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李家柱老师和我笔下的“钱伯涛”先生

汤逊夫||湖北

每个县会有一所全县最好的中学，一般设在县城简称“一中”。“一中”是藏龙卧虎的地方，许多老师是学识好、教课好、人品好、口碑好的名师。语文，数学、外语、理化等“硬学科”出名师不稀奇，我介绍的这位李家柱老师却是教体育的，教体育能出名师？毫无虚言，凡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在我老家松滋县一中读过书的学生，肯定认识李家柱老师，提起李家柱老师会情不自禁竖起大拇指。

教体育的李家柱老师有两大绝技，一是球技精湛。他个子不高，但投篮特准。据说他年青时在老家松滋县西斋镇带领当地的篮球队，与路过的一支国民党军队某师的篮球队比赛，李家柱老师领衔临时凑合的草台班子球队连赢两场，第三场上半时比分又领先。国民党部队的人脸己挂不住了，当地一位老者要李家柱老师装受伤下场，让国民党军队那只“师球队”赢第三场保住面子，这才相安无事。除了篮球，李老师对排球也十分在行，他在松滋一中训练的排球队，曾在湖北省和荆州地区的比赛中取得不错战绩。李老师还有一项绝技是“花牌”打得好，“花牌”是松滋及邻近几县市流行的一种纸牌，由“上大人，孔乙己”等三字联成一句，若手中的牌，除有二张字缺一字为“口”外，其余都联成三字一句，且按规则计算的“符数”达到“十七符”及以上，这牌就“符”了，成赢家。老家许多人喜欢玩这种纸牌。玩这纸牌颇需智力，颇讲技巧。玩牌时别人都把几十张牌如一把扇子排列整齐以便看得清楚，李家柱老师则把牌收拢捏在手中，别人出牌后他把手指一滑抽一张扔出，又快又准，一场牌打下来李家柱老师多数时候会赢。久而久之老家西斋镇的人都知道李家柱老师牌技一流，好生了得。直到他退休回西斋镇养老，人们打花牌对规则解释和“符数”计算发生分歧，引起纷争，双方都会说“去问李老师，李老师说谁对谁就对。”可想见顶级的牌技给李老师带来何等高的威信。

只这些事儿，人们会以为这李家柱老师只是个会“玩”的主儿。实际上李家柱老师的可贵可爱之处主要不在这些事，或者说并不只体现在这些事。李老师大名叫李家柱，县城人们多半这么叫他。但李老师还有个名字，他字号为“伯涛”，所以在老家西斋镇知道“李家柱”的人少，喊他号名“李伯涛”的人多，与李老师交往多关系好的人都亲切叫他“伯涛哥”。伯涛哥原本家境宽裕，为人疏财仗义，助人急难，大家喜欢他，李伯涛有极好名声。

我父亲与李伯涛年纪相仿，父亲真心实意佩服李伯涛的为人处世诚挚靠谱，一直尊称他“伯涛大哥”。年纪相仿的人在一起，很自然会寻找能带来快乐的事，于是凑一起学唱汉剧。汉剧是以武汉为中心，江汉一带流行的地方戏。可别因这“地方”两字就小瞧汉剧，被视为“国粹”的京剧，就是在汉剧和徽剧基础上，结合秦腔、昆曲等地方剧种的特质和优势逐渐发展而来的。汉剧在湖北形成多个流派，各有特色，对京剧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李伯涛年轻时嗓子就不行，他就不唱；不会拉胡琴弹琵琶，也就不摆弄乐器；连那些锣鼓家什，行板打鼓敲锣响钹，李伯涛都不去上手；他天天必来凑热闹，负责敲勾锣子。勾锣子是一柄小锣，用一根小竹片轻轻敲，算不上要紧的家什，不过每当旦角跑圆场时要靠勾锣子敲出“急惊风”，丑角表演紧要处得勾锣子敲一两下以示抖包袱出彩，所以这勾锣子是离不得的。学唱一段时间汉剧，有人提议成立个唱汉剧的班子，再登台表演。那时闭塞的小镇横竖没啥娱乐项目，草台班子唱戏也会有人看，会有人请去唱。可要搭班子得买戏服行头，得花许多钱，咋办？人们自然想到“伯涛哥”，他父亲去世后他自已当家，有田地有租子收，出得起的。伯涛哥不含糊，几担谷出手，添置了戏服行头，买齐了锣鼓及乐器，草台戏班搭起来，取个好听的名字“志乐喧”，在西斋镇方圆几十里闹腾得很有点名气。

