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那些历史真相

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在北京逝世。 

8月30日，新华社发表《华国锋同志生平》，对他70年革命生涯作出全面评价，肯定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决定性作用，肯定了随后担任中央最高领导职务期间的工作。 

对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这个历史事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华国锋同志生平》写道—— 

同年（1976）10月，他和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人民日报》2008年9月1日）

对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后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期间的工作，《生平》也作了肯定性的评价——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担任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 

他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正常的生活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 

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他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他的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既然已经做出了如此全面公正的评价，为什么还要谈华国锋的评价问题呢？ 

  这是因为，在华国锋评价的问题上实际上还有一个虽不影响全局却也具有关节点意义的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 

应该说，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也为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职务，重新出来工作，创造了前提条件。 

既然“四人帮”已经被打倒，那么，被“四人帮”打倒的邓小平，理所当然地要恢复工作。邓小平复出，这不仅是逻辑的必然，而且是民心、党心、军心之所向。 

怎样对待和处理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可供选择的办法有三种： 

第一种是让邓小平马上复出，再一种是尽快让邓小平复出，第三种是等一等，条件成熟再解决。 

华国锋采取的是第三种办法。 

回顾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处理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过程，大致经历四个阶段。 

（一）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到1977年三月工作会议之前：华国锋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在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在邓小平的问题上想什么、做什么和怎样做的。 

粉碎“四人帮”后第二天，10月7日，叶剑英即向华国锋提出为邓小平平反、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建议。以后叶剑英又多次向华国锋提议。

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正式提出： 

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 

邓小平参加政治局，恢复了工作，他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 

李先念马上表示同意让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其他与会人员没有发表意见。大家的目光一齐投向主持会议的华国锋。 

华还是觉得时机尚不成熟，而采取等一等再说的办法。 

这时，公开的提法还是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在内部，则采取措施，逐步恢复邓小平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 

1976年12月初，邓小平突发前列腺炎，引起严重尿潴留。 

叶剑英获悉后，随即向301医院副院长蒲荣钦了解情况，并指示：“精心护理，精心治疗，严格保密，注意安全。” 

12月10日晚，邓小平住进301医院。为确保安全和疗效，301医院把邓所住病房所在的南楼五层全层腾出专用。301医院立即采取紧急医疗措施，缓解病情，减轻痛苦。 

12月12日和13日，301医院约请泌尿专家权威吴阶平与本院泌尿科主任许殿乙、副主任李炎唐、内科主任曾诚富等一起会诊，建议进行手术治疗，并提出了手术方案。12月16日，华国锋即批示同意。 

在这之前，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利。很快，中央办公厅就把中共中央于12月10日发出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送到邓小平病房。 

邓小平接到文件，很高兴。看完后说： 

这就够了。不需要之二、之三了。可以定罪了。 

在邓小平住院期间，中办还派车把邓小平接到玉泉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一起向他介绍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华国锋并不是没有主见的人。对当时形势、对全局，有他的判断；对邓小平复出的问题，有他的考虑。 

1977年1月6日，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把他对邓小平复出的疑虑和打算和盘托出。

华国锋说： 

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当时提出批邓反右是正确的。 

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外电也看出了这个动向。 

开始提深入批邓，后来提继续批邓，现在又提“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 

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邓小平马上出来工作。 

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马上出来工作，“四人帮”的人会说邓小平可能要上台，有人要给邓小平翻案。 

邓小平不是一个人，是一层人，如果急着给邓翻案，会带来问题。 

因为材料之一还没有发，问题没有澄清，坏人会乘机煽动。这样会被动的。 

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吴德的讲话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华又说： 

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不是为邓小平翻案，是反对“四人帮”搞阴谋、搞篡党夺权。 

“四人帮”反对毛主席，是极右，抓住这些问题进行斗争，才是正确的。如果打倒“四人帮”就马上提出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会引起混乱。 

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长期斗争的继续。他们是要篡党夺权。 

我们要抓住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同“四人帮”斗争，把那些不急于解决的问题，往后拖，这样有利。 

有些问题要逐步解决，要经过适当步骤，把问题弄清楚，要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不要把问题搞颠倒了。当时这样的决策是对的。 

华说：

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头脑要清醒。 

还说：

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我们这样解决的办法，小平同志自己也会理解的。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要讲清楚。 

对于华国锋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解决办法，叶剑英也是赞成的。 

熊向晖和许多老同志，都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他跟叶帅讲了大家的这份心情。

熊向晖和周恩来在一起

叶帅说： 

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 

叶帅还说： 

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 

群众要求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呼声，从1977年1月开始日益高涨。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祭日。1月6日起，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就出现了花圈和悼念的诗文。 

