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是一个有关《昨日的世界》想说的话。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其中的残酷的，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到底有多么残酷，多么艰难的？
那是在四年以后了，我才终于从茨威格表面上的优雅和敏锐的观察中，读出一些真正令人心碎的内容。
有幸得到翻译机会，是在2021年夏天。所有的边境都封闭，所有的桥梁都脆弱。
很高兴能再一次重温世纪末的维也纳所洋溢的空前创造力，重温茨威格在写作上是如何迈出了一步又一步。我也愿意重温一些多少有些好笑的内容，比如他作为富家子弟的“体验式找工作”，以及写好的剧本如何每一次都和最优秀的演员失之交臂的花式克演员故事。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我被这本书真正地打动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每一天工作都伴随着一场痛哭。我和他一起，哭泣着这个昨日世界的消逝。
正如茨威格所描绘，一战前的维也纳当然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世界。或者说，那其实是一个异常虚伪的世界：
等级制度鲜明地体现在所有层面；人们追求学位头衔，却并不在意修读的专业；中学生在学校里受到极其严格的管制，热情研究艺术，却为此牺牲营养和休息，长期缺乏户外运动；社会氛围极度保守，未婚年轻人的道德面临极高要求，却缺乏最基本的性教育，反过来导致大规模的地下性交易；人们普遍拒绝正视具体情况，对年轻人一概表现出不信任，每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都在拼命地扮演老成持重，以赢得工作中的信赖……
这个虚伪的世界终于破碎了，可是呢？
它最终迎来的，却是一个更残暴和更不自由的世界。
《昨日的世界》内文
茨威格的父亲曾经是维也纳最具有代表性的犹太工厂主，以谨慎节俭为座右铭，小心翼翼地扩张企业，为自己的一切财产购买保险，在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稳步致富。茨威格的母亲则相反，出生在意大利，但与其说是意大利人，不如说出身于“一个刻意使自己变得国际化的家族”，家族世代经营银行业，其分支遍布巴黎、维也纳、瑞士、纽约与意大利，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能讲好几种语言。茨威格很自然地同时继承了两种传统：犹太人的谨慎性格和求知欲望，国际化家庭的广阔视野与极强的接纳能力。
当时的维也纳也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与热衷于军事发展和政治革新的德国不同，奥地利很少显露政治野心，全部阶层高度参与艺术生活。“在欧洲，几乎没有一座城市像维也纳那样热衷于文化生活”：国家总理走在维也纳街上，没有人回过头看他们，但如果有位宫廷演员或者是歌剧女演员走在街上，那么所有的女售货员和马车夫都能认出他们。读中学的时候，茨威格的全班同学都热情参与写作活动，也有另外的一些班级致力于绘画与作曲。这样的文化氛围是一座城市最大的光荣，也是一座城市所能拥有的最大奢侈。
维也纳如此良好的文化氛围并不是一座空中楼阁，它有深厚的历史和社会根基。维也纳的建城可以追述到古罗马时代，可以见到奥斯曼帝国入侵和古老德意志民族留下的痕迹。海顿、莫扎特等音乐大师也将这座城市推到了欧洲高雅艺术的巅峰。最重要的是，维也纳的文化氛围非常宽容，具有很高的包容性：
“这座城市天生就乐于接纳，同时也特别擅于接纳，能够将截然不同的多元力量吸引到这里，使这些力量放松、交汇、博采众长。生活在这里，生活在这种精神层面非常融洽的气氛中是非常舒适的，这座城市的每个市民都在不知不觉中被熏陶成了超民族主义者、世界主义者与世界公民。”
《昨日的世界》内文
超民族主义者、世界主义者与世界公民——这就是茨威格对自己身份的定位，也是他在战时和战后遭受到精神折磨的根源所在。
作为一位“世界公民”，亲身游历世界就成为了一门必修课。大学毕业以后，茨威格对自己的“奖励”是在欧洲过一种暂时的生活：他在巴黎参观精美建筑，与雕塑大师罗丹会晤；在伦敦参与叶芝的诗歌朗诵会，在参观大英博物馆的时候发现自己对布莱克的强烈偏爱。
