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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生活琐事漫谈（八）
四十年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回唐河祁仪镇探亲，马车行至镇北十三里大树李地界时，便下了马车，步行回到家里。
冯友兰，早年留学美国，曾是蒋介石的座上客，解放后受毛泽东的多次召见。他是祁仪人民的骄傲。乡亲们听说博士回来，接他的人有几百号，一直接到镇北三里多远的天台号村。可是，盼到马车到跟前时，却不见友兰的面。车夫告诉大家说：“友兰早从东小门进街了。”
友兰二十多年没回来，回来后连个面也不能见，乡亲们大感失望。然而，友兰并不让大家失望，他回来后，礼贤下士，逐家挨户地登门拜访，使乡亲们很感动：那天真不该怪罪他。
一九四四年冬，享誉一方的才华淑女冯友兰先生的母亲吴清芝病逝于唐河祁仪镇。在此之前，老夫人虽已身染疾患，但惟恐扰于子女教务，不让其归里控望，当友兰及景兰、叔兰（沅君）兄妹惊悉母亲病危返籍时，老夫人已谢世匝月。虽然母亲已谢世，友兰兄妹仍是设灵堂守孝七天，以尽儿女之孝，乡里亲邻上门悼孝拜望者必叩礼相迎。一日，当时的唐河县令傅明信带领一干衙役，抬着贵重礼品也来悼孝老夫人，冯友兰听到通报，知是穷苦百姓父母官驾到，立即吩咐家人，灵堂铺上红毡，隆重迎接父母官，他兄弟二人也早已在灵旁跪下，等着还礼了。可是，傅明信进屋后不等红毡揭去，就跪在红毡上叩起头来。友兰兄弟一见，起身回了内房，再也不见傅明信。
傅明信本来想借这次机会巴结靠近冯氏兄妹，不料想却吃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没趣，连饭也没吃就夹着尾巴逃走了。
事后，乡亲们问友兰为啥不见傅县长，友兰说：“做为一县之长，连最起码的礼仪规矩都不懂，咋能当好父母官？”
注：竹林寺：地名。即现在的河南省唐河一高中。
辛亥革命后，河南唐河也办了一个女学，冯友兰的母亲在女学里负责管理学生，名义是学监。她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吴清芝，还特意印了张名片。
1916年，北大哲学门这一届出了三位名人：朱自清，陈公博，冯友兰。
冯友兰回忆他在上海中国公学求学时的感受：“进了商店，或者在马路上行走，如果不会说上海话，就会被骂为‘江北佬’。但如果你能说一两个英文单词，他马上就变得尊敬起来。”
冯友兰在美国读书时，有一次在杜威家里吃饭，看见报纸上说孙中山与张作霖合作了。杜问冯：“孙中山已经上过很多当了，为什么还要跟军阀合作？”冯无语。后来杜说：“历史中的斗争，是靠实力进行的，没有实力，专靠理论，是不行的。……实力有两种，一种是刀，一种是钱。……孙先生在当时，经常同军阀联系，为的就是想把他的理论同刀和钱联系起来。”“钱也有了，刀也有了，就有了1927年北伐的胜利。”冯总结道。
冯友兰在昆明时，生活非常苦。抗战后期通货膨胀，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一个月的工资有几百万，不到半个月就用完了。于是联大教师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冯友兰卖字，可是生意不好，从来就没开过张。
冯友兰难得有真情挥洒的时候。一年春节期间，冯友兰在店门邓以蛰寓所与邓、杨振声及日本人小熏良四晤谈，喝了12瓶黄酒，大醉。
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讲了一件沈兼士讲哲学史的趣事：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个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我们问他，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
海宁自沉，任公病殁，赵元任又寓居异域，避居西南联大后，当年名震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就剩下陈寅恪一个人了，因此被刘文典誉为“国粹”。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已是位大哲学家，在清华也称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总是恭敬地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一边走一边听陈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打个大躬，然后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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