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蒂·史密斯77岁了,她好像总不老。这张照片,是1975年,帕蒂·史密斯的第一张专辑Horses的封面,当时她不到30岁,穿一身中性的白衬衫吊带裤,清冷地看向镜头,这张专辑被《滚石》杂志尊为史上最伟大的百张专辑之一,她成为人们熟知的“朋克教母”。
但读过她的文字的人都知道,她骨子里始终是一个诗人。
在《奉献·白日梦》这本小书中,翻开第一页就会被帕蒂的才情吸引,她热爱电影、书籍,还在巴黎来了一次文艺之旅:
巴黎是一座不用地图就可以读懂的城市。沿着狭窄的德拉贡街——过去的坟墓街,曾有一尊威武的石龙——往下走,会在30号碰到一块纪念维克多·雨果的牌子。修道院街。克里斯蒂娜街。大奥古斯丁街7号,毕加索创作《格尔尼卡》的地方。
她也曾去加缪住过的房子,虔诚地翻看他的手稿。她拿起笔写作,“因为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活着。”
阳光洒在一张摆着烟灰缸、笔和稿纸的桌上。作家伏案,拿起笔,饰有一对抱冠狮鹫浮雕的厚重木门之外,那流动着的世界被遗忘了。房内是静止的,气氛却是紧张的,仿佛被扼住的号角声。
父亲的门
门外,一个小女孩趴在仿佛散发着红光的浮雕下。她想象着听到父亲的笔在纸上留下痕迹的声音。她小心翼翼地悄悄等待着,纸笔的摩擦声逐渐消失,接着他就会打开门,拉起她的手,下楼给她做热可可喝。
为什么一个人会强迫自己去写作?将自己和外界隔绝,包裹并沉醉于独处的状态,不管其他人的需要。弗吉尼亚·伍尔夫有自己的房间。普鲁斯特有紧闭的窗户。玛格丽特·杜拉斯有寂静无声的房子。狄兰·托马斯有朴素的棚屋。每个人都在找寻一种浇灌词句的洞穴。这些词句将征服未开发的处女地,打破未知的陈规,描绘无限可能。这些词句成就了《洛丽塔》《情人》,以及《鲜花圣母》。
每个人都有一摞摞的笔记,记录多年来失败的努力、委顿的狂喜,以及敲打写字板的焦虑声音。我们必须写作,置身多重的挑战和挣扎之中,就好像驯服一匹倔强的马驹。我们必须写作,必须有持久的努力和一定程度的牺牲:去洞见未来,回访童年,为了兴奋的读者们克制住想象力中愚蠢和可怖的一面。
还在巴黎的时候,我应阿尔伯特·加缪女儿凯瑟琳的邀请,造访他们一家在卢尔马兰的房子。我很少住到别人的家里去,虽然总会受到款待,但我会觉得受约束,有种无形的压力。我大多时候都偏爱酒店的匿名感。但这一次我接受了邀请,因为这是我的荣幸。在造访过西蒙娜的墓之后,我绕回了巴黎,登上了一列开往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火车,凯瑟琳的助理在那里等我,开车带我去卢尔马兰,他的好意与热情消除了我对访问的所有顾虑。
这座古老的别墅曾用来养蚕产丝,是加缪用诺贝尔奖奖金买下的,作为他们巴黎之外的家。我的小行李箱被拿到他曾经住过的房间。从房间的窗户望出去,很容易看出他为什么选择了这里。无尽的阳光,橄榄树林,光秃秃的土地上点缀着一片片黄色的野花,所有这一切看上去都很像他在阿尔及利亚老家的样子。
卢尔马兰风景
他的房间是他的避难所。就是在这里,他开始着手创作那本最终未完成的小说《第一个人》,在书里他回溯了自己的祖先,找回了自己的创世记。他在厚重的木门后面不被打扰地写作,门上刻着一对抱冠狮鹫。我能够想象小凯瑟琳的手指抚摸这些浮雕的样子,一心想要父亲开门出来。
加缪因致命车祸去世时我十四岁。在当时的新闻里,可以看到他孩子们的照片以及他的手提箱,在雨中的车祸现场被发现,其中就有他最后的手稿。能够在他曾经写作过的房间住一下,哪怕只是非常短暂的经历,也是莫大的荣幸。
这个房间里只有简单的家具。书架上放着他的一些书。三卷本的《欧仁·德拉克鲁瓦日记》,《高更书信集》和《穆罕默德生平》。《强暴民众》,谢尔盖·塔克霍坦恩讲述利用宣传工具对大众进行操控的冷峻著作。我在下楼前又去到窗口。越过窗前的田地,在柏树林之外,可以看到他和妻子合葬的墓地,他在墓碑上的名字已经被侵蚀掉了,好像大自然又写了一个她自己的故事一样。