茨威格也接受文艺界与外交界朋友的建议，走出欧洲，前往印度和美国。美国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年轻国家的创造力与勃勃生机令他感到振奋。与此同时，欧洲也在变得越来越美好，每一座城市都在加强建设，比他前几年造访的时候增添更多的光彩。在这些年里，进步与繁荣的力量对每一个人的头脑都造成了冲击，使每一个人都陶醉在对未来的美好幻想之中。
可是谁知道，这一切所谓的“进步”又包括了多少的危险？暗示了多少的倒退与多少美好事物的毁灭？
“我们坚信欧洲的精神力量与道德力量会在最后关头取得凯旋。我们共同的理想主义，我们基于进步的乐观主义使我们错失和低估了共同的危险。”
1913年，在看电影的时候，茨威格第一次亲身体验了法国对德国的仇视，预感到仇视很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无休无止的疯狂。但社会表面上的繁荣和青春年少的力量还是具有更强大的诱惑，他与其他年轻人忽视了危险的迹象。
在巴黎，他在所谓的“敌对国”缔结了全新的友谊，感到无忧无虑。在鲁昂，他为大教堂在月光下的梦幻场景感到赞叹：“如此优美的奇迹难道还能属于一个’祖国’，而不属于我们所有人吗？”——这句赞叹正是茨威格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的典型立场，但是在之后的漫长年月里，他已经不再能够拥抱这一整个曾经属于他的世界了。
我流下的泪水，正是来自于这样的感同身受。
不是为了曾经辉煌的维也纳走向了破碎，不是为了茨威格生命的凄惨收场，甚至也不是为了曾经洋溢着文化与友爱氛围的欧洲。那时候我也失去了一个世界，曾经那么广阔的世界。失去了世界才知道世界的美妙，而没有人比一个失去了世界的世界主义者还要更悲哀。
《昨日的世界》内文
茨威格始终站在反战与和平主义的立场上，但在一战开战的前几天里，他也难免受到了战争狂热的裹挟。“一座有二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乎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在这一刻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历史，经历了一个再也无法复现的瞬间，每一个人都受到了召唤，要将微不足道的那个自我熔入火热的人民群众，将所有的私欲进行提纯。所有地位、语言、阶级和宗教的区别在这一瞬间，都被这种汹涌的兄弟之情淹没了。”
兄弟之情固然迷人。但在二战期间，大家不再对战争怀有热情。茨威格一语中的，指出原因：对战争的狂热是一种幼稚的感情，是对未来世界的过度信仰。一战爆发时，民众长期没有经历过战争，缺乏对战争的切身感受，在开往战争的火车上高唱着歌，满怀着浪漫主义与英雄主义，却迎来了野蛮残酷的倒退。炮弹将他们打伤、致残，巨大的坦克将他们碾碎。
“1939年的战争有一种精神意义，关乎自由，关乎维护一种道德财产；关乎为了一种意义而奋战，这能使人们变得坚强，变得坚定。1914年的战争却与之相反，对真相一无所知，服务于一种妄想，一个对某种更美好、更公正与更和平的世界的梦想。人们之所以感到幸福，不是因为知识，只是因为妄想。”
茨威格免于战争的狂热，并非因为天生具有更多的理性精神，而是由于开战前还置身于“敌国”，得到了“敌国”人民的友好接待，清楚他们就像自己的人民一样热爱祖国，一样受到了帝国主义思想的蒙蔽。此外，世界主义者“做不到在一夜之间突然对一个国家产生憎恨，因为它就像我的祖国一样属于我的世界。”因此，他对“爱国热情”产生了“抗体”。
《昨日的世界》封底
这种“抗体”到底针对的是什么？早在一战时，茨威格就意识到，极端的民族主义只能演变为仇恨，仇恨是非理性的，因此具有毁灭性。对普通人来说是这样，对居住在边境的居民、外交官的子女与跨国家庭来说更是一场无妄之灾。过度的民族主义令各个民族彼此相残，也令身份模糊的人失去了祖国和家乡。
一战后，奥地利陷入了空前的艰苦。饥荒带来了几乎不可避免的黑市交易，黑市交易又导致价值标准全面崩塌。置身奥地利边境的茨威格旁观到了最具讽刺性的一幕：德国海关没收所有产自奥地利的商品，但德国人在奥地利能以同样的价格喝到多出好几升的啤酒；他们没有料到以后会有同样可怕的报应，因为德国马克在这之后就开始贬值，奥地利人也从同一个火车站坐车过去喝啤酒。这个小细节非常荒诞，揭露了人们在战后的极度窘迫以及道德水平的滑坡。
在最艰苦的三年里，各个领域的权威走向崩塌，欧洲也逐渐走向封闭。茨威格坚守自己的美学追求，尽可能早地前往意大利旅行，试图重返他熟悉的世界。但就是在这次旅途中，他第一次目睹了纳粹组织的可怕之处，为之感到惊骇。
