祁连雪山中长途跋涉40多天，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冲破敌人的层层强势追堵，胜利到达新疆。失散和被俘的西路军将士虽历尽曲折艰险，仍坚定信念不动摇，心系人民，红心向党，最终回到党的怀抱。他们的事迹充分展现了忠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使命的政治品格；展现了顾全大局、身先士卒、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展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果敢气魄；展现了严守纪律、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西路军精神秉持了长征精神，又丰富和发展了长征精神。

一是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西征途中，西路军指战员在天寒地冻、弹药无继、敌我力量悬殊、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积极应对困难和危局，应对数倍于己的强敌，发扬不怕牺牲、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激战古浪、血战高台、鏖战倪家营、喋血梨园口、浴血祁连山。指战员们面对死亡，毫不畏惧，大声喊着：“怕死的不是红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在牛牦山战斗中，为掩护主力上山，女扮男装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表现出了巾帼不让须眉的风采。

二是忍辱负重的革命精神。被俘的西路军战士在狱中成立党支部，利用短暂的放风机会，通过在地面上划写“坚定”、教唱《苏武牧歌》等形式，相互激励，坚持斗争。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拒绝威胁利诱，面对敌人的屠刀视死如归。妇女抗日先锋团政委吴富莲被俘后宁死不屈、吞针而死。幸存的将士，虽然受过长时间的磨难和委屈，但他们忍辱负重，毫不动摇，用终身革命的言行，保持了对党的无限忠诚。

三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西路军指战员来自于人民群众、根植于人民群众、服务于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有着密切的血肉联系。他们严守政治、组织、生活纪律，以身作则，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崇敬，树立起了党和红军在贫苦百姓中的地位和形象，以至于西路军作战失利后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营救西路军将士，体现了血浓于水的军民情谊。

五、西路军在西北地区留下的深远影响

西路军一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红军的主张，建立苏维埃政权，播撒革命火种，在西北地区影响深远。

一是播洒革命火种。西路军所到之处贴标语，组织唱歌跳舞，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红军宗旨，西北地区的老百姓都知道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为人民群众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部队。西路军根据党中央建立河西革命根据地的指示，宣传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甘州中心县委、高抚县委、山永县委；建立五佛寺抗日促进会、抗日妇女会、少年儿童团、抗日义勇军等组织。尽管这些政权和组织存在时间不长，但在配合红军维护地方治安，抑制打击反动分子，筹募给养，组织动员群众参战参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是打通国际联系。西路军无论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还是血战河西走廊，主要的任务都是打通国际联系，取得国际援助，抗击日本侵略者。到新疆的西路军电台台长徐明德与战士王玉衡，因熟悉河西走廊地理交通情况，又随国民党组织的专家返回河西，参加修建甘新公路的勘察、设计工作。1937年8月，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援助，修建从苏境内萨雷奥泽克到中国兰州的公路，2000多名被俘的西路军将士参加飞机场、公路、桥梁的修建，为打通国际援华交通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是保存革命骨干。西路军危难之际，李卓然、李先念历经艰险带领400多名骨干到达新疆，接受新技术兵种的培训，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积蓄了力量，为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四是提供经验借鉴。西路军失败后，我们党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不断采取新战略、新战术，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西路军所包含的成功、挫折、经验、教训也将长久教育后人，并指导我们从中获得理性思考，坚定前进方向。

五是凝练了西北地区的红色基因。西路军在西征过程中，以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一心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实际行动，赢得了西北地区群众的拥护、支持和爱戴。作战失利后，得到各族人民帮助走出困境、度过难关。新中国成立后，各地人民群众自发集资修建红军烈士纪念碑、塔，自发守护红军墓，自发到陵园凭吊缅怀牺牲烈士。各地政府组织挖掘红色文化内涵，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弘扬西路军精神。

西路军从出征到失败，英勇血战，流尽最后一滴血，尽到最大的责任与担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讲好党的故事，讲好红军的故事，讲好西路军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把西路军精神发扬好，让西路军精神不断彰显时代价值，焕发时代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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