北京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刷出特大标语：“强烈要求党中央恢复邓小平职务！”“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全国各地也都出现了类似的大标语。 

人民群众通过集会、演讲、刷大标语、写诗词、写大字报等形式，声讨“四人帮”，怀念周总理，肯定1975年邓小平领导整顿的成绩，表达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迫切愿望。 

这时，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王震、许世友等一批老同志，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向华国锋和党中央提出，要尽快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但华国锋还是认为时机不成熟，不能“尽快”让邓小平复出。 

不过，邓小平的待遇有了进一步的改善。 

2月3日，邓小平康复出院。在叶剑英的安排下，邓小平和全家一起，住进了北京西山中央军委疗养地的25号楼。这当然不会是叶帅个人的行动。

华国锋主持正在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也改变了原来的编辑方针。原来凡是涉及、讲到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好话的地方全部删除；现在凡是讲邓小平好的地方，一概不删，保留了十几处。让大家看了，知道毛泽东赞扬过邓小平。可见，华国锋是在为邓小平复出做铺垫。 

与此同时，中央对邓小平与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关系等问题正进行复查，以便澄清事实，推倒“四人帮”强加给邓小平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邓小平复出铺平道路。 

同时应该看到，广大干部群众要求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平反的这股强劲潮流固然引起了华国锋的高度重视，但是，华国锋当时却未能完全顺应这股历史的潮流，反而用“两个凡是”予以回应。这就使它陷入了被动。 

总的说来，这一阶段，华国锋并非不同意邓小平复出，但又心存种种顾虑，可以说，处于犹豫徘徊、等待时机的状态。

（二）三月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听取党内外的呼声，脱离徘徊状态，领导中央政治局做出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决定。 

1977年3月10日至20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华国锋主持召开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中央工作会议。 

会前，叶剑英向华国锋提出，华的报告对邓小平的提法要写得好一点，以利于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必须尽快平反。 

华国锋均未采纳。他还是按照“两个凡是”的方针行事。 

会议开始，华国锋就给各组组长打招呼，希望各组讨论时，对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和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两个敏感问题，不要触及。 

华国锋报告中还批评那些不同意“两个凡是”的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和严重性认识不足，甚至指责有极少数同志政治上动摇。 

还说，赫鲁晓夫丢掉了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我们要接受教训。 

尽管如此，陈云、王震等老革命家还是冲破华国锋设置的禁区，尖锐地触及这两个敏感问题。 

3月13日上午，陈云来到他参加的西南组，并作了书面发言。 

陈云的这份发言，是陈云经反复考虑，先同胡乔木商量，后在耿飚家里征求了耿飚、王震、萧劲光、王诤的意见才提出来的。

对“天安门事件”，陈云提出四点看法： 

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 

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 

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 

四、需要查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陈云明确指出：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和群众在一起 

王震发言说： 

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嘛！还说他能打仗、反修坚决。七五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巨大成绩。 

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他早日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天安门广场事件，是首都人民都知道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在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人民爱戴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逝世后，自发地进行的大规模悼念活动，是首都人民对“四人帮”罪行的群众性声讨，表现了首都人民的无产阶级义愤。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现。 

我认为：这就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本质和主流，不承认这个本质和主流，实质上是替“四人帮”的罪行进行辩护。 

陈云、王震的发言，得到王诤、耿飚、姚依林等人公开、明确的支持。但是，在汪东兴的授意下，他们的发言未能登上简报。 

不过，由于陈云以及王震在党内的威望，特别是他们的发言，说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所以，还是在会内会外传开，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党内外的呼声，华国锋非常重视。华国锋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的认识，同陈云、王震为代表的党内的呼声，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只是在时机的具体把握上认识不同。 

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回应党内外的呼声。华国锋在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五运动’中，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这些话的同时，明确指出： 

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比如，他们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

华国锋还明确表态： 

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 

中央政治局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 

3月14日当天，胡耀邦即到西山看望邓小平。邓小平同胡耀邦就当前应该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交换了意见。在这时，胡耀邦能不把当天华国锋的讲话和宣布的中央政治局决定告诉邓小平吗！

左起：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

（三）三月工作会议以后：华国锋为邓小平复出进行实际准备

邓小平获悉3月14日华国锋讲话内容后，4月10日，即给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写信，对华国锋3月14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的在适当时机、通过一定程序让他出来工作的决定作出回应。 

