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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有这么一句话：其实人与树是一样的，越是向往高处的阳光，它的根就越要伸向黑暗的地底。
人如果想要达到生命极致的光与亮的美好，就必须先要看到并承认人性暗与黑的真相。
但就像耶利米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性的本能都是逃避承认自己的黑暗，活在一种平庸之恶里。
但那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却要照各人所行的和他作事的结果报应他。
01
一个时代的结束
在历史的长河中，某些名字如蜻蜓点水，轻轻一触便消逝于风中，而有些名字却如雷贯耳，映射出人性的悲剧与复杂。
9月16日，宋彬彬走完了她77年的人生，黯然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作为那个特殊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她的名字、她的故事都引发了无数人的唏嘘和反思。
1947年，宋彬彬出生于一个红色家庭，父亲宋任穷是中国共产党的开国元老。
这样的背景注定了她的命运与众不同，却也让她在后来的历史洪流中，成为了极具争议的人物。
她的青春是在红色与蹉跎中度过的，这段历史无疑是中国社会的一场浩劫，个人与集体故事的交错，深深影响着整整一代人的命运。
1966年那场运动的号角吹响，彼时，宋彬彬青春正盛，她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正是最好的温床。
她的名字因为在天安门广场给毛泽东佩戴袖章而响彻全国，这一幕如同标志，成为了时代的象征。
她被称为“毛泽东身边的红卫兵”，一度成为年轻人追捧的对象，而因为一句“要武嘛”，她改名为宋要武。
结果要武的激进和武斗，导致了无数无辜者的牺牲，而宋彬彬作为事件中的核心人物，历史对她的评价依旧各有争论。
有人视她为盲目跟随的狂热者，也有人认为她只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
她参与的暴力与打斗，是集体狂热的结果，还是她个人道德的缺失，至今都无法简单定论。
02
激化的情绪
1966年8月，卞仲耘之死成为了这场悲剧的标志性事件，宋彬彬作为学校红卫兵的领袖之一，无疑深陷在这场漩涡的中心。
在历史的审视中，个体责任与时代背景交织，形成了极其复杂的道德拷问：究竟宋彬彬在其中扮演了多大的角色，又有谁能承担起这个悲剧的重责？
在极端化的集体狂热推动中，个体就像大潮中的小波浪，还是大潮根本就是由小波浪组成的，一直都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迷思。
1980年，她选择留学美国，并在1983年获得硕士学位，步入科学研究的职业生涯。
她在海外生活的低调，似乎也在不言中反映出她对这段过往的逃避，或者根本就是说不清楚的惊惶。
但人性中那虽然被烙铁烙坏却还残存着的良心，还是让她在2014年回到中国，试图与往事和解。
她在北师大附中向因文革遭受苦难的师生道歉，然而这道歉却并未得到所有人认同。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对她的道歉表示不接受，认为她的行为缺乏真诚。
而这一幕却再一次将历史的伤口撕开，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和天问，并对那个时代和人性的真相深刻的检讨和反思。
相信此时置身于道德反思迷雾中的宋彬彬，她的内心无疑在与痛苦与责任博弈。
没有人知道越过了岁月的河流，她是否能真正面对那段沉重的历史？
的确历史如同回旋镖，不容忽视；每一个参与者的行为，都可能成为支撑整体的那根“稻草”。
所以，面对极端环境下的集体行动，理智、自省与道德的考量，都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责任。
我们应该如何在原则与狂热之间，保持人性的温暖与理性的思考？
03
狂热分子
其实，历史早就将真实的答案呈现出来，我们只要看看历史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运动，就会总结出大致相同的规律和原则。
当数万甚至数十万、数百万的人聚集在一起，将某个人当成神一样顶礼膜拜，超出想象的可怕事件就会随之而来。
《狂热分子》是埃里克·霍弗（EricHoffer, 1902-1983）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他在本书中极其深刻和尖锐地，分析了群众运动的形成、条件、特点、进程，该书一经问世便引起巨大反响。
数万甚至更多人聚集被称为群体运动，而热衷于发动群体运动和参与运动的人，都是失意感非常强烈的人。
而这种失意感的来源，就是人类理想与现实巨大落差的崩溃反应，这是隐藏在所有人类内心深处的无法被根治的病毒。
而所有发起运动者的聪明之处，就是他们发现了这个人性的真相，并清楚了人性内心深处的需要。
只要鼓动人们参与到他所设计出来的某种运动中，就会让人们如同蜂群和蚁群一样陷入“有序”的疯狂。
因此霍弗非常敏锐的指出：“将自己装饰成一个有意义的人，这是每一个无能的人给自己的掩饰。”
说实话，这句话会扎破很多人的小心脏，因为人性最大的悲剧，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不明白活着的意义和价值。
这也就是阿伦特对此提出的先知性启示，第一次振聋发聩指出“平庸之恶的概念：
个体在机械体制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判断权利放弃的恶。
04
平庸之恶
所以，“平庸之恶”这个概念，彻底帮助人们去除对“恶”的神秘感，让人们看到，这样的恶可以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
就像最近在深圳杀害孩子的那个恶人，就像当年杀害卞仲耘的凶手一样。
他们在看起来截然不同的时代中，实质上都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是一个有意义的人，为的是掩饰自己毫无意义的人生。
而彼时宋彬彬们的冷漠，与今天鼓吹民族主义者的激动，其实都不过是一群没有价值的失意者。
而所有“善良”的人，也仅仅是因为环境和不同的条件才没有变异，而一旦环境变化和条件成熟，都会原形毕露。
这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难以置信的事实，最让人匪夷所思的真相，最让人痛苦和崩溃的本质。
所以，写到这里内心深处是极其抗拒甚至是恐惧的，因为，当我义正辞言去批判的时候相当心虚。
在批判这些恶人的时候，暂时也得到了某种站在道德制高点的权力，但瞬间内心的恶就汹涌澎湃一泻千里。
幸亏，灵魂深处那微小的声音在这个时候温柔地提醒，当你想杀死恶龙的时候，你就已经成为了恶龙，这就是人的罪恶。
极其庆幸的是，敢直面深渊的时候，在深渊的极致之处有光芒；极其感恩的是，愿承认自己邪恶的时候，在人性的尽头有拯救！
所以，当我们真正敢于反思的时候，不仅仅是对宋彬彬的追忆，更是一个跨越时代直面人性本质的机会。
一个时代的烙印或许可以淡去，但在灵魂深处的印记却永远无法抹去。
怎样防止历史重演？答案就在于我们每个人的选择，是承认并悔改，还是自义而放肆，每个人都可以改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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