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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生活琐事漫谈（六）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傅斯年向联大教授施加压力，当局要学生尽快复课，不然，蒋介石要派霍揆彰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编入青年军。在教授会议上，冯友兰对傅斯年开玩笑说：“你原来是个学生头头，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因为傅斯年是“五四”运动中最著名的学生领袖，而这次虽然同情遇难学生，但完全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当年闻一多非常反对学生罢课闹学潮，这一次，完全支持学生罢课。这种转变，显然符合历史的逻辑。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冯友兰和训导长查良钊联合提出一个方案：学生先复课，教授会保证于复课后15天内使关麟征去职。双方都做了妥协。
1947年，战局日趋明朗，南京政权摇摇欲坠。冯友兰正好在美国，于是有些朋友劝他在美国长期住下去。他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
有人认为，冯友兰能在屡有学潮、校长迭换的清华身居要职、屹然不撼二十年，主要由于：一、头脑冷静、析理均衡、明辨是非、考虑周至。二、深通世故，处世和平中庸，而观点进步，学术上有高度安全感。三、国学根底雄厚，文言表达能力特强，初则勇于起草，继则众望所归，经常被推执笔。给陈立夫的抗辩书就是冯友兰所写。
国民党政府垮台前夕，冯友兰拒绝搭机南下去台湾，并以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身份，竭诚迎来了共产党。
解放前夕，冯友兰有其他两个选择，一个是去美国或留在美国，一个是去台湾。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南京派一架飞机来北京，愿意走的人，可以上飞机。冯友兰和妻子商议后决定，哪里也不去，在北京等着解放军来：“当时我的态度是，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它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这个话我在昆明就已经 说过。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于走不走的问题，议论纷纷。我的主意拿定以后，心里倒觉得很平静，静等着事态的发展。有一次景兰（其弟）问我说：‘走不走？’我说：‘何必走呢，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学的，那就更没有问题了。’当时我心里想的，还是社会主义‘尚贤’那一套。”
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冯友兰又紧张起来，于是他写成两篇批判文章。很快，这两篇文章都在《北京大学学报》登出。不久《光明日报》加“编者按”予以转载，《北京日报》也转载了。这把冯友弄糊涂了，直到1974年1月他才听谢静宜说：“有一次会上，北大汇报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毛主席听到冯友兰的那两篇文章，马上就要看。我立即找着这两篇文章当场交给毛主席。毛主席当场就看，并且拿笔改了几个字和几个标点符号。后来发表了……”
冯友兰晚年写的自传《三松堂自序》，对自己一生治学和做人，成绩和污点，做了反省。虽然有人认为，他的自我批判并不深刻，对自己的性格弊端缺乏更深揭露，但是同时肯定他的态度还算比较诚恳。
冯友兰这样总结自己的后半生：在“解放以后”，也写了一些东西，其内容主要的是忏悔。首先是对自己在四十年代写的那几本书的忏悔。
冯友兰谈到自己所著的《中国哲学史》，认为自己的书有两个大弱点：“一是，讲佛学失于肤浅，虽一一排列，却缺乏内部联系。这是因为我对于佛学没有学通，所以不能讲透。佛学资料浩如烟海，不是几年能完全搞通的。二是，讲明清时代，失于简略，象王夫之那样的大家，书中只是稍带而过。”
1973年，“文革”中的批林运动转向批孔。冯友兰主动写了两篇批林批孔文章，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不久《光明日报》转载。这两篇文章，也是由谢静宜转给毛泽东。他晚年反思这一行为，在《三松堂自序》中引用《周易》“修辞立其诚”一语，写道：
“如果自己没有真实的见解或有而把它隐蔽起来，只是附和暂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某一方面的吹捧，这就是伪。这就叫哗众取宠……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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