邓小平在信中说： 

“我感谢中央弄清了我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在信中指出：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邓小平在信中提出： 

“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将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 

这个建议，提出了一个让全党了解邓小平、向全党通报邓小平即将复出的好办法，表现了邓小平高超的政治智慧。 

华国锋、叶剑英等接读此信后，同意邓小平向党内转发他的两封信的建议，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4月14日晨，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说明根据他们的意见，对4月10日那封信修改的情况。 

当天，华国锋就在邓小平的来信上批示： 

“东兴同志： 

信及附件印发中央政治局同志，经研究后确定邓小平印发的范围。” 

说明华国锋对印发邓小平这两封信已经没有什么意见了。 

4月14日后，应该是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以后，汪东兴、李鑫受华国锋委派看望邓小平，同他谈中央转发他那两封信的有关情况。

邓小平对他们讲：

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把主席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 

主席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 

主席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 

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主席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 

邓小平又对汪、李二人说：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主席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我给中央写信，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邓小平不同意对4月10日的信再作什么修改。华国锋等人也没有再提什么要求。 

5月3日，中共中央即将邓小平这封信和1976年10月10日的信转发至县团级，实际上向全党通报了邓小平即将复出的信息。 

接下来，就是商量邓小平复出以后的工作安排问题。 

有材料说明，华国锋为此同邓小平会面并谈话。这材料就是邓小平5月24日同王震、邓力群谈的一段话。 

邓小平告诉王震、邓力群： 

最近我对华主席讲，还是要讲台阶论。青年要积累经验，这是培养青年的好办法。不用这个办法反而把好好的青年人害了。 

从这一番话可见，华国锋前不久看望过邓小平，同邓进行了有实质内容的交谈。 

至于邓小平本人开始考虑复出后管什么事的问题，大约是在5月10日左右，可能在华国锋同他交谈之前。这时，邓小平就决心复出以后要把科学、教育管起来。 

5月12日上午，邓小平就约方毅、李昌谈科学和教育工作问题。 

邓小平指出： 

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研究是先行官。抓科研就要抓教育。抓教育，关键在中学，中学又以小学教育为基础。中小学现在接不上茬，十年没有好好上课，数理化不行，外文也不懂。多数中学教师水平不高。 

因此，要抓好重点小学、重点中学。要加强教师的配备。要重新审定大中小学的教材。过去没有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 

邓小平又指出： 

关键是人。抓科研要注意选接班人。方针正确，组织路线要跟上。加强党的领导，选好科研人员，选好后勤人员，很重要。 

邓小平还结合现状和历史，着重讲了搞好规划、明确指导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说： 

《科学院汇报提纲》有什么错？只是讲得还不够，是根据当时大家勉强能接受的水平写的，真正要解决问题就不够了。要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 

现在各部门掌握的资料都不交流，保什么密？自己封锁自己。 

我们同国外的科技水平比，在很多方面差距拉大了，要赶上很费劲。我们要努力赶，你不赶，距离就更大了，人家是一日千里。 

世界发达国家都注意最新的科学成果。据说他们政府头头每天办公桌上都放一张每日科技新闻。中国在清朝时搞闭关自守，“四人帮”也是搞闭关自守。 

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接受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耻的？要花高价把世界上最新的资料买到手。 

要着手搞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要抓重点学校重点科研院所、重点人才、重点项目。要从问题堆里找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为什么要抓理论研究？就是为了这个。 

讲空话不行，要有具体措施，统一认识。实事求是是毛主席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懂得这一条就有希望。

邓小平特别强调科研人员是劳动者。他说，一个时期，说科技人员是“臭老九”，连发明权都没有。科学研究是不是劳动？科研人员是不是劳动者？三大革命运动有科学实验嘛。科研人员搞点体力劳动是需要的，但他本身是脑力劳动者。自动化技术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 

5月24日上午，邓小平又约见王震、邓力群，同他们长谈。 

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讲了前些日子汪东兴、李鑫来看他时的谈话，把批评“两个凡是”不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那些话又讲了一遍，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谈到自己复出工作的问题，邓小平告诉他们二位： 

我出来工作的事定了，反正要继续当大官。 

至于分工做什么，军队是要管的。要我继续管外事，不那么想干，太累，当然重要的外事活动还可以参加，不想大部分时间卷进去。 

我现在考虑管科学、教育。这是我自己的愿望，最后还是要由党来决定。 

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一直萦绕在邓小平的心里，早已有了一套成熟的意见。前些天同方毅、李昌谈了一次，意犹未尽，这天又敞开思想，尽情谈论一番。 

