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有威、张杨 | 三线建设学术研究的现状、特征与推进路径

本文刊发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引用或转发请据原文并标明出处，文章注释请参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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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是指自1964年起，中共中央为应对时局在我国中西部内陆腹地开展的以战备为中心，大规模建设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的重大战略行动。它是新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尝试。三线建设时期，数百万来自国防一线的产业工人和科研人员在“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下，内迁至西南、西北、中南等战略大后方，建立起两千余个大中型项目，极大改善了我国的国防安全和区域平衡，对当今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三线建设决策60周年、三线建设调整改造40周年的关键节点，梳理既有研究，总结历史经验，提出未来展望，既有助于拓展当代中国史学科体系，也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具有重大意义。

一、三线建设学术研究的现状

三线建设因涉及国防安全，长期并未进入学术研讨的范畴。改革开放后国家对三线企业进行调整改造，学界开始关注此历史事件，近十年间相关学术成果呈现井喷的态势，俨然成为党史、国史研究的热点话题。三线建设研究在短时间内取得丰硕的成果，主要是因为其内涵与外延的丰富性，能够给学术研讨提供足够多的论域。就历史分期而言，三线建设的发端有着丰富的国内外背景，同时经历了1964年至1983年的建设时期和1983年至2006年的调整改造时期，部分企业在新时代继续承担着重要的国防科研和区域经济发展重任。就地域层面而言，三线建设有“大三线”与“小三线”之分，“大三线”建设主要在西南的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还有湘西、鄂西、豫西、晋西、粤北、桂北等，共涉及13个省区开展，“小三线”建设则主要在一线、二线地区的后方开展，可以说三线建设涉及除港澳台之外的所有省级行政区。就典型性而言，三线建设是国家面临战争威胁情况下的备战之举，有20世纪中后期国际冷战背景，充分展示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的运作机制，改革开放后深处内陆山区的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则充分显示了市场化转型的艰辛与阵痛。因此，三线建设具有跨越周期长、涉及面相广、参与人员多、典型意义突出等特点，使其成为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重要历史事件。同时，就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而言，无论在史料整理层面，理论建构层面，还是研究方法层面，三线建设学术研究都取得了较大进展，兹详述如下。

（一）多元立体史料体系的形成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尤其对于当代史而言，有大量多层次、多角度、详尽的历史记录可资利用，诚如李正华所言：“国史研究资料及种类之丰富是一些传统的历史学科所无法企及的，其对于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必将起到巨大促进作用。”当前三线建设学术研究已经形成了官方档案、报刊资料、民间文献、回忆资料和图像资料相结合的多元立体史料体系。

就官方档案而言，既有反映中共中央作出三线建设决策的高层文献，如陈夕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也有核心三线地区相关权威部门编纂的三线建设落地实施的资料汇编，如四川省党史系统编纂的二十余本《三线建设在四川》系列丛书；还有重点三线企业整理的企业史资料，如第二汽车厂厂志编辑室主编的《二汽建厂重要文件汇编》。徐有威和陈东林主编的十卷本《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也披露了一些相关档案资料。除此之外，官方和企业档案馆收藏的大量三线建设档案，部分可资查阅利用。

就报刊资料而言，三线建设因涉及国防战略大后方和军事工业，改革开放前主流官方媒体并未开展宣传报道，但企业在筹建过程中基于政治动员需要而自办诸多报刊，如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火线报》、第二汽车厂的《红卫战报》等；改革开放后除主流官媒对三线调整改造有深入报道外，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大多也都自办报刊，如上海“小三线”最大的企业八五钢厂即自办《八五通讯》和《八五团讯》。这些报刊不仅有宣传教育的功能，同时其连续性和日常性的特点，也成为研究者观察企业内部的窗口。

就民间文献而言，厂史厂志、日记、工作笔记、书信等资料的搜集近年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史志编纂热潮中，各三线企业几乎都编纂了各自的厂史厂志，这批基于原始档案编纂的厂史厂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三线建设者多是接受过一定教育、拥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产业工人和科研人员，其记录日常工作生活和心理情感的日记、工作笔记与书信是研究三线建设的重要资料，如原上海“小三线”新光金属厂厂长孟繁德、原甘肃省三线调整办公室主任宫保军的日记，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主任王春才的工作笔记，以及攀枝花市委党校等机构编辑的《攀枝花三线建设家书选》等文献，都可作为三线建设宏大叙事的补充材料。