唱汉剧玩“志乐喧”不能饱肚子，得设法赚钱才有饭吃。抗日时期，日伪军占领沙市，对江南松滋一带严密封锁，海货（上海货）、汉货（汉口货）进不来，急需日用品如布匹、棉纱、煤油、食盐、药品等，多从南边进来。有人发现“跑行商”从湖南常德、津市一带进货运到松滋等地卖很赚钱，于是商量合伙做生意。做生意第一得有本钱，提出“合伙做生意”的首倡者和赞成支持的追随者，荷包里都掏不出几个铜钱，怎么办？自然又想到“伯涛哥”，要他出头“合伙做生意”，说穿了就是要“伯涛哥”拿钱大家“合伙”找碗饭吃。这可不是买戏服、乐器花上几担谷就能对付的事，“伯涛哥”也棘手为难，最后狠心一拍脑袋说：卖地。这次卖地面积最大，卖地得的谷子差不多全拿来做“本钱”，有这本钱垫底，其他人也设法筹钱“投本入股”。我父亲东挪西借也凑几担谷“投本入股”。“合伙生意”开始不错，赚钱，可很快陷入麻烦，日寇投降，海货汉货重新涌入，物价涨跌无序，通货膨胀如脱疆野马，“金圆券”变废纸。这般情势，“合伙生意”自然亏损，“本钱”亏完还欠债。出钱最多的伯涛哥损失最大，不过他想得开，脸上仍挂着招牌式憨厚笑容说“亏了就亏了，去毬。”

祖上留下的田地，折腾卖光，还住乡下干什么？伯涛哥将乡下的房子给几位本家居住，他到西斋镇上租房安顿好老婆孩子，只身一人去县城。伯涛哥相信当地流传的那句歇后语——“瘸子哥修电筒，靠本事吃饭”，他要靠有体育特长的本事，教书吃饭。从此叫他李家柱老师的人多，叫伯涛哥的人日渐少了。

一九四九年后设立松滋一中，校长是雷伯衡先生，松滋有名的“民主人士”。雷伯衡校长写一手好字，篆隶楷行草，造诣都高。雷伯衡校长虽是地道文人，却酷爱体育，每有篮球、排球比赛，雷伯衡校长有空必到场观看助阵。雷伯衡校长也喜欢现称李家柱原为李伯涛的体育老师，认为他忠厚老实靠谱。雷伯衡挂校长虚名，学校重要事务特别是“人事问题”，他是做不了主的。不过李家柱只是教体育的普通教师，为人处事低调宽厚，口碑甚好，雷伯衡校长又用心护着他，虚名校长还是有些面子，故接连不断的运动，特别五七年的“阳谋反右运动”，李家柱老师都有惊无险，相安无事。

我父亲与“伯涛大哥”是多年的好朋友，一起玩“志乐喧”，一起“合伙做生意”。合伙做生意我父亲是负责跑常德、津市运货的，名符其实称得上“行商”。父亲与“伯涛大哥”保持深厚真诚友谊，常念及“伯涛大哥”的好。父亲说抗战那段艰难时光如果不是“伯涛大哥”拿大头本钱合伙做生意有些进项报酬，我们一家“生计都成问题”。后来虽然亏了，“伯涛大哥”承担大损失，依然对我家尽力关照。岁月荏苒，“伯涛大哥”当老师，我父亲远走他乡也吃上“公家饭”，各自工作忙负担重，不能像早年那样有许多悠闲时间聚会，甚至见面机会都少，但依然保持真诚友谊，亲厚感情。父辈之德荫庇后人，我哥在一中读书时常无钱交伙食费停伙，多次找李老师救急解困。我则与伯涛大伯的儿子李学勤在荆州中学同学，李学勤高我一届，对我特别爱护关照，放假回家路过县城，多是伯涛大伯安排我的食宿。