围绕怎样把科学技术搞上去的问题，邓小平着重强调关键是要搞好教育，是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这是5月12日同方毅、李昌谈话的继续，视野更加开阔，重点更加突出，说理更加透彻，对科学、教育的改革开放，指导思想、方针政策也更加明确了。谈话的内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这里就不再引述了。 

王震的儿子把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记录稿在北京的老干部及其子女中间广为传播。 

一时之间，高级领导干部都知道邓小平即将复出，深受鼓舞：邓小平否定“两个凡是”的言论，更对思想解放的潮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发挥了先导的作用。

（四）华国锋主持十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邓小平复出。

这时，广大干部群众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更加高涨了。华国锋顺乎党心民意，主持召开十届三中全会，按三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政治局的决定，正式决定邓小平复出。 

1977年7月17日，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 

“全会一致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7月21日，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他首先对怎样对待复出工作表态： 

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 

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邓小平讲话的重点是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述完整地、准确地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指出：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所以我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 

邓小平还指出： 

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当然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自由和纪律的关系，都是很重要的。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 

毛泽东同志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充分信任群众，历来反对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对群众的议论，毛泽东同志是非常注意的。 

我为什么说实事求是在目前重要呢？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 

现在，“四人帮” 确实把我们的风气搞坏了。“四人帮”的破坏实际上是十年，或者说是十年以上，开始是同林彪结合在一起。 

他们弄得我们党内同志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甚至于我们有些老同志也沾染了这种坏习气，这是不应该原谅的啊！ 

我们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那么，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 

有了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什么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对领导人有意见，也可以批评。 

邓小平的论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体现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心愿。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和两报一刊社论《历史性的会议》，向全国和世界公布了邓小平复出的决定。

一个星期以后，邓小平公开亮相。 

那是7月30日晚上，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1977年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闭幕式前是香港足球队同中国青年足球队的决赛。当邓小平走上主席台时，全场八万观众长时间热烈鼓掌。 

外国记者迅速报道邓小平这次公开亮相。日本共同社记者写道： 

邓副主席在群众面前露面是去年1月在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上致悼词以来第一次。 

邓先生似乎并没有由于他去年受到贬辱而有什么改变，看上去他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岁。 

比赛中间休息十分钟，邓先生一度退席。但当他又出席观看后半场比赛的时候，十万观众撇开比赛，霎时都站立起来，向他报以狂热的掌声。 

对于观众来说，这是一个不仅观看比赛，而且也是注视约隔一年半之后在公众面前露面的邓先生一举一动的繁忙之夜。 

就这样，邓小平再一次重新回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谱写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华国锋的方针是邓小平的问题要解决，但要等待时机成熟，所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这没有什么不对。粉碎“四人帮”后不能“马上”出来，要晚一点，是稳妥的。 

对“尽快”的要求，华采取“拖”的办法，从原则上讲，无可厚非。但与当时的党心民意，确实是不一致的，说不符合党心民意，甚至说有违党心民意，也不为过。 

至于具体时机的选择，见仁见智，也难专必。 

按个人浅见：1977年三月工作会议，陈云、王震等提出让小平复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那时华国锋如顺势完成这件大事，是最佳时机。 

但受历史的局限和认识的局限，华没有在这时作出决断，还是继续做让邓小平复出的准备，虽然不能说不积极——收到邓4月10信后，即给回复，提出修改意见（可见准备向党内发的）。 

华得到邓4月14日修改情况的回信后，当天就批示，要汪东兴将来信及附件印发中央政治局同志，“经研究确定印发范围。”并委派汪东兴、李鑫去同邓谈。 

邓拒绝按要求修改，华和中央政治局也没有为难邓，还是于5月3日将邓两信印发全党。 

5月24日邓小平与王震、邓力群谈话，就说马上要出来工作，还是做大官；7月正式复出——但还是延迟了。

所以，说华在邓复出的问题上“拖延”，无论从华的主观意图，还是客观效果，是符合实际的。不过，这也不是华个人的专断，都是当时中央领导集体决定的。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不必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 

同时应该看到，华国锋是勇于进行自我批评的。 

对于两个“凡是”的错误，华国锋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他先对当初提出“凡是”的缘由和指导思想作了解释： 

“我在去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专门讲了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需要特别注意坚决捍卫毛主席伟大旗帜的问题。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讲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当时的意图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这是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接着，华国锋作自我批评说： 

“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说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 

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在这之前，二月七日中央两报一刊还发表过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也讲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 

以上两处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虽尽相同，但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 

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