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对于所谓的忠诚有时是很矛盾的。春秋时期，郑历公曾长期流亡在外，大臣傅瑕帮他复位，可他复位后第一件事，便是杀死傅瑕，他认为傅瑕的行为是对前任君主的背叛。但他又责怪另一位大臣原繁在他流亡期间，不曾设法使他回国。面对这种无理的责难，原繁只好无奈地自杀了。
我们有时想当然地认为古代皇帝说一不二，其实不然。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想要迁都洛阳，就受到权贵大臣的极力阻挠，为了顺利迁都，他不得不率军假装征讨南齐，乘大军疲惫不堪时，提出要么继续南征，要么就迁都洛阳，众人只好妥协答应迁都之事。
古人行事往往囿于惯例，又常常将特例当作常态。一次，拓跋宏想御驾亲征，臣子便以天子不亲征的惯例加以反对，又援引曹操、谢玄以少胜多的例子，认为胜负不在人数的多少。拓跋宏并非等闲之辈，他一下子看出了臣子的逻辑破绽，反驳道：“必若王者不当亲戎，则先王制革辂，何所施也？魏武之胜，盖由仗顺，苻氏之败，亦由失政。岂寡必能胜众，弱必能制强邪？”便将臣子怼得哑口无言。
刑罚本是为了惩戒违法犯罪的人，恰到好处即可。可是有些官吏为了博取虚名获得升迁，便以严刑酷罚为能事，以彰显所谓的“大公无私”。这样一来，就算皇帝十分仁慈，也会出现“尧、舜止一人，而桀、纣以千百”的尴尬局面。
皇帝作为一国之主，日理万机往往是常态，但太“勤政”则未必是好事，对其个人而言是太过劳神伤身，对于国家而言，苛察太过，人为干预太甚，也不是好事，有臣子劝谏拓跋宏“垂拱而治”，就说得很好：“陛下耳听法音，目玩坟典，口对百辟，心虞万机，景昃而食，夜分而寝。加以孝思之至，随时而深，文章之业，日成篇卷。虽睿明所用，未足为烦，然非所以啬神养性，保无疆之祚也。伏愿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
魏晋南北朝盛行门阀制度，北魏也不例外，取士多于高门之中。韩显宗批评说，所取之士“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对国家有害无利，认为“苟有其才，虽屠钓奴虏，圣王不耻以为臣；苟非其才，虽三后之胤坠于皂隶矣”，摒弃了门第之见，唯才是举。
古代城市，不同阶层的人不可杂处。士大夫自然不可和工伎杂处，而同样是当官的，还要分出族类高低，因为“夫官位无常，朝荣夕悴”，如果不加区别，则“衣冠、皂隶不日同处矣”。不能杂处的原因，大概是阶层歧视罢了，但他们却说得冠冕堂皇：工伎之家习士人风礼，百年难成，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态，一朝而就。是以仲尼称里仁之美，孟母勤三徙之训。
南北朝时期，南朝喜欢以中华正统自居，北魏韩显宗便说：“南人昔有淮北之地，自比中华，侨置郡县。”