李家柱老师勤恳老实教体育，不争名不争利不出风头，对人友善亲厚，他认真完成“组织上”交给的工作任务，对领导谦恭有度不逾矩，这人对社会有贡献无任何负面作为，按理李家柱老师应能安静而有尊严的生活。文化革命来了，这是一场公开声称让每个人“触及灵魂”实则也让许多人触及皮肉的“革命”，不会轻易放过李家柱老师这样的人。文革初期，李家柱老师以一贯谨慎的态度应对，随大流开会、喊口号、遊行，不多说话不贴大字报，不参加任何派别组织，更不会参加武斗等恶行。然而，“清理阶级队伍”仍把李家柱老师列为重点，送进“学习班”变相拘禁审查。雷伯衡校长被“揪出来”更早，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不可能像以往对李家柱老师有所关顾照护。厚道人李家柱老师要自己扛着，应对那没完没了的严厉审查。

李家柱老师诚实交待陈年往事。专案组的人说他“态度不好”，反复问：“你家那么多地哪去了？”

“卖了。”

“卖地的钱去哪啦？”

“零星卖的钱花了，卖地最多一次交给人合伙做生意当本钱。”

“做生意赚的钱呢？”

“亏了。”

“瞎扯！不老实！”

专案组派人找我父亲调查，我父亲说:“伯涛大哥说的是实情，是合伙做生意，亏了。”

来调查的人不相信，说：“李家柱有这么好？肯白掏钱给人？”

父亲说：“我们一起玩‘志乐喧’，比亲兄弟还亲，大家要吃饭想合伙做生意，他掏钱，其他人设法凑，我也东挪西借凑几担谷投进去做本。”

“志乐喧”和“合伙做生意”两段公案，不只我父亲知道实情，有几个人当年是比我父亲重要的角色，参与其事。父亲把调查时自己所答说了，有人很不以为然，责备我父亲，说：“你答得不好，怎么能说是‘合伙做生意’呢？伯涛钱多，他为主，我们给他做事，说白了是他雇我们做事。你也不该把‘志乐喧’的事抖出，不了解的人还以为不知是干什么的组织呢。”

我父亲认为该说真话，不昧良心说假话。专案组调查，得到两种不同说法，反过来验证李老师“不老实”，让他多吃苦头。后来李老师与我父亲讲“审查”情况，没出恶语多责怪谁，只淡淡说某人：“是他提出合伙做生意，也是他劝我多出本钱，怎么全反过来说呢？”

后来我父亲邀李老师“聚聚”他会应允，但听说有的人也来他就不来，他再不与有的人一起谈天说地吃饭喝酒。

我把李家柱老师写进正在写作的书里，没用大名“李家柱”，甚至没让他姓“李”，姓了赵官家之“赵”与“李”姓之间的“钱”姓，名字用李老师字号“伯涛”，成了我笔下鲜活人物“钱伯涛”。“钱伯涛”者钱白掏，有人说李老师“一辈子白掏钱给人用”。

我这样评价，伯涛大伯不当吝啬守财奴，早散家产，避免后来因继承的“家产”而殃及他和家人，这可视为沒“白掏”的一条理由。但我更看重伯涛大伯疏财仗义济危救困给他带来好口碑长念想。我父亲我哥我自己及我们全家一直记得李老师的好处；许多得他帮助的人也记得他的好处。李家柱老师的儿子李学勤在荆州中学成绩优秀，考大学却因“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李老师要他学门手艺，未干大事，但一直安稳过日子。李家柱老师退休回老家西斋镇，享天伦之乐，高寿善终。

李家柱老师，我笔下的“钱伯涛”先生，是我永远怀念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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