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陳文鴻
特朗普再度當選，在美國應該是對建制的一次大衝擊。即使行刺亦阻止不了特朗普的參選，重複2020年的做法反而使他得票更多。或可說賀錦麗不濟，或民主黨的政宣過於着重政治化的價值觀，例如墮胎等在美國社會內與傳統社會價值觀的衝突。但是，民主黨不是沒人才，為何不能更針對民眾心意取向？反而主要用政治勢力禁制特朗普的宣傳，着重打擊抹黑對手，反覆炒作所謂政治正確、但已顯得過度的價值觀念，而對國家治理提不出新主張和政策，反而在以色列政策上失卻年輕世代和伊斯蘭教移民的支持。
美國建制勢力經歷美國獨霸之後的盛世，已無法應對世界新發展的挑戰，內政外交都陷於困境。特朗普在建制以外來的衝擊，開始是使兩黨建制都措手不及，其後是不知怎樣應付。拜登對特朗普是險勝，是用盡機關計謀的險勝，但3年多以來的執政，拜登政府帶不來真正變化，反給特氏有機可乘。特氏的重返白宮，不過是民主黨乃至美國整個政治精英的無能結果。外交上，拜登不能速勝俄羅斯，內政則經濟沒法改善，債務危機惡化。但是，特朗普新一任政府能改變拜登的失誤嗎？
特朗普的外交應只是大國外交，小國對他是不值一哂。大國不外是中俄歐印，日本的地位可能被印度取代。相信特朗普在金錢外交的包裝下，仍是沿用美國傳統的分而治之戰略。只會是拉俄羅斯來分化中俄關係，改變拜登對中俄的同時壓迫，也會引印度來抗衡中俄。美國會拉攏印度，使之從與中俄關係脫離，轉與美國合作，並同時保持中印的競爭，有利美國與中國競爭。
特朗普對中國的政策不可能友好，一來因為美國經濟財政過於依賴中國，特朗普要改變便是在國債方面與中國利益衝突，逼中國購買美國國債。二來美國要從根本復興工業改變外貿赤字，便只有從中國減少進口，提高關稅是手段，惟中國已轉移至東南亞等作為對美國出口加工基地，對華提高關稅減不了對華進口。中美的關稅戰可能蔓延至東南亞、墨西哥等中國產品的轉口與加工國，爭端愈演愈烈。在經濟以至潛在的政治範疇，中美關係可能有不同形式的表達，但矛盾的本質不可變，特朗普因素不可扭轉。
至於歐盟，烏克蘭罷戰，美俄關係緩和，歐盟的重要性下降，反而是成為特朗普收取「保護費」的對象。
（原文來源：東方日報）
(圖片轉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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