就回忆资料而言，其包括回忆录和口述史两大类。回忆录既有公开出版的三线建设领导者如曾任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的程子华所撰写的《程子华回忆录》、钱敏所撰写的《钱敏回忆录》等，也有未公开出版的普通职工如上海“小三线”协作机械厂高球根的《勤奋·和善——五十年往事纪实》等，还有地方文史工作者和三线退休人员编辑的回忆录合集，如《三线风云》《卫东记忆》等。回忆录是作者个人独立回忆的反映，而口述史则是采访者与受访者互相激发的产物。近年来三线建设口述资料不断涌现，如《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工业建设：三线建设口述实录（1964—1980）》等。与其他已呈固定形态的史料相比，口述史属于典型的增量史料，在未来具有广阔的利用空间。

就图像资料而言，其可分为图像、影像和声音三大类，以视觉和听觉的方式留存历史。图像资料既有三线建设时期拍摄而成，如照片类《中国航空工业老照片》等，纪录片类《成昆铁路》等，声音类《快乐的斗车手》（六盘水煤炭基地歌曲）等；也有当下拍摄三线工业遗产的，如照片类的五卷本《重庆市三线建设掠影》等，纪录片类的《大三线》等。另外，有关“小三线”建设的同类文献纪录片和摄影集也层见叠出。图影像资料能够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现历史场景，对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培养“移情”能力至关重要。

可以说，三线建设的历史资料涉及各个层次（中央、地方、企业、个人）、不同地区（西南、西北、中南等三线受援地，东北、华北、华东等一线支援地及“小三线”地区）、不同类型（官方与民间、文字与图像），基本形成了立体综合的史料体系。

（二）理论建构实现历史与当下的良性互动

三线建设学术研究不仅在学术的内在理路上运用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作出学理化的阐释；而且能够为当下的社会现实和国家重大战略提供历史的经验与智慧。

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最大限度还原历史真相，并提出符合逻辑的历史解释。就历史事实而言，当前的研究已基本搭建了三线建设多面相的史实框架，如在决策起源上存在国防备战、区域平衡和反修防修等因素的考量；在建设方式上存在新建、迁建、扩建、续建、包建等模式；在参与群体上包括一线支援工人、农村轮换工、新招收知青和转业军人等群体；在涵盖领域上包括国防工业、基础工业、交通设施和科研院所等行业；在实施阶段上包括1964年至1966年、1969年至1971年两个高潮期，1967年至1968年停滞期，“五五计划”收尾期以及1983年至2006年的调整改造期；在建设经验上包括反思苏联模式、学习大庆经验、注重战争思维等资源；在调整改造上存在关、停、并、转、迁五种模式。可以说，早期的三线建设学术研究注重宏观历史层面的建构，而当下研究则注重从中观和微观的视角补充历史的“血肉”。

除了历史事实的建构外，三线建设学术研究还尝试多学科融合的学理化阐释。如以单位制视角分析三线企业的性质及与周边乡村的关系，进而得出其是介于城乡之间的特殊单位社会和文化孤岛的结论；从通婚圈和人际关系网络出发分析三线企业的内部结构，进而提出其具有典型的“标签化族群”特征；从城乡二元结构和身份政治的视角出发，分析三线移民行为选择中政治动员与理性抉择的关系；从经济发展的制度和社会成本出发，将三线建设的经济效益同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的成本开支联系起来；以博弈论的视角分析三线企业与周边公社、三线职工与周边农民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建筑设计和空间规划的视角，分析三线企业的集体空间单元及其所营造的集体主义生活方式。历史学的价值在于求真，更在于求解，对三线建设的学理化阐释有助于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和社会文化的建构方式。

事实上，学者对历史的认识和阐释与当下的现实和境遇密不可分，三线建设的学理化阐释既是为了理解三线建设的历史，也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服务于当今中国的发展。如学者们对三线建设时期中国所处国际“冷战”局势和周边安全威胁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动荡变革期下中国的应对之策；对三线建设与地方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当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优化生产力布局的内在逻辑；对三线建设期间以举国之力攻坚国防尖端武器的论述，有助于理解当前我国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由之路；对三线精神的梳理、归纳、总结、传播，有助于坚定“四个自信”，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对三线企业与周边乡村关系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当前我国开展的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战略的路径选择；对三线建设调整过程中利用外资的情况，可以深化我们对改革开放中对外开放这个层面的认识。