欧洲在运动、动荡和经济危机中度过了一段时间。来之不易的和平依然宝贵，茨威格努力写作，《人类群星闪耀时》等著作就在这段时间面世，他的作品在这一阶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最终享誉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他开始了新的漫游：作为第一批文化界代表前往苏联，因为朋友的恳求赶赴意大利。他收藏文学作品原稿的癖好也得到了满足，这些收藏品构成了他的精神保险箱。
可是在接下来的希特勒时代，一切最终化为泡影。
全部藏品在一夜之间泯灭。茨威格只能努力自勉，“我的乐趣一直就只在于创造，而非创造物。因此我也不会为往日如此迷恋过的事物哀叹。因为我们这些被狩猎和被驱赶的人们在这个与所有艺术、所有收藏为敌的时代必须学会一种新的艺术，即与我们曾经的骄傲与爱恋告别的艺术。”
随着反犹风潮的席卷，茨威格也迎来了真正的悲剧。他以非常理性的方式分析了希特勒赢得支持的策略，也以极度感性的方式表达了欧洲甚至是世界的良心陨落时的难以置信。他本人及时来到伦敦避难，但他的文字在母语中被抹去，不得不援引同时代人的命运自我安慰。“文字生命在德国被完全消灭的命运也发生在许多杰出的同代人身上，例如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曼、韦尔弗、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许多其他人，他们的著作远比我的重要，因此我将和他们共享这一种命运看作一种荣誉，而非耻辱，但我反感任何形式的殉道，所以只是非常不情愿地在这里提到我们共同的命运。”
随着战事加紧，茨威格的处境愈发艰难。“昨天我还是一位来自外国的客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位绅士，给这里带来了外汇并缴纳税款，现在却变成了一位流亡者，一位’难民’”。
对一位长期过着安稳富足生活的著名作家来说，这一变化显然难以接受。越来越多的海关与边境检查也令这个五十岁的旧世界老人无所适从，甚至觉得尊严尽失。“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所能感受到的最清楚的可怕倒退也许就是对个人行动自由的限制和自由权利的削减。在1914年以前，世界属于全人类。每一个人都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昨日的世界》内文
经历过去美国不需护照的自由社会——也就是个人信用和个人道德受到极度信赖的社会——这个边界严格的世界令他感到无所适从，觉得边境检查是一种病态的不信任，堪称精神瘟疫。从世界主义的立场看，也无疑是民族性的排外。
“所有以前专门为罪犯发明的屈辱现在都强加到了每一个旅行者身上。必须从左右两侧和正面拍照，发型要露出耳朵，必须留下指纹，先是拇指，然后是全部十个手指，此外还必须出示证书，健康证、疫苗注射证、警察局证明、推荐信，必须出示邀请函和亲属的地址，必须提供道德和经济上的担保，填写一式三份、一式四份的表格。”
茨威格也许没有考虑到，随着现代交通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旅行从上流社会的专属福利扩展到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随之而来的限制和防范也有其必要。但我在某种程度上理解茨威格的不适。在经历了真正畅通无阻的时代以后，茨威格当然会觉得如此繁杂的手续是对人类生活无止境的荒废与侵蚀，正在到来的新时代是一个“人类生活的价值比货币贬值更快的时代”。
无论如何，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和平”（《慕尼黑协定》）走向破产，但是这一次，人民已经不再天真和轻信，不会再轻易地被政府所愚弄。
“只有经历了光明与黑暗、战争与和平、飞升与没落的人才能说是真正生活过。”在结尾处，茨威格写道。在这本垂死之人最诚挚的自白中，我们将看到一个犹太知识分子的辉煌与苦难，一位作家对这个时代的记述与尽可能准确的还原，以及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世界主义者和一个和平主义者对世界的热爱与失望。杀死他的是战争、是家乡的涂炭、是法西斯的纳粹主义和良心与道德的飞速滑坡，也是蔓延整个世界的排外情绪。这里充满了真实的故事，也充满了可怕的警示。无论如何，他的死对我们来说绝对不是徒劳的。
希望更多的人自由、勇敢、不报偏见地拥抱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