凯瑟琳给我们做午餐,给我沏了一杯紫色的草药茶,说对我的慢性咳嗽有用。我们的对话亲切又自然,毫无尴尬。之后我和凯瑟琳、她的女儿以及小狗一起走进附近的田园。我们谈论树,并一一指认—柏树、冷杉、松树、小橄榄树、无花果树、结满樱桃的樱桃树,以及一株巨大的黎巴嫩香柏。小狗在田园里快乐奔跑的时候,她给我们摘了些樱桃。在散步将要结束的时候,她递给我一根开了黄花的细枝,是有着淡香的野花,名叫不凋花。
回来后,凯瑟琳的助理招呼我去楼下办公室,那是他们工作和处理公事的地方。办公室很朴素,但有一种安静的高效工作的气氛。他问我想不想看他最后的手稿。我非常惊讶,几乎说不出话来。
我被要求先洗手,我很虔敬地洗了手。
加缪的女儿进来了,把《第一个人》手稿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然后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让我和手稿有足够的在一起独处的感觉。之后的一个小时,我有机会一页一页地阅读这份手稿。这份手稿曾经在他的手中,从每一页都能感受到他对主题毫不动摇的坚持。读过这份手稿的人会忍不住感谢上帝给了加缪如此准确又谨慎的笔。
写字桌,纽约
我小心翼翼地翻页,为每一页的美而感叹。最初的一百页是有水印的,加缪的名字镌刻在左边,剩下的没有这样的署名,好像他有点疲于见到自己的名字了。有些页面被他笃定的批注点缀,有精心改过的语句和被干脆划掉的部分。读者可以感受到一种专注的使命感,以及写作最后一段的那些文字时他快速跳动的心脏,这是他所写下的最后的文字。
我欠了凯瑟琳太多,因为她居然让我看了她父亲的手稿,我准备在这珍贵的时刻全神贯注,对其他别的什么都不关心。但我慢慢发现我的注意力又产生了一种熟悉的变化。正是这种冲动阻止我全神贯注于一件艺术品,拖着我从钟爱的博物馆离开、回到自己的书桌前,催促我合上《天真与经验之歌》而想要自己去体验。就像布莱克一样,对于神圣的一瞥也可以造就诗篇。
这就是一部作品所拥有的决定性力量:对行动的召唤。而我,一次又一次地,克服所有障碍去回应它。
我眼前的语言美丽发光。我的手在颤抖。仿佛心里充满了秘密,我有种冲动,想要跳起来,爬上楼,关上那扇曾属于他的厚重的门,坐到我自己的稿纸面前,开始写我自己故事的开头。这像是一种没有负罪感的亵渎。
我把手指放在最后一页上。凯瑟琳和我注视着彼此,什么都没说。我把手稿交给她,带着一种关系终结的遗憾。我从桌子边站起来,还没有喝完的紫色草药茶已经凉了,那束不凋花已被留在身后。
我闲逛进小镇,我想象着加缪从桌边站起,不情愿地离开他的作品。这一切被一个幽灵样的小女孩看在眼里,他走下楼梯,沿着我所走的这条路,走过了钟楼上铭刻的拉丁文:过去的时间吞噬我们。他走过同样的这条石板路,在榆树咖啡同样的位置坐下。他点燃一根烟,然后喝了一杯咖啡,沉浸在村镇的嘈杂声中。远处有长满勿忘我的山丘、杏树,和蓝色的阿尔及利亚式天空。很快,他的思绪会从这些愉快的谈话中抽离,回到他的避难所,去处理某个还没解决的修辞问题。
帕蒂·史密斯
事物在缓慢移动,我的衣兜里有一支铅笔。
我的任务是什么?写一篇在很多层面上可以引起人共鸣的故事,就像一个寓言,不掺杂任何投机取巧的东西。
我的梦想是什么?去写一篇很精美的文章,比我自己更好的存在,来证明我的尝试和轻率行为是有价值的。用一连串文字,来为上帝的存在提供证据。
我为什么要写?我的手指像唱针一样,在空白的空气中寻找着问题的痕迹。这是自年轻时代便被摆在我面前的熟悉的谜,远离玩耍、朋友和爱,被文字捆绑,在一拍节奏之外。
我们为什么要写作?合唱声响起。
因为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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