三线建设学术研究在阐述历史规律、理解当下实践外，还可以参与对现实世界的改造。改革开放后，三线建设调整改造使部分企业走出大山、易地搬迁，在原址留下大量工厂、建筑等工业遗产。当前，学界对三线工业遗产的概念、特点、产权等问题的研究为地方政府保护、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目前全国三线工业遗产已衍生出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休闲旅游度假区、文创产业园等多种开发利用模式，在保护工业遗产、留住三线人“乡愁”的同时，也尽可能地为地方社会经济创造出更多的效益，造福地方民众。

（三）研究视野与方法的不断创新

三线建设学术研究除了坚持历史学本位外，也是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等学科研究的重点，且后者在三线建设学术研究的中观和微观领域具有理论与方法上优势。因此，多学科参与共建，拓展研究视野与方法，开展跨学科研究，成为当前三线建设学术研究者的普遍共识。

在研究视野上，应致力于打通历时性与共识性，将宏观历史的结构、中观历史的局势和微观历史的事件结合起来。如三线建设不仅是中国应对国际“冷战”格局的应急之策，也是为了弥补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布局与国土空间失衡的不足，工业内迁也是各国面临战争威胁之际所采取的具有共性的措施，因此，用对比的视野分析三线建设与全面抗战时期工业内迁、20世纪末开启的西部大开发乃至二战时期苏联工业向东迁移的异同，可以深化对国防安全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知。同时，三线建设依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全能型政治社会结构而开展，尤其是国家面临战争威胁的情况下，体制机制的优势与弊端显现的更为充分；改革开放后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主要方向是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并使之朝市场化方向发展，三线企业的转型之路充分展现了中国改革的艰辛和复杂程度，三线建设作为典型历史事件可以打通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因此，不仅要将三线建设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年来的历史进程中考察，而且要置于中国与世界近现代史的整体脉络中考察。

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应致力于将田野调查与文献分析结合起来，借鉴“华南学派”的研究范式，在田野中寻找文献、阅读文献、理解文献。与古代史相比，当代中国史的实物材料俯仰皆是，为学者走入田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三线建设涉及两千余个大中型企业和科研机构，数百万名建设者，现存大量工业遗址，虽然学术研究以文献资料为基础，但理解文献资料需要走进历史现场，并对历史创造者进行口述访谈。如文献材料有大量“企业办社会”的描述，但只有走进具体的三线工厂，看到子弟学校、厂办医院、工人俱乐部、灯光球场、商店、银行、邮局乃至殡仪馆，方能理解三线职工对单位的依恋以及三线企业运行的高成本。同时，只有对历史当事者进行口述访谈，才能补充历史细节并拓展历史解释的思路。如贵州061基地在三线调整改造时期进行军转民尝试时面临的外汇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三线企业转型的过程与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关系。因此，只有走进田野观察所研究的对象，聆听历史当事人的讲述，才能使研究立足中国本土、中国经验，真正实现“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二、三线建设学术研究的特征

三线建设学术研究起步于改革开放之后的调整改造时期，并在近年来日益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究其原因，除了因为自身内涵的丰富性能够提供多元化的素材外，在加强“有组织科研”的背景下，三线建设学术研究还呈现出如下三个特点：学术共同体的组建、多学科的融合以及多群体的参与。

（一）学术共同体的组建

在学术团体方面，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成立，成为凝聚团结三线建设研究人员的重要平台；2022年四川省三线建设研究会成立，成为第一个省级层面三线建设研究学术团体；此外，在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如贵州凯里、重庆江津、重庆巴南等地，成立了地区性的三线建设研究会，自上而下覆盖全国的学术团体基本建立。在学术机构方面，2014年四川外国语大学成立三线建设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成为国内外第一家专门从事三线建设研究的机构；2018年上海大学成立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中心，2019年三峡大学成立三线建设研究中心，目前三线建设研究机构涵盖了重要的一线支援地和三线受援地。在学术交流方面，形成了一年一度的规模较大的全国三线建设学术研讨会，以及不定期举办具有鲜明主题的小型工作坊。近五年来，全国范围内已召开三线建设学术会议达9次之多，学术交流频繁，且已具备良好的运行机制。学术团体、学术机构和学术会议的良性发展为散布在全国的三线建设研究者产出、交流科研成果提供了便利，科研成果呈现日益繁荣的态势。

繁荣主要体现为三线建设学术论文发表和国家级项目资助越来越多。如果仅统计现名列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登载有关三线建设的文章，在1982至1990年有8篇，1991至2001年有16篇，2002至2012年有30篇，2013至2023年有144篇，近10年论文发表数量为前三个10年之和的2.6倍。同时，经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检索“三线”“三线建设”“小三线”等关键词，2013年之前共立项5个项目，而2013至2023年间则立项21个项目，且包括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此外，相关选题还成功申请了一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充足的科研经费保障了三线建设资料的充分发掘，进而推动产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按照“有组织科研”的方式运作是三线建设学术研究逐步繁荣的重要因素。

（二）多学科融合

三线建设作为新中国建设史上重大战略决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不断发掘其历史经验价值。因而，相关研究更需要多学科共同参与，融会贯通。目前，三线建设学术研究基本形成了以历史学为主体，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传播学、建筑学等多学科共同参与的研究格局，跨学科的研究成为共识。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促使三线建设学术研究在高层决策机制、工厂选址布局、单位社会特性、经济效益分析、政治动员技术、空间布局形态、工农关系变迁、历史记忆建构等具体细分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依据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检索2013年以来三线建设相关研究成果，并通过CiteSpace软件进行关键词分析，相关热点话题除主题词“三线建设”外，还涉及三线企业、工业布局、产业结构、“小三线”、工业化、城市化、川渝地区等。显而易见，无论聚焦哪个研究问题都需要利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予以阐释。如对三线工业布局与企业选址的研究，在掌握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还需要利用军事学理论分析三线工厂设址与“冷战”大环境的关系，利用地理学知识分析工厂空间布局与周边地理环境的关系，利用政治学原理分析中央、地方、企业、职工的四方博弈过程，利用经济学观点分析企业建设成本和横向协作的关系。通过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才能更好理解为何三线工业布局的原则是“靠山、分散、隐蔽、进洞”“大分散、小集中，多建小城镇”，以及看似矛盾的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在社会科学逐渐呈现历史学转向的当下，三线建设学术研究应当具有足够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推动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融合。

（三）多群体参与 

三线建设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多群体共同参与历史建构。这既有学术目标，也有宣传目标。因此，三线建设的历史建构往往会出现不同主体的多重叙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和国家给予“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评价。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三线建设，使一大批当时属于顶尖的军工企业、国有企业、科研院所来到西部，这些都是我们发展的宝贵财富。”2018年10月，“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被列为新时代中国民族精神、斗争精神之一。

三线调整改造完成后，遗留在内陆山区的工厂也成为重要的工业遗产。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各地方政府等均致力于保护、开发、利用三线工业遗产。相关部门兴建了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等一批博物馆、陈列馆、展览馆，将成昆铁路等一批重要的三线建设项目纳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工业遗产名录，地方政府开发了重庆涪陵816小镇等一批文旅项目，并被纳入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三线工业遗产的保护、开发、利用既是留住这段历史记忆最好的载体，同时也对地方文化旅游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历史的资政意义以及官方认知引导着学界的研究。当前三线建设学术研究的主体是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基于历史资料充分发掘基础上的学术研究取得了突出的进展，学者们对三线建设的评价也经历了由否定居多到以肯定为主的转变，并聚焦地缘政治变化与三线决策起源、全国工业布局与区域协调发展、三线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三线工业遗产与地方经济发展等领域，产出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一方面可以建构更加立体多元的三线建设历史面相，另一方面也服务于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以及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当事人的在场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大特色，当事者书写的历史构成了三线建设研究的重要一环。支援三线的“好人好马”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和科研人员，他们具有文化素质高、组织观念强、易接受新鲜事物等特点，这使其在新媒体时代不断发出历史亲历者的声音。以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为例，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末全国共有三线建设相关微信公众号43个，绝大多数为三线退休职工自营，共发表文章5561篇，累计1547.7万字。如微信视频号拥有11万粉丝的重庆万小磊，“走访记录了重庆地区三线建设的73个厂区，短视频已制作258个，整体视频播放量已接近4000万，平均每个视频的播放量达到15万”。当下，三线建设者在新媒体平台所发布的文章和视频，受关注程度和影响力都超出了学者的研究论文，俨然成为宣传三线建设的主力军。同时，学术界与三线建设者之间联系非常紧密，无论是学术共同体还是学术会议都有双方的人员参加，互相分享资料，交流心得体会。三线建设者以历史当事人的感受检视学界的研究成果，两者间形成良性互动。

三、三线建设学术研究的推进路径

近年来，三线建设研究虽然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但也面临一些困境和制约，突出表现为史料发掘与研究成果的高度同质化；学术对话交流不足，提出新问题的能力下降；学术研究存在碎片化倾向，且与现实的联系逐渐减弱。站在三线建设决策60周年之际，相关研究需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加强学术研究服务当下的意识；拓宽研究路径，发掘三线建设新的面相；加强理论创新，提出并解决真问题。

（一）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当代中国史研究与当下社会现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学的一项重要职能即知古鉴今。“一项优秀的史学研究应为我们理解当下人类的处境提供洞察力，为人类面临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提供回答，否则无法具有流传后世的生命力，也无法使历史学家担负起作为当代学术共同体一员所肩负的责任。”三线建设学术研究是推动理解当今社会现实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要求学界将唯物史观贯穿于研究工作的全过程，在追求历史真实的同时，提出合理阐释，为当今中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历史参照。

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进而影响学界对历史连贯性的认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三线建设亦大体以改革开放为界分为建设时期和调整改造时期，虽然两个阶段的社会经济环境不同，但都是三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以历史的、整体的、连贯的视角观察三线建设，打通两个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能以其调整改造的历史夸大三线建设的负面效应，也不能以建设时期的规划和设想否定三线调整改造的成果。

因此，三线建设学术研究应该既充分肯定其在改善我国工业布局、加强国防安全能力、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也实事求是地分析其在经济效益和投资回报率、企业选址和建筑设计、生产经营和职工福利等方面的不足。利用多元化的史料和视角，科学地、历史地评价三线建设，并置于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分析其“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唯有如此，才能建立起客观、理性、有说服力的解释和评价体系，总结出的经验教训才能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二）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三线建设学术研究起步较晚，在许多领域都存在拓展广度与深度的空间。当前三线建设学术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仍存在低水平重复的问题，究其原因，一为研究资料的同质化，二为研究视角的局限，三为研究方法的单一。只有在史料、视野和方法三方面同时发力，才能推动研究走向深入。

就历史资料而言，当前学界普遍存在重文字材料、轻口述材料，重官方档案、轻民间文献，重三线地区、轻一线地区的倾向。即便是支撑当前三线建设学术研究的官方档案，也主要是各部门的文书档案，财务档案、人事档案、技术档案利用率都非常低，史料来源渠道和类别的单一限制了学术研究视野的扩大。事实上，支撑三线建设时期国家调整工业布局的是两千余个大中型企业和数百万三线建设者，且按照条块分割的原则，各个行业、各个地区都需建立后方基地。因此，未来三线建设的史料发掘应从如下四个方面开展，以加强对中观与微观层面的三线企业和三线建设者的理解。一是注重口述史料的采集、整理与研究，弥补文字材料的不足，在宏大叙事的基础上建构历史的细节和血肉；二是注重民间文献的发掘与利用，在官方叙述的基础上，建构三线建设历史的多重面相；三是注重一线支援资料的搜集与研究，将三线企业与三线建设者的经历置于其完整生命史中考察；四是加强对企业档案尤其是人事、技术、财务档案的利用，以拓展研究论域。

就研究视角而言，当前三线建设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领域，对企业史、行业史、科技史、文化史、外交史、军事史、环境史等领域关注不足。事实上，三线建设是以举国体制开展的重大国防备战工程，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如当前学界集中探讨的是工矿企业内迁，而对于教育、科研院所、文化机构内迁关注不足；学界过多重视工厂、设备等有形资产转移，而对于图纸等技术资料、经验交流与行业培训等无形资产转移关注不足；学界集中探讨三线建设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于三线建设时期各行业各系统的内在发展脉络梳理不足。同时，当前学界对三线地区的研究亦不均衡，多集中于西南“大三线”和上海“小三线”，而对于西北、中南“大三线”和其他各省“小三线”研究相对较少。未来三线建设学术研究需要将视野下沉，改变当前“重整体、轻差别”“重三线、轻一线”“重主机厂、轻配套厂”“重工厂筹建，轻调整改造”的倾向，充分展示三线建设内部的差异性与多元化，并将三线建设同地方史、企业史、行业史结合起来，进行长时段考察，以凸显其各方面的意义与价值。

就研究方法而言，当前三线建设学术研究虽然已经形成了多学科共同参与的局面，不过仍存在重历史叙事、轻逻辑建构，重定性研究、轻量化分析等问题，社会科学的历史化有助于历史阐释的多元化，不过也对传统的以文字表述为主要特征的历史叙述方式带来挑战。因此，未来三线建设研究需要广泛借鉴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如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研究三线工业的区域分布，以形态类型学（Typo-morphology）分析三线单位的空间布局，以社会网络分析（SNA）研究企业内部的社会结构等，借助上述方法有助于直观、清晰地展示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同时，三线建设涉及多个行业、地区、企业和个体，在微观研究逐步深化之际，应加强宏观层面的量化分析，加深对各关联要素和因果机制的理解。

（三）加强理论的创新能力

当前三线建设学术研究的主要趋势是利用新史料阐述以往较少关注的历史面相，这当然属于学术创新的一种方式。不过，更重要的是能否提出新问题、新思想、新观点，即是否具备理论创新能力。新的理论创建可能有如下两条路径。一是以更多元化的视角和更丰富的材料，继续深化三线建设学术研究，提出新的认识；二是联系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和党的创新理论，追溯三线建设与当前中国重大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

就三线建设的历史进程而言，如果对比建设时期与调整改造时期的生产模式，可以发现建设时期由沿海迁往内地的三线企业在改革开放后，形成了与沿海企业的竞争，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因此，三线建设除了具备国防备战和工业平衡两个功能外，还涉及“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防安全的骨干式企业在全国范围内重组、备份、塑造竞争对手、提升产业能力的过程”。三线建设是中国独立自主探索工业发展道路的重要尝试，其所依赖的思想资源不仅有战争年代形成的战时经验，如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党的一元化领导等；也有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工业战线形成的鞍钢与大庆经验，如“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方式、勤俭节约的干打垒建筑、因地制宜的设计革命等；此外，甚至还借鉴了西方工业发展的经验模式，如托拉斯的企业组织形式、专业化协作的生产分工模式等。应当说，三线建设研究仍有许多领域等待开拓，只有打通“内史”与“外史”、历时性与共时性，才能够提出新的学术问题，产生新的学术思想。

就历史启示与借鉴意义而言，三线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环节，对当下中国经济社会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同时，从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出发，亦可反观三线建设的意义与价值。如分析三线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尤其是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走和平发展道路等特征之间的内在关系；“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间的逻辑连接；三线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备战思想和行动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统筹发展与安全等理念的影响；三线建设时期国防尖端武器的突破对以新型举国体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经验启示；三线建设时期对战略大后方的构建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期、新时代还是有一个大后方的概念”之间的历史传承等。因此，只有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结合起来，才能在三线建设学术研究中不断提出新问题和真问题。

结语

自1964年党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至今已过去一个甲子。经历了20年的建设时期、20年的调整改造时期和20年的学术研究热潮，三线建设的历史脉络已基本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三线建设“较大规模地改变了我国工业的布局，改变了三线地区比较落后的局面，为以后解决东西部经济发展差异，进行西部大开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建设史上的空前壮举”。

事实上，作为全方位拓展和深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难得契机，三线建设学术研究更应在已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在史料、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上开拓创新。因此，推进三线建设学术研究走向繁荣的路径或可对当代中国史学科体系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一方面，遵循学术的内在理路，加强当代中国史学科的史料积累、多学科阐释和多群体参与，以“有组织科研”推动当代中国史重要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要以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路打通历史与当下的联系，为国家重大战略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为民众理解当代中国提供有解释力的历史叙事。

责任编辑：戚裴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